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并不在于什么“经济学帝国主义”，而是在于，无论哪个学科，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手段-目的分析框架，这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可以对此作出贡献。

多年以来，经济学者挟经济学强大的解释力，不断对其他领域的内容发言。如，经济学越来越渗透到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领域。其他学科的学者中，有人感觉到很受启发，但另一些人则对经济学者的做法很反感，并斥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批判“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种常见论调是：“当经济学家志得意满地开疆拓土，扩张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时，反而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因为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单一的经济逻辑，会严重地遮蔽其他学科的思考维度。”

对经济学渗透到其他领域的指责，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经济学从没有试图修改这些学科的价值判断框架。经济学的渗透，主要是为这些学科提供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的分析，也就是，分析人们所采取的手段，是否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正是经济学的本分，并不是什么扩张势力范围、学术帝国主义，也不存在“严重地遮蔽其他学科的思考维度”的问题。

并且，这些学科本身，确实缺乏手段-目的分析框架。引入经济学来补充，有什么不好呢？

经济学和法学，就是这样的关系。

例如，以前刑法中有投机倒把罪，像长途贩运这样的商业行为，今天被视为天经地义，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那可是犯罪。立法者的本意是好的，以为禁止投机倒把可以让人们不牟利，然后一心为他人造福。

但是经济学分析指出，禁止投机倒把，人们是没有牟利的机会了，可是他们也没有造福他人的动机和途径了。因为，长途贩运有风险，如果没有足够的风险补偿，就不会有人去远方把消费者急需的产品运过来。普通人只看到冒风险成功的人获得了巨利，却没有看到，没成功的那些人亏得很惨。总体上看，所谓的投机倒把，考虑到风险因素，其实也只是赚取平均利润。

法学本身并没有平均利润、风险补偿等概念，法学学者要看到投机倒把罪的错误，就需要经济学框架的帮助。由于经常需要用到手段-目的分析，相比起来，法学对经济学的需求更迫切一些，所以法学学者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责难是最少的。

历史学家中，也常常会得出一些结论，用经济学框架一看，就是错的。

例如，历史学者中流行一种说法，说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黑死病，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悲剧，但同时也催生了工业革命，因为欧洲劳动力少了，就需要发展科技来替代劳动力。

好的经济学家当然能一眼看出这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学上，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口多，只要市场得到发育，分工就可以更精细，这更有利于科技的发展。工业革命得以在欧洲发生的原因，不是因为劳动力少了，而是因为教会对思想和经济的管制维持不下去了，这才有科技大爆发。

按历史学者的说法，人口越少越利于科技发展，那么，逻辑上，不断减少人口就能不断推动科技发展了，这显然是荒唐的。

不过，经济学渗透到其他领域，也确实有其负面影响。最大的负面影响在于，当经济学发展走偏的时候，也会带偏其他学科。

例如，经济学界在对垄断的认识上，就走了大弯路，这也带偏了法学界。

主流经济学界判断垄断，都是从市场占有率、规模，以及是否“妨碍竞争”来判断的。他们错误地认为，“垄断企业”的某些行为是不利于消费者的。

欧美法学界传统上比较强调权利原则。他们本来是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行政垄断才是需要消除的，行政垄断限制了其他人的经营自由；而市场中的所谓“垄断”，从权利的角度并没有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要慎重对待。

所以重点并不在于什么“经济学帝国主义”，而是在于，无论哪个学科，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手段-目的分析框架，这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可以对此作出贡献。（作者系财经学者）

（原标题《“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是与非》）

编辑 刘彦 审读 吴剑林 审核 张雪松 李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