最近，30具古人类遗骸在广州市增城石滩镇金兰寺遗址重见天日，“考古热”再一次在广州掀起高潮。另一边，大规模储藏窖穴在黄埔陂头岭遗址的发现，刷新了人们对广州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南越国时期人类生活的认知。

仅去年一年，广州的田野考古就涉及214宗考古项目、勘探面积达131万平方米，发掘324座古墓葬，出土文物3525件套。汉代陶灯、唐代铜钱、宋代奁盒、清代发簪……一件件考古文物勾勒出广州千百年来的生活图景。

广州2020年田野考古涉及214宗考古项目。

“考古热”的出现，既昭示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也迎合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广州历年来的考古成果在填补岭南历史空白、佐证海丝交往的同时，诠释了广州包容开放、低调务实的文化性格如何发端，揭示湾区城市同根同源、连气同枝的历史根源，为文化自信铸就坚实的根基。

广州考古“考”出了什么？

在酸性土壤的岭南地区，人骨很难保存，这也是此次金兰寺遗址出土的骨骸令人惊喜的原因。识骨寻踪，保存下来的骨骸将展示4000年前后在金兰寺遗址附近的人类活动信息，揭秘他们如何饮食、如何生存、又如何死去。

这也是考古的意义。如果说历史文献记载是人们了解历史的一条线索，那么考古实证是另一条。将地下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考古能够证史、纠史、补史，乃至写史。

一直以来，中国的文明探源以中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中心。这与北方出土的文物体型更大、保存更完整、数量更丰富，拥有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有关。但从文化的多元性来讲，全国各地的遗址考古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珠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发展区域。自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开评以来，广州地区已有三项考古发现入选，分别为中山四路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御苑遗迹与广州大学城南汉二陵，加上1990年以前发掘的西汉南越王墓，这四项考古发现代表了广州考古发现在全国的影响力。

南汉二陵博物馆展览着广州历年来的考古成果。

自2016年以来，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勘探的考古项目约1500个，发掘项目50余个，时间跨度涵盖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至清末民国。这些考古还原构建了岭南本地的历史，为研究珠江口地区古代人类社会活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考古理清了岭南地区人类的居住脉络。”有着丰富考古经验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西兵分析道，“从考古发现来看，岭南地区的人类基本沿流溪河、增江顺河流分布。宋代时的广州城其实位于海边，如南部的南沙等区域，是后期河流泥沙淤积才形成的，几乎没有遗址遗存。”

广州“朋友圈”自古就很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广州的考古出土文物来看，市井气息浓厚、交流区域广阔、海洋商贸发达等特征古已有之。

考古往往能发现比历史文献记载更加生动的历史场景。在南汉二陵博物馆里，一件2003年在执信中学地块上出土的陶灶还原了东汉时期的厨房一角：灶台置于宽敞的地台上，灶门前，一只家犬卷尾仰头，与匍匐在挡火墙上的壁虎相望，极富生活气息。

在易西兵看来，这是广州考古文物生活气息浓厚的一件代表作。“在北方所见文物多是高大楼阁，但在广州、岭南，文物造型往往更为小巧，有着浓浓市井气息。且这里远离政治中心，所受束缚相对较少，创作更趋多元。”他认为这种城市气质从古延续至今，“除了移民城市，一座城市的城市特质和文化特质，肯定能在历史上找到它的根源。”

南汉二陵博物馆藏陶牛。

另一件陈列在广州考古文物展入口处的牙璋，则讲述了另一段湾区同根同源、连气同枝的故事。这两枚出土于墨依山遗址的玉牙璋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首次在年代明确的墓葬遗迹中清理出土的玉牙璋，而在东莞村头、南沙鹿颈村、增城排墩岭以及香港大湾遗址中都曾出土过类似的文物。

牙璋作为一种礼器，在珠江流域多地出现，意味着几千年前各地共同遵循相类的文化传统。易西兵认为，这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源、民俗相近、人员相亲的实证。

此外，牙璋被认为起源于黄河流域二里头文化，是二里头遗址的代表性出土文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物质象征，而牙璋出现在珠江流域，直观上便能感知到，几千年前，黄河流域与珠江流域已经有了互动与交流，从而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地处南海之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州考古中也出现了不少域外元素和“舶来品”。西汉时期的陶俑坐灯以胡人形象为饰，这意味着在汉代，已有外国人在广州从事奴役或其他工作。在广州的越秀、荔湾、天河、番禺，都曾出土由水晶、玛瑙、玻璃等材质串成的珠饰，鲜艳的孔雀蓝釉陶器昭示着历史上广州与海外国家频繁的商贸往来。海陆文明的交融，也让岭南文化纳入了海洋文化的开放和开拓。

考古成为新“网红”

从豫博文创产品“考古盲盒”的一盒难求，到四川三星堆的“再醒惊天下”，近年来，考古相关的内容一次又一次被刷上热搜，占据“C位”。不难发现，作为小众行业的考古行业，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广州金兰寺遗址和陂头岭遗址的“刷屏”并不是意外。

汉代陶鸮形五联罐。出土于广州广钢新城。

易西兵分析，广州地区“考古热”的出现，一是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二是随着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

考古往往是抢救性发掘。依照《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要求，土地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规定先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这意味着城市建设范围到了哪里，考古工作也就到哪里。

近年来，广州城市建设工程项目如雨后春笋，考古工作随之加班加点地进行，发掘项目数量多。另一方面，考古文物作为文化精神层面的内容，在公众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文化素养提升后，成为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养分”。

观文物，知历史。考古让城市记忆丰满，让历史故事鲜活。

“考古对于增强历史限度、丰富历史内涵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易西兵表示，考古通过挖掘深厚的文化积淀、对城市气质追根溯源、展示了城市的发展路径，为广州文化自信奠下根基。

低调务实的性格、包容开放的气质，广州的文化基因由考古剥茧抽丝、逐渐明晰。鉴古知今。探索岭南文化的源头、理清发展脉络，为当下城市发展的定位和路径锚定方向，考古与历史研究的意义莫过于此。

（原题《广州考古频出新，唤醒了哪些沉睡的秘密？》）

编辑 秦天 审读 刘春生 审核 张雪松 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