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他们用 “投奔延安” 的情感来谱写深圳梦的开端

1980 年，特区就是不一样

今年66 岁的国企老员工老王，回忆起 1980 年深圳发生的大事，记忆已有些模糊。他说，1980 年时，自己还在韶关的一个工厂开车，常常运送设备前往深圳。那时他就了解到，深圳的待遇要比韶关高不少。于是，在 1982 年，他毅然决然地来到了深圳。在他的记忆里，那个年代最深刻的一件事，便是来深圳没多久，家里就用上了日本原装进口的电饭锅。全家人为此兴奋了好多天，真切地感受到特区就是与众不同。

老王在1982 年之后便能购置的日本原装进口电饭锅，追根溯源，实则源于 1980 年发生的几件大事。1980 年 8 月 26 日，“经济特区” 以法律形式正式确立；紧接着，罗湖区的建设拉开帷幕；同样在这一年，袁庚在蛇口喊出了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极具革命性的大标语；此外，还有一件与老王切身相关的事情发生了 —— 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诞生。因为几年之后，他就住进了当时崭新的滨河新村。

特区建市吹响经济体制创新口号，深圳梦起步

如果说1979 年是深圳梦的原点，那么 1980 年，这个梦想便正式踏上了征程。而特区建市，无疑是推动这个梦想膨胀与起步的强大动力。

1980 年 3 月 24 日至 30 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专门讨论两省对外开放的相关问题与具体措施，并将 “出口特区” 正式定名为 “经济特区”。8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作出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 “经济特区”。这一举措意味着深圳特区正式诞生，“它的诞生，如同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上炸开了一个缺口，将深圳迅速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巨变自此发端，深圳梦也开始扬帆起航。” 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如此表示。

在特区建市前后，深圳的建设已然吹响了号角。到了1980 年，特区更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那个时候，火车站不过是几间破旧的砖房，一排由茅竹搭盖而成的屋子，分别组成了九龙海关、深圳火车站和中国旅行社的办公楼。整个深圳仿佛瞬间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四处桩机轰鸣，汽车往来穿梭不停，尘土漫天飞扬，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中午时分，我站在泥泞的路边，还吃到了从香港快餐车运来的热面包。” 这是在 1995 年一次名为 “鹏城今昔” 的征文中，来自武汉的侯茅回忆自己 1980 年春天初到深圳时的情景。

“从这一年开始的深圳梦，起初或许难以具象化，更多的是怀揣着忐忑不安的憧憬，饱含着英雄主义的情结。” 宋丁认为，这种英雄主义情结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青年群体中是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当时，第一批特区建设者们面对改革，展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和大刀阔斧的果敢作风。他们率先吹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激昂号角，引领着无数人为了理想生活前赴后继，一步步将深圳梦变为现实。

“当时的深圳梦，物质情结并不浓重。只要领导一声令下，大家便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要做的事情当中。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的深圳梦更加纯粹，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与如今单纯的淘金梦有着本质的区别，深圳梦的起源绝非仅仅是淘金梦那么简单。” 一位民间观察人士这样阐述他所理解的深圳梦的起步。他还提到，自那以后，深圳开展了诸多创新之举。

罗湖区开发，深圳城市化由此起步，繁荣之梦有了现实雏形

“我不知道有罗湖山，它在哪个位置呢？” 从小就在深圳生活的老深圳人吴花疑惑地说道，“那个时候，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很多事情都无从知晓。” 事实上，和吴花一样对罗湖山一无所知的深圳人不在少数，即便是对深圳历史有一定研究的宋丁，也不太清楚罗湖山与罗湖之间的关联。不过，他指出，如果深圳建市是从挖掘罗湖山开始的，那必定意义非凡。

吴花和宋丁所不知道的罗湖山，如今能在一个叫Leroy 的美国人的相册中看到。1980 年，Leroy 来到深圳，无意间为深圳拍摄下了迄今为止最早且最美的一组早期照片。在这组照片里，有一张的背景便是罗湖山，估计 Leroy 是最后为它留影的人，因为仅仅两个月之后，这座山就被挖掉了。

1980 年，正是这座罗湖山，掀起了特区起步后的第一场风波。1980 年 10 月，在究竟是从罗湖还是上步路打响特区开发的第一炮这一问题上，全市上下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大论争。此事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直到 1980 年 8 月的一天，曾参与 “特区条例” 策划和起草工作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来到深圳。在市委书记秦文俊、黄施民的陪同下，他亲自前往罗湖考察。江泽民环顾四周，随后指着罗湖山问道：“这山有多少土方？” 秦文俊回答：“两座山大约有 90 万立方米，正好可以用来填平罗湖区的低洼地带。” 正说着，突然乌云滚滚，还没等众人来得及躲避，瓢泼大雨便倾盆而下。地势低于海平面 2 米的罗湖低洼地带，瞬间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大小马路也变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小河，公共厕所里的脏纸、粪便都漂浮到了街上。从罗湖桥那边走过来的香港客人，一个个都挽起裤子，提着鞋子，捂着鼻子，在深水中艰难地摸索前行。江泽民目睹此景，感慨万千，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难以想象深圳的暴雨竟如此猛烈。秦文俊趁机说道：“国门如今这副模样，不开发建设好，怎么行呢？” 正说着，脚下一滑，差点摔倒，他努力站稳后，无奈地表示，双方的争论，回去再慢慢向您汇报。江泽民笑着说：“老天爷都替你们汇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场争执就此结束，不久之后，罗湖区的开发便全面展开。

“如果说蛇口的开山第一炮是中国工业化启动的原点，那么罗湖的建设就是深圳都市化的起点，是深圳城市化的革命试验田。它为深圳梦构建起一个微小却又极为现实的雏形，从这里开始，深圳才真正迈向城市化，开启了急剧的城市变化进程。” 宋丁评价道。

袁庚提出两大口号，深圳淘金梦发端，平等创新思想开始萌芽

在蛇口港附近，一块大广告牌已经矗立了45 年之久。每一个从蛇口港进入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到上面巨大的两行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20 世纪 80 年代的蛇口，堪称一个造梦的年代，而袁庚就是那个造梦并助力梦想成真的人。他在这里凭借创新的制度和自由的思想，将蛇口打造成了中国青年心目中的 “延安”。老蛇口人常林石回忆道，当年自己和众多前往蛇口的热血青年一样，怀着 “投奔延安” 的炽热心情来到了蛇口。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标语，给他的感觉是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蛇口的花草都散发着格外的芳香”。然而，追溯这句口号的来源，它刚出现时曾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曾在蛇口工业区办公室负责宣传的邹富明透露，这句口号最早于1980 年由袁庚提出，其背后源于两件事。一件是 “4 分钱” 风波，当时蛇口工业区 600 米长的码头即将开工，承建商交通部四航局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施行超额奖励制度。但由于有人反对，此事一直上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才得以重新实施。另一件事则是当时的一位资本家给袁庚上了一课。招商局购置了一座楼，卖楼的人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天是星期五，袁庚开了 2000 万的支票给对方，对方拿到支票后以最快速度将钱送到银行。因为第二天是周六，银行不开门，如果当天不送去，就要损失 3 天的利息。

这两件事深深触动了袁庚，他写下了六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由于这六句话刚提出时争议极大，他最终选择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作为口号。为了确保这一观念的 “炸弹” 能在蛇口人心中炸响，袁庚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将它制成巨型标语，竖立在破土开发的蛇口工业区最显眼之处。标语一出现，有人大声叫好，称赞其新颖大胆；也有人指责蛇口崇尚拜金主义。一直到 1984 年邓小平对这个标语予以肯定后，这场争论才逐渐平息。

“当时在蛇口的每个人都怀揣着理想，蛇口培训中心的门口每晚都灯火通明，里面全是努力充电的年轻人，那时的蛇口就如同一个现实版的乌托邦。” 常林石认为，袁庚提出的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蛇口创新思想的延续与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蛇口梦在当时也是深圳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它比当时的深圳特区走得更快、更先进，为深圳梦的开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模板和雏形。” 一位民间观察人士指出，蛇口的这句标语不仅仅属于蛇口，更是后来深圳发展速度的生动写照。在 1980 年后的深圳建设中，处处都彰显出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的本质内涵。这句口号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标志性话语，更开启了中国现代商业精神的先河。这也是深圳发生巨变的重要因素之一，让深圳的淘金梦逐渐演变为现实，吸引了无数的外来者涌入这座城市，为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中国第一个商品房诞生，深圳梦就是敢为天下先，黄土变成金

在《深圳国土房产管理改革开放30 年》一书中，可以查阅到一些老照片。骆锦星和香港妙丽集团签订的协议是一份手写文件，签订日期为 1979 年 12 月 31 日，而政府批准执行的文件则发布于 1980 年 2 月 10 日，文件落款是深圳市革命委员会。

“倘若没有 1980 年诞生的第一个商品房，或许就不会有深圳房地产在国内如今的辉煌成就与高度，它拉开了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大幕。” 宋丁强调，当时那些敢为天下先、勇于创新制度的梦想，都是现今深圳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予以发扬光大。

《敢为天下先，黄土变成金》是1980 年担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兼罗湖区建设工地总指挥的骆锦星，在 1995 年一次 “鹏城今昔” 活动中所撰写文章的标题。1980 年，特区建市之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特区建设者们的住房问题显得尤为紧张。有的家庭老少三代挤在同一间房，有的住在水沟边的简陋草棚里，从外地调来的干部没有住房，几十人只能挤在一间房子里。单靠市里拿出的 150 万元建房费，根本无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

“那时就有香港人对我说：‘你们是捧着金饭碗却没饭吃，英国女王能把黄土变成金，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将黄土变成金呢？’” 这句话如同一记警钟，惊醒了梦中人。但是，在当时，和香港人合作开发土地，存在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骆锦星不敢贸然行动，直到省委书记任仲夷表示：“要走政策的边缘，要善于利用政策，特区就要有特区的特色。” 骆锦星这才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想法，即采用补偿贸易法，由深圳出土地，香港投资商出钱，建成房子之后按照一定比例分房子或者分利润。为了让这个想法具有可行性，骆锦星还搬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中写道：“国家转让土地使用权，向土地使用者收取土地使用费，即地租。” 骆锦星如获至宝，当晚就抱着这本书去找市委书记张勋甫，这个想法最终得以实现。此后，骆锦星更是将革命导师的这句话当作 “圣旨”，成功击退了许多指责他出卖国家主权的人。

很快，在1980 年初，骆锦星就和香港妙丽集团的刘天达成一致，在东湖划出一块土地建设一个名为东湖丽苑的华侨新村，建成之后双方进行利益分成。据了解，东湖丽苑的图纸刚一出来，仅 3 天时间，108 套房子就被抢购一空，购买者主要是香港人。这个楼盘不仅成为深圳的第一个商品房，同时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商品房社区。

“这在当时或许是无心之举，但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中国第一个商品房的雏形。” 常林石认为，这个事件所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 “放权”，而这恰恰是改革的核心本质。在深圳发展的早期，蛇口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深圳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失去了这些宝贵的特点。很多改革都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徘徊，制度创新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现在官员的行政级别和机构设置与内地已无太大差别，特区的特色不再明显。当年深圳政府机构办事时雷厉风行的作风，如今也不再是深圳独有的特色。那么，再往前发展，深圳还能走多远？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是当下应当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深圳梦・数字

1/ 据当时在市委工作的吴松营描述，1980 年，市委、市政府选中了当时福田公社上步大队的一片荒山，用于建设办公大楼。同时，在荒无人烟的通心岭建起了机关饭堂和 5 幢干部宿舍。

2/ 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兼罗湖区建设工地总指挥的骆锦星称，从1980 年到 1981 年，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仅房地产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罗湖区投资 40 亿港元，订租土地 4.54 万平方米，深圳收取 “土地使用费” 2 亿多港元。

3/ 当年的基建工程兵王德敬回忆，1980 年 3 月，他带领新兵在鞍山训练完毕后，来到深圳。当时深圳最高的一栋楼是深圳旅馆，仅有 5 层。他们建设的第一栋楼是市委大楼。

4/ 1980 年后，内地人员大量涌入，蔬菜供应变得紧张起来，菜品短缺，价格上涨。市委、市政府一方面四处组织货源，另一方面让果菜公司建设菜地，组织生产。于是在罗湖区的蔡屋围、黄贝岭、笋岗一带租地 2000 亩。

5/ “东湖丽苑”的大获成功，让深圳人深受启发，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取土地使用费 4500 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香港地价的 1/11。

6/ 经中央批准，最初的深圳特区形状如同一个狭长的大饼，长49 公里，南北最宽处仅 7 公里，面积为 327.5 平方公里。根据专家设计的蓝图，市委、市政府决定先期开发上步片区，面积为 38.5 平方公里。

深圳梦・语录

早期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对当时环境的总结：当时深圳有“三怪”——“三个蚊子一盘菜，三个老鼠一麻袋，三个蚂蟥围一条裤腰带。”

1980 年，吴南生被 “点将” 前往深圳，习仲勋对他说：南生，你就去当特区的第一个孙悟空吧！不久，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并于6 月 13 日乘火车来到了尚是一张白纸的深圳。

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句话后来被归纳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深圳供电局老员工黄女士回忆：1980 年，我在供电局上班，当时还是学徒工，工资只有 18 元，虽然很少，但在那个时候真的很实用，因为能买不少东西。现在价格昂贵的红杉鱼，那时才卖两三毛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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