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晨，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90岁。他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长期执掌著名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并有著作《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知道》《八十溯往》《最后的晚餐》《也无风雨也无晴》等。消息传来，出版界人士纷纷哀恸悼念。记者联系采访数位媒体、出版界人士，他们眼中，沈昌文从银楼小学徒，到出版社校对员，再到编辑部主任、副总编、总经理的传奇一生，也因他独具风范的言与行而生动不已。

沈昌文（秦颖 摄）

执掌《读书》，提携后辈，“编辑是服务于作者的”

《读书》虽属于书评类杂志，但以思想评论而著称。1979年创刊伊始，创刊词《读书无禁区》发出了读书界的心声与呐喊。正是这样一本杂志，在出版界老前辈陈翰伯，陈原，范用，史枚，倪子明等创导下，形成了既不乏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坚持大众化的轻松活泼的独特风格，联络了大批作者，也拥有了大批读者。到了沈昌文主持《读书》后，发扬光大了这种传统。作家王蒙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众口。他还在《永远的<读书>》一文中写道：“从《读书》上不但得书之意趣，得思之妙悟，也得生之厚朴，得运之强健，得命之皮实，逢事化吉，遇惑呈祥，紧紧与时俱进，拥抱时代，拥抱书与读书的勃勃大好生机吧。坚持读书，坚持读《读书》，办好永远的《读书》。《读书》是我们的好友，好伴儿。”

“没想到这么突然，沈公除了耳背，没有听说他身体有什么问题，上个月我还在朋友圈看到他在上海图书博览会上签名售书的照片，就是觉得他突然变得特别瘦，状态远不如《八八沈公》新书座谈会那会儿了。”《读书》杂志前执行主编、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贾宝兰慨叹，沈昌文的离世也意味着一个出版时代的结束，言语间尽显不舍。

1982年，贾宝兰进入《读书》杂志社工作，直到1996年沈昌文退休，二人共事十余年。她说：“他喜欢做这个事（出版），乐此不疲，他的精力大都放在约见作者、请吃饭联络感情上了。我北方人，吃出了一个南方人的胃，大概与那段工作有关。他执掌《读书》时，不仅将很多优秀的作者保留下来，而且挖掘了一批年轻作者。他提倡的文风就是深入浅出。他经常批评我们，文章不要开始就从盘古开天地讲起，要直接切入主题。到他退休的时候，《读书》的印数是13万多，很了不起！”

在随笔集《最后的晚餐》中，沈昌文曾写道：“当我以文化为职业的时候，常蒙前辈教诲。现在视之，这些言传身教，无异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的训词。而当我以后能独立工作之际，能实行的常常只有一条：请客吃晚饭。”沈昌文总结自己的出版经验为“三个第一”，即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他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我是主张吃的。跟文化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关系，我没别的手段，只有一条——吃。因此到哪里去吃，最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喜欢吃什么。饮食便于进入主题，就有话可谈了嘛。”

贾宝兰说，沈昌文那一代的出版人没有“8小时”工作制的概念。晚上下班后去见作者是常有的事情，“编辑与作者紧密接触中获取大量的信息，学术信息，以及新的社会思潮信息，《读书》保持思想的领先地位与此是分不开的。96年他退休了，但是还一直在关注思想界、文学界，以文会友。看到好书，他会复印或寄给很多朋友。”

“那个年代，对编辑的要求比较全面，从校对，到编辑、甚至发行市场、印制等都要掌握，我们不仅编杂志，每年每人还要还开发许多著作选题。2012年，我离开三联的前一年，责编了9本书，复审34本书。沈公那时候更不要提了，八十年代，三联书店翻译引进许多西方学术名著，印数几十万、上百万，影响了一代人。他自喻为书商，但是，赚来的钱都上交国库，留不到自己手里。说到这，又想起范用，我去编辑部的第一件事，写大字，每天一张，描红也可以，他不允许给作者的信件里是歪七扭八的字，给作者寄书，包要打的有棱有角”，贾宝兰回忆道。

“编辑是服务于作者的，这是三联的传统。老沈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也秉承了这种定位”，贾宝兰说。“不摆架子，穿衣服随随便便，不讲究”是贾宝兰对沈昌文的印象，也成为了她印象中沈昌文“特别可爱的一面”。她说自己最生动的记忆就是“老沈光着膀子在办公室做饭吃”，在那个以编辑部为家的年代，沈昌文常在中午做一锅红豆沙，或者煲仔饭、罗宋汤等与下属们或者作者一同分享，“还不用我们洗碗”。除了工作、眼界和学识上的压力，沈昌文从没有让下属感到任何因级别、资历而产生的战战兢兢。

“我很感谢老沈对后辈编辑的培养。”在贾宝兰接手《读书》执行主编工作以后，沈昌文和吴彬一直给与很多支持，带她见作者，并推荐优秀作者和文章给她。退休了的沈昌文常背着大家熟悉的双肩包来往三联与家之间，“那个包特别沉，装的是各种书，还有复印的书”。贾宝兰称，她至今仍感佩于沈昌文的职业精神，一代老出版人的渐行渐远，让贾宝兰在对他们的职业精神的感佩中体会到一丝失落。

眼光独到而务实，“确实自信，但又有真诚的谦虚”

花城出版社曾于2008年出版了一本《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真实记录了沈昌文的人生经历，在这本不到200页的书中，沈昌文首次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对此，曾担任该书责编的现任南方出版传媒集团总编室主任的秦颖说，“每次去北京出差，我总会约见沈先生。他是个信息源，北京书界、文化界的大小事情会迅速地汇聚到他那，又迅速地传播出去。几年后，出了一个新词，叫’知道分子’，他说自己不够格做知识分子，他们学问好, 责任感强, 抱负大，太复杂了，我担负不起这个责任、这个使命，我充其量是个‘知道分子’。每次跟沈先生见面，都可以说是一次北京近期大小文化事件的快速检索，由此可定下后几天的行动方向。”

沈昌文（秦颖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人文》学术集刊主编祝晓风曾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他说，沈昌文留给人们的印象总要与时代连接在一起，他多面的个人特质通过《读书》杂志被放大，而“最直感的特点就是务实”，这也与《读书》杂志诞生的时代气质不谋而合。

20世纪80年代初，南开大学创办了全国首个编辑学专业，第一届招生时，学校曾聘请沈昌文做兼职教授，讲授中国编辑出版史相关课题。祝晓风后因工作关系，也曾在沈昌文召集的饭局上领略过他不一样的一面。“他做东，话不是最多的，喜欢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场合”，席间常常高朋满座，如李慎之、葛剑雄、丁聪等各界人士都曾是他的座上宾客。

祝晓风表示，沈昌文是位“有眼光”的出版人，尽管为人爽利，但做起出版来确是比较含蓄自然，且有智慧。接掌三联书店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老牌出版社已各据一方田地，在沈昌文的带领下，初创的三联书店踏出自己的路子，沈昌文曾说：“毕竟是改革开放年头，思想比较活跃，第一个念头是想到港台等境外的文化资源。比如出了房龙的《宽容》，很轰动；后来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们强调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义，被批准了。”《宽容》和金庸的武侠小说迄今依然是三联书店的长销书。同样轰动的还有蔡志忠漫画。从1989年到1993年，三联书店一口气出了近40种蔡作。

在《读书》杂志工作期间，祝晓风也常见到坐公交车、背着双肩包往来于三联办公地点的沈昌文，也曾收到沈公赠与他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师承集》，和亲笔书写的短信赠言。“朴素、真诚、热情”，祝晓风眼中的沈昌文“确实自信，但他又有真诚的谦虚，平等而尊重地对待学者、作家。这是他的本色，这很难得。”

编辑 刘桂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