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生前不无惋惜地感叹道，自马歇尔以后，斯密开创的经济学，“分工”这个重大主题竟然淡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范围。翻开任何一本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不曾有分工和交易的专门章节，更不用说以此为中心主题展开分析。这的确是一个遗憾，可以说构成了当下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缺陷。杨小凯的使命就是将分工和交易的主题重新拉回经济学分析的舞台中央。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说：“交易是人的本性之一，它的历史可能和语言一样古老……人类是唯一有交易需要的动物，因为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条狗与另外一条狗交换骨头。”乍一看，此观点令人半信半疑。笔者的一个亲身经历，让我们回忆起斯密的这个洞见。有一个下载英文文献的网站，据说是俄罗斯人办的，该网站有一个不显眼的捐赠按钮，点击进入可以捐赠5美元、10美元等。这不是网站的强制，因为不捐赠一天也可以下载5本，够用了。但出于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我看不见对方，对方也没有设置收费要求，本人还是诚心自愿给对方小额捐赠，例如20美元。我为什么有捐赠的动机并做出捐赠行为？其实，与其说是捐赠，不如说是购买支付——尽管供给方没有付费要求，这似乎是出于“交易的天性”。我得到物品/服务，不加思考地愿意支付相应的费用。交易似乎是人的某种天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想要某种东西都是通过“交易”而不是自己制造，我们使用的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都来自于交易。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存零花钱，因为他们知道想要获得心爱的礼物，就必需拿着货币去交换，这表明交易不止是心智成熟的大人所特有。

人类自然的交易倾向，被分工所塑造并为分工打下坚实基础。有一天，狩猎者甲用五只兔子换乙的一把石斧，乙答应了，因为乙具备制造石斧的经验，再制作一个石斧花费的时间精力肯定比自己去抓五只兔子少。同样那些不善于制作石斧的人，很可能用他们擅长生产的东西来和乙交换。久而久之，乙就会发现，与其自己打猎，倒不如专心制作石斧，然后和其他人交换。这样可以获得更多必需品，生活更加滋润。其他人也会发现，与其自己制作石斧，不如同乙交换，更为划算。这种交易倾向，促使了人们更乐于从事专业生产一种物品，然后和其他人交换其他的物品。这就是分工的雏形。不过，按照经济学家奥菲克的考证，贸易和分工的起源与他们作为人类进化的驱动力，其发生时间和发生机制远比这个分析来得早，来得深刻。

随着交易技术进步和交易效率不断提升，分工的范围比工业革命初期已经大为改善，由此我们得以置身一个如此丰裕的世界。1776年前，没有手机，就算国王也没有，今天，手机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举了一个著名的制针手工工厂的例子，1个工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在1天生产20枚扣针，但经过18道工序分工后，平均每人每天可以生产48000枚扣针。这就是专业化分工的高效性，因为人们的需求不同，同时又能够通过自己擅长的能力交换生活所需，就有动力投身于发展不同的才能，这使人们之间的才能差异逐渐扩大，从而促成了劳动分工的发展。每个人充分发挥特长，做最擅长的工作，在无意之中就让社会财富达到最大。分工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种蔬菜粮食、有人饲养动物、有人烤面包、有人做衣服、有人建造房子、有人生产汽车……正是有分工的存在，我们才不需要自己种菜、养动物、缝衣服、造房子……我们的生活就不用整天围绕着“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可以以很低的代价得到陌生人为我们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没有分工，我们生活就是石器时代——甚至是石器时代也有了简单的分工雏形。无论是企业内分工还是企业间分工，分工都是让每个人/组织可以专注地做自己擅长的工作，企业管理和市场价格机制把无数个分工环节联结起来。每个人所处的企业或个人自我雇佣，都属于社会分工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我们在企业组织内的看得见的分工节点，又处于看不见的企业间分工网络中的一个环节。随着分工的专业化和交易技术的不断提高，现如今，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平台来解决，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市场机制（分工、交易和价格机制）创造着奇迹。

这个洞见也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要找出存在均衡趋势这个判断的真实内容，为了避免陷入纯粹的选择的逻辑陷阱我们就必需转向经济中的经验因素。在经济理论中，经验因素——是由一些有关获取知识的命题所组成的。

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们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是每人仅拥有一点知识的许多人自发的相互活动，怎样导致了价格与成本相一致的状态，等等，以及一些拥有所有这些人的综合知识的人们的精心仔细的指导，可能造成怎样的状态。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态的确发生了，因为价格确实倾向于与成本一致的经验观察是我们这门科学的开端。但是，在我们的分析中，不去表明人们为了创造那种结果而必须拥有何种信息，我们实际上后退到了每个人都知道每件事情的假设上来，从而回避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经济系统运行到底需要和包含哪些必需的知识？

经济学界已经惯于强调仅仅需要价格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有关客观事实的完全的知识被视为理当为人所知，这是客观论据与主观论据相混淆的结果。价格信号固然是经济系统有效运行极为宝贵的不可或缺的知识/信息，但，价格预期，甚至现行价格的知识只是知识问题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知识问题应该是更为广泛的方面，是有关如何得到和使用不同的商品，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确实得到和使用这些商品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由此展开的知识分工理论。

眼下，一条学术线索显现出来，在斯密开始的地方，是奥菲克终止的地方，换句话，奥菲克将斯密的研究进一步回溯延伸至人类进化早期。在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理论中，交易就像口语和语言一样是人类独特性中的一个，它是先天的，又是后天的。只要置身于人类社会环境中，人类的独特性状不需要凭借有意识的努力，个体就可以获得。

交易的天性和交易行为，以常识看来是一项简单技能和行为，就像我们习得一种语言一样简单，其实并非如此。奥菲克如此揭示并不简单的交易的倾向背后所需要的二级支持技能：“交换需要人们在沟通、量化、抽取重点和时空定位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机敏，所有这些都取决（施加选择压力）于人的头脑中的语言、数学甚至艺术功能……以及信任的道德能力和忍耐能力。”奥菲克提出的一项重要假设是：交易是人类的普遍倾向，且带有明显的进化含义。在《第二天性》一书中，奥菲克综合运用演化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全面论证了这一假设。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奥菲克的独创性在于提出“在人类进化中一些突出的难题具有深刻的经济学内容”，用这本天才著作的副标题来说——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这里的“经济”，所指就是交换以及从交换得到的巨大“合作剩余”。这种得自交换的巨大合作剩余构成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以驱动早期人类进化。

奥菲克挑选了人类进化中的七大难解之谜，并试图结合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给出解释。

第一，人类对火的驯化似乎太早了（30万-40万年前，更早的估计是150万年前），早于石器制造和轮子的发明。也就是说，对火的驯化，对于人类的适应进化似乎来得太早了，正如就今天的人类而言，我们拥有音乐和舞蹈的倾向似乎是对适应环境而言是多余的，所谓早熟的发展，或进化冗余——这是因为交易的天性。

第二，东非人类遗址中发现150万-200万年前的存储成型石器及原材料的场所，而这些石料来自很远的石头原材料采集地——这是因为交易的天性。

第三，人类的肠胃器官相对于人体而言明显偏小，人类肠胃容积仅为体型大小相似的其他哺乳类动物的60%——这是因为交易的天性。

第四，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地理上的大扩张（东欧、北亚、靠近北极地区、日本、澳洲、北美，尤其是内陆迁徙的地理扩张显著），这大大超过了适应环境所必需——这是因为交易的天性。

第五，全部史前艺术中几乎没有任何战争题材。化石记录也没有说服力的故意伤害证据。这现象是否说明早期人类通过战争和掠夺他人是“不经济”的呢——这是因为交易的天性。

第六，在世界各地普遍隔绝的情况下，世界各地几乎同时发生人类向农业大过渡，但没有明显的原因——这是因为交易的天性。

第七，在野兽资源丰富情况下，为什么畜牧业取代狩猎如此彻底？而且再也没有发生一次走回头路（重回采集-狩猎生存方式）——这是因为交易的天性。

以上七大人类进化之谜，总的来说体现出人类进化的两大“扩大”趋势：人的脑容量不断扩大；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扩大；而这两大趋势其实大大超过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适应生存环境所必需，那么这背后，一定存在某种加速进化的驱动力，以至于进化出人类特有的“进化冗余”。对此，奥菲克试图用经济学和演化理论提供一个统一解释。最初是具有“非竞争性”+“排他性”的火的贸易使人尝到了交易的甜头，此后“交易-分工-巨大合作剩余”的反馈环刺激了一个“自激动式脑进化”（Bootstrap encephalization）进程，与此同时，“交易-分工-巨大合作剩余”也刺激了一个“自激式生存环境地理大扩张进程”。

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说制度的分析单位是“交易”；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谈判和自由贸易区不断进化，转型国家将“开放”置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地位，等等，如果将这些置于奥菲克-斯密线索中考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深层次看，这些无非是以交易为核心的经济系统自激式进化过程。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一个经济体的开放和积极参与自由贸易谈判，这不是一个你赢我输的零和游戏，这不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的权宜之计，这不是我抢占你的市场你抢占我的市场的博弈，有一只叫“自然选择”的看不见的手，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置身其中的人们感知到巨大合作剩余的线索，并在这种合作剩余引诱下驱动着全球经济系统自激式进化。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习编辑 陈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