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助企业打造现代治理体系,深圳造就世界级龙头企业

伟大的城市需要伟大的企业来成就，正如摩根士丹利、高盛之于纽约，苹果、谷歌之于硅谷，汇丰、BP之于伦敦，丰田、索尼之于东京，微软、波音之于西雅图……一家优秀企业要永葆活力、基业长青，就需要稳定、健全的公司治理体系来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培育出了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其中一个离不开的要诀，是现代商业文明与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在这些优秀企业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股权分散是一代深企的共同印记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因改革开放而生的城市，深圳或将再次成为公共话题的中心。而要破解深圳成功的“密码”，就必须从这座城市最闪亮的角色——深商的发展历程中寻找答案。

深圳这块约2000平方公里的沃土，为今天的中国培育出了中国平安、招商银行、华为、腾讯、万科等为典型代表的一大批世界级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与其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息息相关。

细究这些企业，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这些企业中，大多数领军人物几乎从未出现在媒体热议的富豪榜上。其中，平安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险集团，华为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万科是全球最大的地产商，招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但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或CEO仅占据公司极少量股份，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与分红。他们所在的公司既没有一个绝对控股的大股东，也没有实际控制人。从创业到守业，从普通走向卓越，这些代表中国力量的世界级企业，很少会被提及“老板”的概念。

如今，股份分散已成为一代深商的共同印迹。在创始人不享有控股权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管理层的积极性，如何维系公司的持久竞争力？作为标志性分散式股权企业之一，中国平安从一家出身平凡的民营企业，成长为今天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险集团，正试图书写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样本。

世界500强中亮起混合制“光环”

从业绩来看，平安集团自1988年起从零起步，到今日已经成为一个年营业额近万亿、员工180万人、客户2亿人的超级金融集团，集团每天纳税3亿元，公司市值名列世界金融业前7、全球保险类企业第一。

在2017年世界财富500强中“TOP50”中，中国占据12席，分别是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筑、鸿海、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平安、上海汽车、中国银行、中国移动。这12家上榜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也是国际舞台上中国力量的代言人。而在这其中，中国平安是上榜名单中唯一一个非国资控股企业（内地），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中国平安取得的优异成绩，不仅应归功于深圳这座改革开放的阵地城市，也应归功于金融行业规模效应的特殊性。行业普遍认为，平安展现出的竞争力在于其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与卓越的企业家精神，而这两点的核心又源于该公司其独特的股权结构。

由于金融业是受高度管制的行业，国内较为著名的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等一批综合金融机构多数都属国企，而平安的大股东既非国家部委，也非深圳市政府或其他国有资本。目前，该公司大股东为泰国正大集团，深圳市政府持股平台深圳投资控股公司是其第二大股东，但上述两家股东所持股份比例分别只有9.3%和5.3%，均远未达到控股股东要求的50%或者30%（相对控股）。中国平安的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明确表示，该公司既没有控股股东，也没有实际控制人。

从创业历程来看，平安是一家由董事长兼CEO马明哲一手创立并长期管理的创业型公司，有着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气质。但从股权结构上看，平安又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没有“老板”，按国际资本市场的说法，它是一家社会性的公众上市公司，为全体股东所有。

多次股权变革锻造稳定结构

据了解，平安的股权结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遵循市场的规律演变而来。通过以下几个关键节点，平安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股权改革。

1988年，马明哲主导的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成立，彼时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和中国工商银行分别持股51%和49%，二者“势均力敌”，折射出平安自创立以来，就拥有着股份制企业的身份。为了和一般国企有所区分，该公司从成立之初，设立了一个带有浓厚市场经济色彩的机构——董事会，为平安集团日后打造现代公司治理体系植入了基因。

1992年，平安获得全国性保险牌照，开始走向全国市场，趁此时机，平安引入了新股东平安综合服务（平安职工合股基金），并持股10%。自此从根本上解决了管理层、员工与股东利益一致的问题。

1994年，出于融资需要，还未取得社会融资资格的平安瞄准了外资，适时引入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两大外企的资本。当时二者以超过每股净资产6倍的价格，取得了平安13.7％的股份。“这次引入外资对平安十分重要，一是解决了资金的需求，二是为平安带来了国际化的视野与管理经验。”中国平安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安今日的公司治理体系与两家外企当时给予的帮助分不开，因此该公司业把两者为定义为“高质量的战略投资者”。

2002年，平安迫切需要寻找一位更专业的战略投资者以助其进入国际市场。随即，平安找到了汇丰，这家老牌外资银行入股平安6亿美元，获得10%的股权。相较摩根、高盛，汇丰在风险控制、合规等领域更为专业和领先，在汇丰的指引下，平安获益良多。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2002年汇丰集团投资平安时，其利润、市值等指标是平安的15到20倍，而到了2017年12月，平安通过旗下平安资产管理公司累计买入汇丰控股5.01%股权，成为这家欧洲最大银行的第二大股东。仅十多年时间，平安集团的市值、销售额、利润额现已实现了对汇丰这位“老师”的反超。据悉，汇丰相关负责人在参观了平安的IT系统后，曾提出“我们到你们这边来学习学习”，由此，平安利用后发优势解决了一些汇丰尚没有解决的技术问题。

“中国平安打开大门向别人学习，吸取经验，随即实现后来居上、后发赶超，这正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得以快速成长的重要方式之一。”上述负责人如此表示。

经过多次股权变革后，平安集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分散式股权结构，这一结构保证了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与科学性，为该公司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个制度环境。据上述负责人介绍，按照平安的董事会决议，股东无论大小，需要秉持“三不”原则，即不干涉具体业务经营，不派员参与平安经营管理，不与平安发生关联交易。“这样一来，则形成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各司其职，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良好公司治理结构。”

体制优势不仅确保了平安管理团队的稳定，也确保了该公司战略的延续性及经营的稳健性。“观察平安的业绩，会发现每年复合增长超过20%，除了金融海啸这样个别的年份，该公司从未出现业绩大起大落，其业绩增长是一根很难模拟的优美曲线。”一位国际投行高管如此评价。

高增长的业绩，使平安的每次股权更替都和平完成。30年来，该公司的股东买进卖出，几乎都伴随着盈利。在这样的契机下，平安一步一步越做越大，直至成为今日全球市值第一的保险集团，其分散式股权制度体现出所有权与经营权恰到好处的相互独立与制衡。

“与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相比，深圳是一个‘大熔炉’，对国资、外资、民资兼收并蓄，三种力量在这里交融交汇、共创辉煌，建构出一种独具深圳特色的发展模式。”有行业评价称，股权分散、中外兼容、资本多样化的平安集团就是这一模式的最佳诠释者。

分散式股权与集中式股权的对比

从全球视野来看，分散式股权结构与集中式结构相对并存，且都有不少成功企业作为示范，但各有利弊，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据了解，分散式股权结构在英国、美国较多，集中式股权结构则主要出现在德国、日本、韩国。

有经济学者认为，英美两国的资本市场高度发达，企业融资更依赖股市，而股票的流动与交易非常频繁，容易导致股权分散。例如IBM、苹果、谷歌等科技公司，其股权相对分散，不存在绝对的控股股东。而在德日韩，企业融资更依赖银行、基金等大机构，对股市的依赖度不高，导致其股份往往汇聚到大机构手里，流通难度较大，容易导致股权集中现象。例如丰田、本田等日资企业，其股东主要是几个大财团和银行机构，而且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导致其股权高度集中，并有绝对的控股股东。

两者相比，分散式股权结构的优势是融资高效灵活，董事会相对独立，其决策不容易大股东干扰，小股东利益更有保障，且有利于培养职业经理人文化。但其缺点在于，一旦公司的市值不够大，可能会被外来资本在二级市场恶意收购。“集中式股权机构的优劣，则正好与分散式股权结构反过来。”

“一个企业的股权结构究竟适合分散式还是集中式，没有标准答案，而要根据不同的国情与企业情况而决定。”有观点指出，一般而言，分散式股权机构更适应创新文化主导的国家，例如硅谷的科技公司几乎全部是分散式股权机构。而集中式股权结构，更适应家族企业文化占主导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的大企业基本都是家族控股企业，这类企业往往具备极强的工匠精神，但在创新方面并不突出。

这些企业与深圳相互成就

平安集团的分散式股权结构，除了与中国活跃的证券市场有关系，也跟特殊年代的企业家群体性格有关系。

细数平安、万科、华为等一批诞生于深圳的优秀企业，创始人在其公司所持股权都很少。业内认为，由于他们对事业有极强的追求动力，其创业的首要目标并非是个人要成为怎样的富豪，因此也就不太在意个人股权问题。“这些优秀企业家的根本动力在于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所以他们敢闯敢试，干起来心态也更加从容。”

“管理层作为‘打工仔’，并非为某一单个股东服务，而是服务于全体股东。”平安掌门人马明哲在接受采访时曾多次表示，平安姓“社会”，属于全体股东。

既是创业家，又是“打工仔”，既具备民营企业快速生长的拼搏精神，又具备国有企业的稳健作风、战略格局与社会责任感，是平安、华为、万科及一批优秀深企创始人所具备的共同品格。

“历史机遇让这批优秀企业家在深圳风云际会，并与深圳这座城市互相成就，相得益彰。他们不仅为深圳乃至中国创办了一个个世界级别的大型企业，更大的贡献还在于建构了一个个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将现代商业文明的种子率先植入中国。”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向这些创业家同时也是“打工仔”们致敬，既是对深圳取得发展成就的称赞，也是对中华民族和平崛起、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展望。

编辑 耿超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