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军 杨 曦 |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生成及巩固路径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互激荡，中华文化主体性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并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核心议题。现有研究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讨已取得丰富成果，就内涵与意义而言，学者认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民族精神独立性与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在历史生成维度，中华文化从萌芽、定型至强化、重构的演进逻辑被系统梳理，并着重揭示其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与和平性特征，以及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基因的构成作用。在时代塑造层面，关于“两个结合”对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作用得到深入探讨。同时，现有研究也关注到西方文化霸权、文化虚无主义及文化复古主义等对文化主体性构成的挑战，并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具体巩固路径。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局限：一是对文化主体性本体论挖掘不足，虽涉及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等层面，但鲜有学者从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产物与能动性力量的视角出发，深入揭示其作为一种“实践存在方式”的本体论根基与生成逻辑。二是缺乏构建“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精神生产”的系统性分析框架，未能充分展现物质、社会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复杂辩证互动，容易在阐释中滑向经济或文化单一决定论的误区。三是巩固路径研究缺少“客观-价值-实践”相统一的可操作检验标准，制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实效性。

鉴于此，有必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将文化主体性定位为源于物质生产与交往实践的能动感性实践，深刻阐释其本体论根基。同时，构建三维分析框架，系统剖析历史生成机制，展现各层面的辩证关系。最后，提出“客观-实践-价值”三位一体的巩固检验标准，聚焦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转化维度。对于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唯物史观基础，完善分析框架与实践指引，为破解文明冲突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在全球文明交流碰撞日益加剧的当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它既是中国应对全球性挑战、坚守民族文化根脉的现实诉求，亦是马克思主义深厚理论基础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的必然选择，更是一个基于实践生成的动态范畴。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诉求

一种理论在某个国家所能达到的实现程度，往往由该理论对这个国家需求的满足程度来决定。面对激荡的全球化浪潮，如何在对外交往中保持自身的民族与文化底色，是每个国家的必答之问，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出的现实诉求。首先，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同质化风险与本土性坚守的张力日益凸显。作为深刻改变世界面貌的历史潮流，全球化在推动世界互联互通与文化交流互鉴的同时，也带来文化同质化风险。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大众传媒、消费文化等途径，在全球输出价值观、生活方式与审美标准，以“现代化”或“普世价值”之名，冲击非西方社会本土文化，消解民族文化独特性，致使部分后发国家产生文化依附，丧失文化自觉与自主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时所深刻揭示的，随着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进程加速推进，各民族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日渐密切的往来和互相依赖打破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全球化浪潮下，东方国家不可避免面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入侵。因此，如何在融入全球化吸收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特质，成为我国文化国际交流的重要课题。

其次，中国话语权被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叙事围堵的困境亟待突破。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叙事主导着国际话语体系，将西方文明发展道路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发展道路，片面强调线性进步、历史终结论，把西式“自由民主”视为全世界必须遵守的“普世价值观”。然而，在非西方文明中，具有历史连续性与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文明却时常遭到边缘化、误读甚至矮化，一些论调将中国式现代化简单视为对西方模式的模仿，或将其成就片面归因于学习西方经验，却忽视了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合。话语权的缺失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长期被西方牵制，难以有效阐释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从而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地位和贡献的认知深度。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叙事、提升中国国际文化话语权，必须着力凸显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叙事体系。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出是中国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抵御文化同质化、坚守民族文化根脉的战略选择，也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提升自身文明叙事能力的必然要求。把握这些深层诉求是全面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的前提。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脉络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文明多样性以及文化能动性的深刻洞见，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的理论脉络。

马克思对“文化依附性”的深层批判为认识文化独立性提供了理论维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精神生产的根基是物质生产，他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并进一步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论述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出发，指明文化主体性的实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文化，进而形成隐性“文化依附性”，而无产阶级解放必须摆脱对资产阶级虚幻价值观的崇拜及其文化依附性。马克思指出，当人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时，人的主体性便被剥夺。文化主体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成为人类摆脱文化依附、实现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其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及对西方发展模式普适性的质疑，为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在坚守自身文化根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恩格斯在此基础上通过“历史合力论”对文化能动性的辩证阐释，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化作用的理解。为了纠正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即把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夸大为唯一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在晚年的一系列书信中系统阐述了历史合力论。他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那些把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的人，其实是把这个命题变成了一种“荒谬的空话”。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经济基础的被动反映，它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对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这种能动性正是文化主体性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它赋予文化以塑造社会、引领发展的强大力量。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涵界定

从内涵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一个静止不变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在历史演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动态范畴，它是物质实践与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体，其理论与实践的合法性在唯物史观中得以体现。

中华文化主体性首先是物质实践与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体。文化不仅是人类感性实践的直接结果，更是对物质实践具有能动反作用的上层建筑。中华文化主体性，正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改造自然、组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社会实践之中。它通过劳动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将特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内化为独特的文化观念、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演进、丰富和创新，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例如，中华民族在长期农耕劳动中形成的天人合一宇宙观、治水兴农中凝练的集体主义精神、抵御外侮中锻造的自强不息品格、社会治理中孕育的民本思想与大一统观念，共同构成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并反作用于物质实践，形成良性循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同时，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并非基于狭隘民族主义情感，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基础，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合法性。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历史发展不能简单地套用普遍的理论公式，各个民族有其独特的道路。马克思曾严厉批评将他关于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做法，认为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只有对“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比较，才能找到理解事物的钥匙”。

在实践层面，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合法性通过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以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创造了人类历史发展奇迹，这是中华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不断自我完善超越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通过实践的合法性，才使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兼具理论深刻性与实践说服力。

综上，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是多维度、动态发展的概念，它既是物质实践与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同时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标准，成为一种真正扎根于中国历史实践的、具有自主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主体性理论。

从历史唯物主义宏大视域进行系统阐释，才能深入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深层逻辑与生成脉络。因此，有必要揭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核心要义，剖析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外在特征，以此全面展现其作为动态实践存在的历史生成逻辑。

（一）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科学阐释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突破了传统观念中将文化视为超然于社会物质生活之上的独立领域的认知，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物质生产实践背景中考察。理解其核心维度，对科学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特质至关重要。

首先，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维度揭示文化产生的物质根基与客观规定性。文化植根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并非纯粹精神领域的创造。物质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决定物质生活方式并规定精神生活与文化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文化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物质实践的直接反映，对其理解必须置于具体生产方式与社会实践中。

其次，马克思主义还阐明了文化形态与生产方式演进的辩证关系。文化并非普遍抽象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有鲜明的历史具体性，其独特形态由不同历史时期与生产方式决定，其产生、发展与演变始终与特定生产方式及其演进紧密相连。在研究东方社会时，马克思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例指出，土地公有制、村社共同体特征塑造了东方文化重视集体、和谐稳定的品质，与西方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个体自由、契约精神特质形成对比。这表明文化形态并非任意生成，而是历史地与特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理解这一特性，有助于摒弃以西方单一模式评判其他文明的偏见，尊重中华文化在自身历史中形成的独特逻辑与价值。

再者，马克思主义通过能动性揭示精神生产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机制。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能动性，可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影响历史进程。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深刻揭示出，人虽受制于既定物质条件，却能在这一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思想、理论来指导实践，改变现实。这从侧面揭示出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要性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简言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不仅需要立足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更需要扎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通过理论体系的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提升，充分发挥其对于社会发展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能动作用。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制

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静态实体，而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由独特的物质实践与精神生产形成、随时代演进不断强化的文化自觉与自主精神。其内在机制植根于特定地理环境和劳动方式塑造的存在论根基，体现于社会关系再生产中价值选择所体现的实践论特质，彰显于文明延续中展现的强大自我更新能力。

首先，从存在论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根植于地理环境、劳动方式与文化基因的耦合。一种文化的主体性与其生存的地理环境及劳动方式密不可分。中华文明发源于内陆大河（黄河、长江）流域，其独特地理条件孕育了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对集体协作、水利建设的需求，催生了重视集体、秩序、和谐稳定及家庭宗族维系的文化基因。与西方海洋文明因开放性、商业性形成的个体自由、契约精神特质不同，中华文明在与大河共生的实践中，形成“天人合一”宇宙观、“大一统”政治理想和“协和万邦”天下情怀，深刻体现物质生活方式对文化形态的客观规定性。

其次，从实践论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产生于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价值选择。这一实践论特质具体体现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独特价值选择，其典型表征在于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的辩证互动。宗法制度以血缘维系社会秩序，强调长幼尊卑、家国同构；礼乐文明借“礼”规范等级秩序，用“乐”调和社会共识，二者共同塑造了重伦理、尚和谐、讲秩序的价值观。这种价值选择在维护社会稳定延续中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形成了独特的实践智慧，彰显了文化对社会实践的能动作用。

最后，中华文化主体性还内含着文明延续过程中的自我更新能力。中华文明虽历经战乱、王朝更迭与外来文化冲击，但其核心精神延绵至今，并在历史延续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例如，东汉传入的佛教与儒家伦理、道家思想经过数百年的融合形成禅宗、净土宗等中国化宗派，其教义、组织及艺术形式均深烙中华文化的印记。这一过程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择善而从”的主体意识和在保持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消化、再造全新文化的能力。这种自我更新能力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叙事时坚持“主体性、原创性”而非“亦步亦趋”，主动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

中华文化主体性形成是动态强化过程，其扎根于中华民族独特地理环境与劳动方式塑造的存在论根基，体现为社会关系再生产对伦理和谐的实践选择，于文明延续中展现强大自我更新融合力。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外在特征

中华文化主体性既具有深刻的内在机制，其生成发展更通过可辨的外在特征彰显，这些特征源于中华文明在历史演进中与物质环境、社会实践、跨文明交流的辩证互动。

首先，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显著的客观性，其形成深刻地为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所规定。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广袤的内陆地理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的农耕文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对水利灌溉、防洪治涝等大规模工程的依赖，客观上要求社会成员进行高度的集体协作与有组织的劳动，从而在根本的物质实践层面塑造了中华民族重视集体、强调秩序、追求和谐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以及“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文化大一统传统，均是农耕文明与地理环境长期作用下的客观产物。

其次，尽管文化根植于物质基础，但它绝非被动地反映，而是具有强大的能动性，能够积极介入并改造历史进程。恩格斯在晚年曾反复强调，上层建筑的各个要素，包括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会“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便充分体现了这种能动性，其内涵具有深刻的双重性：它既通过“礼”与“仁”的观念维系和巩固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又以其内含的“民本”思想与批判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社会改良与制度革新提供了理论武器，体现了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主动介入与塑造作用。

最后，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开放交互中经受检验并不断强化。在异质文化的影响下，它不仅没有发生“排异反应”，而且始终以强大的主体意识进行具有能动性的选择与再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便是一个深刻写照。作为发端于欧洲工业文明土壤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之初，曾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机理产生剧烈的碰撞与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凭借其深厚的实践理性和辩证思维，能动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通过将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同“民本”思想、大同理想等文化基因进行融合，最终形塑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种创造性转化充分表征了中华文化“择善而从，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与主体精神。古老丝绸之路等交往通道不仅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更是文化、思想、艺术交流的熔炉，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得到确证和强化，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独特价值的认知也愈发清晰坚定。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静止的实体，而是深植于客观物质基础，在历史中能动地发挥作用，并在与外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其独特的历史进程和深厚的物质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其生成逻辑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完整链条，具体体现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塑造、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文化表达以及人类精神生产的自主性突破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之中。

（一）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塑造

物质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定性，奠定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物质根基。如前文所示，发源于黄河、长江等大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其广袤内陆地理环境决定了它以精耕细作农耕文明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需要高度集体协作与有组织劳动，这使个体生存发展必然依赖集体，在物质实践层面塑造出中华民族重视集体、强调秩序、追求和谐的文化基因。这与西方海洋文明孕育的文化特质形成鲜明对照：古希腊等以海洋贸易和城邦经济为主的文明，生产方式相对分散，更易催生个体自由、契约精神和理性思辨的文化；中华大河文明则孕育出深厚的家国情怀与集体主义伦理，推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土地制度变迁中家国同构伦理体系的形成进一步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特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土地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其所有制形式与分配方式演变直接作用于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从早期井田制集体公有到后来土地私有与国家统制，土地制度虽不断演变，但始终与国家治理紧密关联。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社会催生出独特宗法社会结构，将家族伦理与国家治理深度融合，构建起家族延续与国家统一紧密相联的价值准则。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深刻阐释的，中国传统社会关系是一种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一样，一圈圈推出去的“差序格局”，其中“家”是“己”的第一个圈子，这种结构使得家族延续与国家统一被视为同等重要的价值准则。它既规范社会成员行为，又塑造中华民族对秩序、等级和集体责任的深刻认同，将物质生产关系的稳定性需求升华为精神层面的伦理规范和文化传统，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统一性、稳定性与同质性”的特质，在历史进程中一脉相承，在时代更迭中接续发展。

简言之，中华文化主体性深刻根植于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特别是大河农耕文明对集体协作的客观需求，这奠定了其重视集体、秩序与和谐的文化基因。土地制度的演变及其与国家同构伦理体系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固化了这种主体性，使其展现出独特的统一性、稳定性与历史连续性，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标识。

（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文化表达

如果说物质生产实践塑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骨架”，那么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则为其填充了“血肉”，使其成为一个活的、在社会生活中运行的有机体。在物质生产实践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华文化主体性通过独特的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得以具体表达和固化。这种表达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反映，更是文化能动性塑造社会形态的体现。

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的辩证关系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社会关系层面最核心的文化表达。宗法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为纽带、以父权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原则，从家族延伸至国家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这种制度深刻强调长幼尊卑、亲疏有别，是维系古代社会基本秩序的基石。而礼乐文明则为这种复杂的宗法秩序提供了规范与支撑。“礼”作为严密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涵盖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及日常生活，强调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以实现“协和万邦”理想。“乐”作为艺术形式，具有调和人际关系、凝聚社会共识、培养道德情感之功能，辅助“礼”推行。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渗透的辩证统一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现实的实践场域和规范对象，使其具体化、制度化；后者通过教化、仪式和道德约束强化了前者的合法性与稳定性，使其深植于日常行为和心理认同，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士大夫阶层作为一种特殊的“交往主体”，其在文化传承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维系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阶层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阐释者与守护者，也是其重要传承者和传播者。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对礼仪规范的践行及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确保了中华文脉的赓续不绝。士大夫们通过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参与地方治理等方式，将主流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传播到社会各层面，使“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作为文化知识载体与文化精神活化剂，士大夫还在社会变革和文明冲突中发挥文化中介作用，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儒家思想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以回应时代挑战。

综上所述，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相互依存、辩证统一，构建“家国同构”社会秩序并提供规范支撑；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传承传播中介，推动文化认同凝聚与创新。二者共同塑造中华民族重伦理、尚和谐、求统一的文化特质与社会价值观。

（三）人类精神生产的自主性突破

正是在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所共同构建的坚实基础上，人类精神生产的自主性突破才成为可能，这标志着文化主体性的一次显著跃升：文化不再仅仅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被动反映，而是展现出独立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我意识。这一突破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两个重要的阶段性飞跃。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认为此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期，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等文明均产生了伟大思想家。在中国，这一时期以“百家争鸣”为文化盛景标志。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九流十家”学术流派异常活跃，纷纷提出治国安民学说。这既带来“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也构成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争锋，展现中华文化主体性初具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诸子百家的思想并非限于抽象思辨，而是普遍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思想与社会治理结合，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这种内生性发展使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顺应社会发展不断更新，具有长久生命力。此时期形成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民族精神奠定了基础，塑造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

在诸子百家争鸣之后，中华文化的主流逐渐演变为“儒道互补”的格局。随着历史向“亚洲之中国”阶段迈进，中华文化首次面临“文化他者”的挑战。佛教自古印度传入，其思想体系与中国本土文化差异显著，其传入期间甚至一度引发“灭佛事件”等文化冲突。然而，面对冲突，中华文化却展现出强大的“主体韧性”与“开放包容”姿态，儒家思想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与道家思想深度融合，并积极借鉴吸收佛教思想精华。北宋时期的理学，正是儒释道合流的产物，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道家思想深度融入，佛教思想亦内化其中，共同构成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融合创新并非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使中华文化不仅未受戕害，反而更具包容性与多元性，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稳定性与同质性。

换言之，这种融合创新是中华文化主体性自主选择机制的体现。中华文明以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实现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与相互成就。主体选择机制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为中华民族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保持精神独立自主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全球化浪潮与现代性语境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文化主体性既指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独立自主的主人翁意识，也表现为自信、自觉、自为的历史主动精神。如何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凝聚各族人民价值观念共识，是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

（一）全球化时代对文化主体性的解构危机

全球化作为一种深刻的经济社会变迁，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同质化、文化霸权等风险，对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了潜在的解构危机。

消费主义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盛行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核心在于将消费行为提升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它无视文化本身对于人成长的重要意义，却借助数字技术不断激发人的非理性文化消费，造成文化的属性功能被扭曲、人的主体性丧失以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受阻。这种文化思潮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体系产生显著侵蚀效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义利之辨”“重义轻利”“克己复礼”，崇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集体主义与家国情怀。但消费主义盛行可能导致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消减、伦理道德滑坡，对物质财富的无度追求或取代对精神价值的坚守。此类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可能弱化中华文化对社会成员的凝聚力与引领力，进而对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解构危机。

此外，数字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正在深刻重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一方面，数字技术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成为可能，并在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国际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亦带来新挑战。“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全球数字平台与内容生产主体本质是新型文化资本形态，借技术垄断和数据控制重构全球文化产品生产、传播与消费链条，追求利润与市场支配力最大化。信息碎片化、速食文化、算法推荐等现象，看似技术中立，实则是数字资本主义对注意力经济的追求及对文化产品商品属性的极致挖掘。文化内容深度与广度受限、人们对宏大叙事和深刻思想理解能力削弱，是文化产品在资本逻辑下被过度商品化、标准化、娱乐化的表现。这不仅可能催生新的文化霸权，更可能借技术手段实现隐蔽高效的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加剧文化主体性的解构危机。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规避其负面效应，确保中华文化在数字时代保持独立性与影响力，是巩固文化主体性需面对的重大挑战。然而，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被动受制于这些挑战，其内在的韧性、包容性及集体主义精神，也为应对这些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要求我们在利用数字技术的同时，坚持文化自主性，确保中华文化在数字时代保持独立性与影响力。

（二）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下巩固文化主体性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为理解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它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肯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用。在现代性语境下，历史唯物主义指引我们通过激活传统文化实践基因、构建新型文化生产方式、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智慧，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在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文脉是贯穿中华民族文化史的精神基因，在历史进程中一脉相承、在时代更迭中接续发展，保存着民族悠久深厚的历史记忆与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被深入挖掘，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融合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强大生命力，更贴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更加深入人心；中华传统文化也因马克思主义指导得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其现代价值。“结合”不仅巩固文化主体性，更为其培育与巩固根植不可磨灭的精神基因，发挥中华文化“向内凝聚”作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能。

构建新型文化生产方式、实现技术对文化生产的赋能，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路径。这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保护、活化与传播。通过创新文艺创作全流程，“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通过技术赋能，“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中华文化独特声响与色彩、展现特殊诗情与意境，增强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塑造力和辐射力，巩固文化主体性。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最终汇聚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核心实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战争、殖民、掠夺的老路，而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体现中华文明“和平、和睦、和谐”的突出特性及“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本质要求。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能让中国更好地“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交往壁垒，汲取其他文明养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种“从中国理解中国”的内生性逻辑体系，以及在“想”“做”“说”三个层面建构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将为解决当代人类突出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否巩固的检验标准

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与否具有现实可验性，可通过客观、价值、实践标准科学检验，这些标准既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洞察，也反映新时代中华文化建设根本要求。

从客观维度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取决于其能否适应并引领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华文化适应生产力发展需具备自我调适与创新能力，主动吸纳现代科技、先进管理等文明成果并转化为社会进步动力。具体考察文化政策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文化产品对生产力的促进及文化产业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作用。

从价值维度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关键看其能否以共同体认同回应新时代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强大的文化主体为多数社会成员提供价值体系、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些共同信念、情感与记忆构筑民族精神家园，赋予个体归属与身份认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全球化背景下衡量中华文化凝聚力量、抵御侵蚀的能力，需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影响力、群众对文化产品的满意度与参与度，以及文化对社会矛盾化解与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

从实践维度看，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表现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文明对话的话语生产力。巩固的文化主体需兼具自我阐释与话语转化能力，将核心价值观、发展理念和治理经验转化为国际通用表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评判标准可考察中国方案国际影响力、文化产品海外传播效能、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理念的认知度，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文化贡献。

客观、价值、实践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客观标准是根基，价值标准是内核，实践标准是检验。持续适应引领生产力发展、凝聚民族精神、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同时在全球语境下展现强大的解释与话语能力，中华文化主体性才能真正巩固。

在全球文明激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深刻理解并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中国方案。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指引我们在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因、构建新型文化生产方式、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持续增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原创性与世界影响力，为破解文明冲突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智慧。文化主体性源于物质生产与交往实践互动，突破了传统静态的上层建筑归因。通过“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精神生产”三维框架，揭示其在物质基础、社会关系与精神能动性之间的辩证生成机制，规避文化或经济单一决定论。这种“客观-价值-实践”的检验标准，既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提供了科学评估维度，也为理论实践转化提供了操作指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伟大建党精神及其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关系研究”（21&ZD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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