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团中央“促进青年发展的城市政策环境评价体系研究” 重大课题调研组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青年杂志社长、总编辑皮钧带队，到宝安区就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试点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期间，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对宝安区各领域优秀青年代表进行了详细采访并于近期推出了相关报道。

村集体经济的演变史，也正是深圳敢闯敢试、在革新中不断自我完善，并日益走向现代治理的缩影。毕业三年，选择回到了自己所在社区的股份合作公司工作的沙井青年陈健烽，见证了近年来深圳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不断创新与改革。

深圳原住民陈健烽，在毕业三年后，回到了自己所在社区的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沙井蚝四股份合作公司工作。与深圳大多数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一样，成立于1992年的沙井蚝四股份合作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以及兴办实业等等。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后亭社区党委副书记、工作站副站长、居委会副主任陈健烽

对于许多深圳原住民来说，陈健烽的选择绝非个案，且较为典型。社区型股份合作公司，作为深圳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在服务深圳整体经济发展、带动深圳本地青年的就业方面，一直发挥着独特作用。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壮大的股份合作公司

在深圳的整体经济版图中，社区型股份合作公司，一直是一种特殊存在。作为深圳市农村转变为城市、农民转变为居民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它的发展演变同样见证和映射了深圳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转变，在深圳市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特区内广大农村地区开始征地。各行政村、自然村利用特区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以既有家底为基础，将政府预留的发展工业、商业红线用地和征地补偿费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充分利用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和深圳日臻完善的投资环境、低成本资源优势，纷纷引进“三来一补”企业，或自办、合办工厂以及商场、宾馆、酒楼等服务业，以村经济发展公司、村企业联合公司等名义，组建和发展起来一大批村级集体企业。

当时，伴随大量村民纷纷“洗脚上岸”进入村企业或劳动力市场就业，深圳本地的农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组织正式进入起步阶段。为解决当时土地减少、土地承包与频繁征地的矛盾等实际问题，深圳的集体股份合作制可谓应运而生，作为农村、农民的自发创造，很快得到政府认可。1992年，深圳市全面启动特区内农村城市化工作，推动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改组为集体股份合作制公司，一方面保留集体经济的公有制性质，另一方面探寻市场化发展路径。

1994年4月29日，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当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确立了以社区为基础、以土地为纽带的全新的股份合作公司组织形态，规范股份合作公司运作和发展。

至2003年10月，深圳正式启动了宝安、龙岗两区的城市化工作，并在总结参照特区经验的基础上，在短短一年内全面完成了两个区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向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改造。至此，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在深圳市原行政村或自然村全面建立。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与运营，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安置了大量村民就业，同时也积累了可观的、以物业为主的优良资产。传统股份公司发展模式以集体土地资源开发为基础，通过卖地获得原始资金，推平山头、修路，完善建设基础设施，合作开发工业厂房、综合楼，以物业收租，反哺集体经济。某些股份公司手中留存土地较多，则厂房物业也越来越多，将部分厂房改造为商业楼宇，可以增加物业价值，进入良性循环。

此外，集体股份合作公司自行承担了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并使村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这里保留的传统习俗活动，亦是深圳城市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以陈健烽所在的深圳市沙井蚝四股份合作公司为例，在1992年成立的时候，根据当时本村原居民数量进行分股，每人一股，其中保留部分作为集体股。每年分红根据当年股份合作公司的营收情况，报街道集体资产办审核批准。近几年来，公司平均每年的分红都会有小额度上涨。

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深圳市共有股份合作公司1045家，公司股东298474人，总资产超过1500亿元。

股份合作公司的变革

社区集体经济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力量，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变革的需要。

深圳市委党校宋晓东博士曾表示，长期以来在制度规范、股权设置、治理结构、经营模式、历史遗留等方面积累的矛盾问题，阻碍了股份合作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其表现便是坐拥“金山银山”却不知如何盘活。

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资本和人口涌入深圳，大量股份合作公司利用当时的市场环境，走上了建房出租的发展模式。“种楼”生财、“坐地”收租，是不少股份合作公司多年不变的发展之路。然而，这种“两租经济”发展模式也造成了股份合作公司经济结构单一、效益低、抗风险能力差。

土地和物业是社区集体经济最为重要的资源资产，股份合作公司通常拥有大量厂房土地，但由于缺乏现代管理理念，一批深圳股份合作公司守着“金山银山”却不知如何盘活资产，反而出现经营困难。大胆创新，告别以厂房出租为主的“出租经济”，提升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质量，便成为诸多股份合作公司近年来必走的转型发展之路。

此外，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往往与所在的社区利益高度一致，并承担着为原住民提供就业机会和生活出路的责任。1988年出生的陈健烽表示，深圳集体股份合作公司的成立与改革，让同辈青年受益巨大，不仅以福利优势大大降低了本地青年的生活成本，更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而且往往能带动本地青年创业发展。但在市场化环境中，这种由原住民组成的员工队伍、情感关系下的工作安排，显然很难和外界竞争，因此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保持人才的延续，重点加强青年干部的培养也是股份合作公司面临的又一大问题。

而且，由于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承担了“办社区”责任，承担了大量原居民的福利性事务和社区建设管理等费用，这也直接影响了公司的后续发展。“几乎所有的股份合作公司，都拥有自己的物业、治安联防队、环卫、绿化等队伍，少则几人，多则上百人。不少人认为，这是用股东的钱替股东办事，但这些支出影响到公司的后续发展。而且，公司既要抓经营，还要抓社区建设，也忙不过来。”陈健烽表示。

为减轻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负担，近年来，深圳市积极推进社区居委会与股份合作公司的脱钩，原先由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也逐步移交给了政府。2017年，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基层治理，深圳正式实行站企分离，股份合作公司不再担任行政职务，成立社区工作站（社区党委、居委会并入工作站）。此举措不但让更多力量投身于社区现代化基层治理，而且股份合作公司也可以专注于经济发展。

可以说，深圳村集体经济的演变史，也正是深圳敢闯敢试、在革新中不断自我完善，并日益走向现代治理的缩影。

而今，陈健烽已经担任沙井街道后亭社区党委副书记、工作站副站长、居委会副主任，越来越重视深圳本地青年人的特殊作用。就像集体股份合作公司在深圳经济版图中的特殊地位一样，在陈健烽看来，深圳本地青年人口虽然基数不大，但自有其特殊性——不仅承担着传承深圳本地历史文化与民俗的重任，更重要的是，深圳本地青年在与港澳青年的交流上有着先天优势，“可以说99%宝安本地青年家庭直接或间接都有香港的亲人，在逢年过节、婚丧家事之时，有着天然的沟通纽带。因此可以通过同心交融计划，以同宗同源为引线，让深港青年进一步加强联系。”

（来源：青春宝安）

编辑 刘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