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你好，安然！

我的姐姐，这事竟然发生在2021年？也只能在2021年了。2001年不可能，1921年也不可能。2001年没有弟弟，1921年有很多弟弟，当然也可能直接略过了姐姐。

《我的姐姐》这部电影的主线，围绕作为正在备考研究生的姐姐安然面临父母突然车祸离世、留下了年方6岁尚不太熟悉的弟弟的伦理困境展开。眼泪和欢笑、拒绝和接受、逃避和坚守、爱情和亲情、个人和家庭、理智和情感，瞬间燃成一个巨大的漩涡，让人意难平、情难尽。

电影开放性的结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坊间爆炸式的吐槽。接着这一波一波的涟漪，我们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当下中国社会里个人和家庭、传统和现代、性别平等与父权制度的关系，特别是聊一聊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女性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男性同盟的缔结。

《我的姐姐》剧照

“卑微到尘埃，能否开出花来？”

最近《我的姐姐》和《你好，李焕英》的大热，使我想起来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丽莎访谈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三代丝绸厂女工的经典之作——《另类现代性》。在国家早期革命英雄主义和后期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宏大话语的裂缝里，这些普通工人从女性视角来书写属于自己、属于常人生活的现代性想象。

这两部电影都是女性导演女性主演，从琐细处叙述以女性为主体的平凡生活，却引起炸裂式的轰动。这和那些抒发男性视角下宏大国家话语的《战狼》式影片、资本怒潮下众多泛娱乐化的影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宏大国家话语体系和密不透风资本丛林的全覆盖下，普通女性的现实生活在这片坚硬的土地上形成了缝隙，这些缝隙在默默的爆裂，在活泼的延展，在飒飒的生长。

电影的主线用大量的细节，展示了姐姐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所遭受的诸多不公，同时从侧面展现了姑妈作为女性的苦难、持续性牺牲与母职惩罚。这就是大多数女性的现实生活，姑妈是被父权制度双重压榨的悲催女性，在娘家，一切以弟弟为中心，她多次被迫放弃自己的个人成长，放弃上大学；婚后在婆家，相夫教子，服侍残疾丈夫，同时还在为娘家牺牲，为了帮助弟弟养育女儿，放弃了出国发展。生活就像片中的俄罗斯套娃，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她就困在最黑暗最狭窄的最内核。而光在哪里？在哪里？

影片中还出现过一个妊娠子痫、生命垂危的孕妇，两个懵懂的女儿在身后蹒跚。“我的姐姐”奋力狂奔、拼命拦下，劝说保大人弃胎儿，全身包裹的孕妇躺在手术车上弱弱地说“我要生（儿子）”。此时，万千观众谁又想把自己绑在这个在爱的名义下伟大圣洁的往生之车上呢？至少在科技发达的和平年代，理性的光辉温暖且迷人。

做自己，做女性，我命由我不由天，与这个“世界”过过招，它不香吗？

《我的姐姐》剧照

“长姐如母”的道德陷阱

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传统儒家父权思想是传统家庭的灵魂，实行以仁爱为核心的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男性家长在爱的名义下，统领妻儿，沿着父系传承开枝散叶，绵延香火。女性被期望要嫁个好人家，托付终身，结婚生子，养老送终，她需要在家庭的私领域里无酬照料老人和小孩，在娘家和婆家双重付出。

片中的姑妈叫人心疼，她被迫放弃了考上大学俄语系的机会，让考上中专的弟弟到外面的世界追逐理想，“我把读书机会让给你爸爸，你奶奶说什么都要优先你爸爸，你什么都不要想了。”她的梦想破碎了。“我的姐姐”走后，姑姑茫然对着二十年前买的俄罗斯套娃，层层叠叠密不透风的套娃，呢喃了三句也许是少女时代学习的俄语，“你好”、“谢谢”、“再见”。其实，她从未忘记自己的牺牲、自己的梦想，只是伤害太深，有时就成了习惯，成了空气和水。没有女性生下来就是姐姐，她是父权制度套娃塑模的一个又一个姐姐。

姑妈没有忘记，小时候奶奶偏爱爸爸，趁姑妈睡着，半夜偷偷喊爸爸起来吃西瓜。而在现实中，姑妈把西瓜中心的甜瓤挖给安然吃，自己坐在小凳子上啃瓜皮。片中还有一个情节耐人寻味，咖啡店里，她怒冲冲把“我的姐姐”点的咖啡倒进随身带的容器，顺势舔了杯沿上最后一滴，颗粒尽收。这个“长姐”需要照顾的人太多，瘫痪在床的丈夫，自己的女儿和儿子，还有弟弟一家。“长姐如母”从来只有牺牲和义务，“长姐如母”从来没有权利和嘉奖。

这样深受父权戕害的女性，也是传统父权制度的天然捍卫者——我这样，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姑父突发疾病被送医院，姑妈自然选择差使女儿，拿东西看店，而儿子却只用做自己。面对同样出生在重男轻女家庭的侄女，最初她也希望这个花季少女的“长姐”重复她的牺牲与责任。姑妈是否忘记了，弟弟一家想要生男孩，让“我的姐姐”假装瘸腿以获得二孩资格，一计不成，又让“我的姐姐”长期寄居在姑妈家。从上大学起，倔强的安然就自己挣钱付学费和生活费。而生活在蜜罐子里的弟弟整天吃妈妈做的肉包子，爸爸做的红烧肉，而姐姐只能吃到爸爸做的“笋子烧肉”——因为不愿意装瘸而遭受一顿拳打脚踢。所以姐弟两人真的不熟，弟弟惊呼，“我的爸爸和你的爸爸好像是两个人。”

父母刚刚撒手人寰，家人们希望安然把自己名下唯一的一套学区房过户给6岁的弟弟，放弃考研，抚养弟弟。面对奋起抗争的“我的姐姐”，大伯公拍案而起，用“爱”的名义作威作恶，举手想要掌服这个目无尊长的父权制度反叛者。当父母双亡，这个被父权制歧视和逐出家门的女性却被要求回家抚养父权制的唯一香火——未成年的弟弟。这是个笑话吗？

和姑妈不一样，“我的姐姐”是新一代的女性，她是抗争的女性，她追求的是独立和个人发展，而不是无谓的牺牲和愚孝。

《我的姐姐》剧照

形成中的女性共同体

在中国的现代化高歌猛进，引领全球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女性的独立和觉醒也和全球女性性别平权的推进同步。影片中姑妈的俄罗斯套娃底座丢了，不稳固了，有缝隙了。看到“我的姐姐”的挣扎，再看看浓缩自己牺牲和梦想的套娃，姑姑最终决定不要再让下一代的女性，重复自己的路，她说，“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从层层套娃中，她挑出一只，独立桌面，下面空出来，上面发着光，独立的女人是有光的。

女人不一定要为难女人，女人可以帮助女人。支持和帮助女性走出父权制的枷锁的，是同样受过苦难的女性，因为她们最了解自己的苦难。当“我的姐姐”奋力想要阻止妊娠子痫的孕妇去生育时，确保孕妇的丈夫和婆婆推倒，姑妈没有劝阻安然，而是和“我的姐姐”站在一起。

当女性成为主体，女性来写女性的故事，女性来导演女性的故事，女性明白，女性之间不一定就是嫉妒倾轧，飞短流长，女性之间更有最深切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是男性视角力有未逮、难以触及、也不太愿意触及到的。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指出，在父权制社会，作为权力的拥有者，男性通过同性社会（homosocial）欲望结成同性社会共同体，边缘化男同性恋者，把女性视为分散、卑微、低下的客体和对象，形成了男性凝视。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各国女性在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取得的成就，她们坚定地走在独立的道路上，她们意识到男性凝视下作为她者和客体的分散的女性，她们慢慢意识到和决定，在男性共同体的另一边，女性不需要是被凝视的、分散、相互嫉妒和传播谣言的她者。女性可以成为主体，可以的，而且可以结成主体的共同体。影片中，因为目睹垂危产妇以命相搏来生儿子，“我的姐姐”和一向不和的女医生，心有戚戚，泪目相拥。不仅不同代际的女性可以团结起来，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的女性，各种各样的女性都可以走到一起。

五湖四海的女性们，五颜六色的女性们，团结起来，做自己，做自己的共同体。

《我的姐姐》剧照

不再是她者的姐姐和不再是父权继承人的弟弟

最后，“我的姐姐”在父母的坟前痛哭，烧了那个盖有大红印章的残疾证明。那是父权制的合法身份证明的背书，这个红章定义了姐姐是残缺者，是她者，是卑微者，是为弟弟而生的姐姐。那个残缺的她者死了，狂风暴雨中，在峰峦层叠的墓群中，姐姐凤凰涅槃，向死而生。宾格的姐姐成为了主格的安然。

安然终于和父母、和自己和解了。但是这个和解不是向传统父权制度屈服，让亲情无原则的高于一切。这个和解是一种超越，瓦解了这个合法性证明以及证明背后的父权；安然不再被他人定义，自己定义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成为了真正的主体性。在此之前，也就是电影的90%的部分，是“我的姐姐”在抗争被父权制度定义为她者和客体的心碎历程。

这部电影中的男性角色好像都有些缺陷，拿表妹当沙包的“表哥”、偷看侄女洗澡的“姑父”、“重男轻女”的父亲、游手好闲的“舅舅”等等。这恰恰从反面告诉我们一个现代男性的形象不应该是什么。但是我想，最大的希望恰恰就在年轻一代的男性身上。

弟弟是父权制下的主体和继承人，他说家里一切都是自己的，姐姐也要听自己的话，千方百计挫败姐姐想要送养自己的计划。谁愿意自己从主体变成他者，从主人变成宝宝呢？在共同的生活，冲突、和解、试探人性的底线的过程中，他和姐姐和解了，发展出一种平等、亲密的关系，尊重和支持姐姐决定，他还小，但是他成为了具有温暖人性、丰富内心和细腻质感的现代新新男性。尊重姐姐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成为姐姐的负担，就像王源唱的“哦，姐姐，你去飞啊”。

新一代的男性和女性不必要重复父母亲、和姑妈的崎岖人生，不需要把自己的幸福和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牺牲和悲痛之上，她们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成全。遵从人性、关爱家庭不应该凌驾在性别平等之上，平等本身就是尊重人性。现代女性是宣扬尊重性别平等的女性，而现代男性也只能是宣扬尊重性别平等的男性。正如罗丽莎在改革开放前期所说，性别议题是中国现代化想象的核心议题。在今天，宣扬和推动性别平等，现代男性和现代女性才能真正得以诞生，这正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我的姐姐》剧照

最后的思考

电影的结尾，也许很多人会希望姐姐在领养协议上签字，与原生家庭彻底决裂，追求个人生活。但是这个决定难以去做的原因是，领养家庭一定程度上违反人性的附加条件，一个5岁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情感、记忆和思考，这是抹不去的生命记号。追求个人独立，追求性别平等当然不是无视人性。

人生就是一场挣扎，这场挣扎中有无数的斗争和妥协，投降和放弃绝不是真正的妥协，真正的妥协是尊重人性，平等对待个体，绝不牺牲个体，而是用高度的智慧、尊重和爱心兼顾不同个人的诉求和利益。片中这个开放性的结局告诉我们，这就是你我TA的日常生活，我们是生活的主人，最后的决定权在我们，没有人有权力决定我们的生活，导演和编剧都不能。

这个决定不是姐姐一个人决定的，是要姐姐和弟弟一起决定，这个决定需要的是平等、尊重、智慧和协商，而不是单方面的牺牲、奉献和压榨。人生的决定不是简单的对错好坏，人生不是只有一种选择，我们希望可以去学习去用智慧和耐心去选择一个相对兼顾多方诉求的选项。

在当下的中国，性别议题往往戳中万千常人的痛点，要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道阻且长，漫漫更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个吾是作为主体的新时代的女性和男性，是千千万个你我TA。

沿着儒家的五常和近代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以及许倬云先生对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阐述，和西方个人主义不同，中国人的精神内核稳稳端坐在于家庭和类家庭的种种复杂关系中。作为2021年的新新女性，“我的姐姐”，不，安然，她站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之间，站着个人和家庭之间，她勇敢追求个人的前进，不惜和优质男友决裂，弃之如敝屣，但却难以对年幼的弟弟撒手不管，不闻不问，这是基本的人性，这是伦理的困境。

现代的性别问题深深根植于家庭和传统之中，性别议题的推进需要男女两性的理解、尊重和包容，而不是单方面的牺牲、猜忌和指责；需要最大的智慧和耐心去理开这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乱麻，去揭开这重重叠叠密不透风的套娃。我们的传统太沉重，有数千年之重，站在今天，与传统和解、决裂、还是超越？这，是个难题。

我们的传统太沉重，已千年重，我们的现代很年青，才百年青。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需要我们自己来书写，也只有我们自己来书写。

枯坐斗室，放眼寰宇，我们的世界经历太多的伤痛、撕裂、猜忌、倒退、激进和极端。世界政治如此，我们的性别议题，还有其他很多议题也大体如此。可是，我们想要的不是理性、讨论、和平、团结和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