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

1941年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成立民运委员会。民运队到龙华、布吉、石岩、观澜等地开展工作，在深圳地区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成立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群众组织，组建抗日自卫队总队。

1月，遵照中共东江前线特委的指示，撤销中共宝安县工委，成立中共宝安县委，书记刘汝琛，组织部长苏伟民，宣传部长杨凡。县委机关先后驻扎雪竹径、赤岭头、樟坑、南头、西乡等地。

3月至4月，在人民抗日武装的直接领导和地方党委的配合下，布吉乡、龙华乡、民治乡3个抗日民主政府先后成立，布吉乡长曾鸿文，龙华乡长卓凤康，民治乡长钟福祥。

5月，区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龙华联乡办事处成立，主任陈坤。

同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从30多人发展到300余人，共编成3个中队，组织8个民兵（抗日自卫）中队，初步建立了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6月至9月，驻深圳地区日军先后出动2000多人，8次“扫荡”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王作尧、周伯明指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和抗日自卫队奋勇反击，根据地部队在油松、望天湖、龙塘、水黄田、牛地埔、狮头岭、弓村、坂田、马鞍塘等地进行伏击战、阻击战、袭击战，共歼日军100多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12月5日至8日，茜坑、马鞍岭抗日自卫队在日军向香港进攻前，连续几个晚上袭扰驻坑梓、坪山、葵涌的日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铁路中队在乌石岩至龙华、布吉公路沿线，袭击向香港开进的日军后续部队，毙伤日军30余人，缴获战马4匹，军用物资一批。12月9日，曾鸿文、黄高阳、周伯明等率领武工队，紧随日军之后进入新界、元朗、南涌、鹿颈一带开展活动。11日，茜坑、马鞍岭抗日自卫队也尾随日军，进入西贡半岛的赤径、企岭下、深涌湾一带活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抗战以来，香港集中了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著名学者、教授、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等，他们推动了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带来了香港抗战文化的繁荣。日军侵占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在全香港进行地毯式的大搜查，妄图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一网打尽，其处境极为危急。

中共中央对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安全极为关注。12月，周恩来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等人，在分析形势后，作出周密安排。电文指出：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香港工作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他还提出：“对这部分人，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能去琼崖、东江游击队则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或打游击的，转入内地。”

根据中央指示，年底，广东党组织布置营救香港沦陷后滞留在港的大批著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工作，在香港湾仔和宝安白石龙村成立了指挥部，并确定开辟和恢复水陆两路秘密交通线：水路由九龙至西贡，从海上到大鹏湾至惠阳，由蔡国梁负责；陆路由九龙至元朗，渡深圳河至宝安，由何鼎华负责。曾生在白石龙负责接待工作，梁鸿钧负责部队的军事指挥，王作尧负责从港九至游击区交通线的警戒和护送工作。经过紧张的营救，茅盾、邹韬奋等一大批文化人士，经九龙、元朗，越过日军封锁线，从落马洲经赤尾、梅林，安全撤到宝安白石龙根据地。少数爱国人士则从九龙西贡半岛深涌湾乘船到宝安的沙鱼涌登岸，再经田心到惠阳茶园。何香凝、柳亚子等被直接护送到汕尾港，还有10多名文化界人士经长洲岛被护送到澳门，再转到大后方。这次秘密大营救，共抢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此外，还抢救了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等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和英美印等籍的国际友人近百人。

茅盾在《脱险杂记》一文中称这次营救工作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次营救,及时保护了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对进一步密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关系,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加强全民族的抗日团结,具有深远意义。深圳地区党组织在这次营救行动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大事记（1924-1978）》《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一卷）》 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 栏目整理：赵鑫）

（原标题《开展香港秘密大营救（1941年）》）

编辑 李林夕 审读 刘春生 审核 詹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