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竹 陈圣军 | 试论“第二个结合”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可能与实现

“古今中西之争”已是文化界、理论界的老生常谈，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争论颇多，但一直以来都未能给出一个有效的化解方案，致使有些不良思潮沉渣泛起。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个新的概念，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内蕴于“第二个结合”之中的古与今、中与西的辩证关系，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既是对“古今中西之争”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回应，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解决方案。由此而言，在前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尝试着去归纳“古今中西之争”的新时代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第二个结合”化解此争论的可能性，尝试探索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导下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新时代实践进路，无疑将有助于系统理解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时代不同，“古今中西之争”的内涵会有所区别，但尽管如此，其方向具有大致的一致性。在新时代的独特视域下，“古今中西之争”被赋予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不仅关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涉及民族精神的塑造与国家的文化安全，需要进一步去观察和厘清。

（一）“古今之争”是何为

何为“古今之争”？有学者认为，“古今之争”是“一个文明体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大概会在时间轴或者说‘历史’层面上碰到如何处理当代与前代的关系”。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古今之争绝非以‘时间’或‘世代’划界，而是以‘思想’‘灵魂’和‘政制’之类型划界”。有学者将“古今之争”概括成三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如何接受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建适应世界文化发展形势的中国新文化。还有学者认为，“古今之争”是“一种前沿性和社会性的文化现象”。也有学者认为，“古今之争”本来含义关乎时间关系，从其特定历史内涵看，这种时间关系又具体展现为传统和现代之辩。还有学者认为，“古今之争源于‘历史’立场之争：即理解西方文化对落后国家民族文化的殖民侵略是运用‘历史’范畴”，等等。从上述的学术界所做的探索来看，对于何为“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和概括有一个大致方向的一致性。即总的来看“古今之争”是要处理好前代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诚然，当下“古今之争”问题的理解跳脱不了前人的研究范式，但是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在文化本身视角来说，“古今之争”是“古”文化与“今”文化之争；就各持己见的学者而言，“古今之争”则是表现为各种学派之间的争论。

首先，就文化本身的视角来看，其实“古今之争”早已有之。“时间无始无终，因此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古今’问题，即‘古今之争’。”在人类诞生以来，有了实践，文化也就伴随着产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前代文化和当代文化就已然在生产着。任何时代古文化和今文化都是共存并行、夹糅共生的。这也就意味着“古今之争”已然存在和出现。但在实际意义上说，单论文化本身的话，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争端，而需要一种助力推动。因为，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其本身并不会因时代处境为自身搏一点空间和利益。况且，在马克思看来，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还受制于经济基础，最终受生产力所支配。但，文化一旦有了助力——人类，结合了人就会发生不一样的效果。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人相结合的文化同样也会创造或发生些什么。典型的结果就是各持己见的文化学派。即上述所说的“古今之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历史上也是“古今之争”主要的表现形式。其典型的观点代表就是“传统文化复兴论”。其主要观点是回归古文化，用古文化当中的智慧来救中国和建设中国，认为中国古文化中包含着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智慧和方案。基于史实和时下的实际，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他们所坚持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片面和极端。这种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衷显得过于自信，甚至达到了自负的程度。实质上，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精髓和精华，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汲取中华文化精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完全“复古”，甚至拜倒在古人的脚下，而是要有选择性地进行，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把握好一个度至关重要。

需要指出，“传统文化复兴论”并不都是一无是处，实际上，它对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视，所彰显出的强烈民族主体意识和文化主体意识，无疑是必要而颇具价值的。这一点对时下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颇具启示意义。

那么，“古今之争”是何为？总结起来就是“古”文化与“今”文化之间关系矛盾的存在体，实质上表现为各持己见的学者之间的争论不休，即崇古者和崇今者之间观点的分歧。他们有典型的代表观点，即“传统文化复兴论”等。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处于苦难当中的民族和国家谋一个光明的出路，给中华文化谋一个美好的未来。虽其中存在极端和片面之误，但辩证看待，也有其优势成分。究其根源，是因为缺少一种科学的先进的思想进行筛选和指导。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运用将会从根本上化解这一论争，实现古今融通，继承创新，文化振兴，民族富强。

（二）“中西之争”是何为

何为“中西之争”？有学者认为“中西之争”是“在空间轴或者说‘地理’层面上碰到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有学者持相同观点，指出“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决定了其必然会面临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即中西之争问题。有学者认为：“中西之争是源于‘地理’立场之争，即理解西方文化对落后国家民族文化的殖民侵略是运用‘地理’范畴。”还有学者指出：“‘中西’问题，从外在形式看首先涉及空间之域，但其中又包含着文化内涵，后者主要体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问题。”从学术界对“中西之争”所作的探讨可见，对于何为“中西之争”问题的概括和界定具有一个大致方向的一致性。即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怎么去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处在时下，全球化席卷各个国家，地球逐渐向“地球村”转变，各国文化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交汇，甚至碰撞，更加要求我们在文化层面处理好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问题。

如前述及，“古今之争”问题研究跳脱不了前人的研究范式，“中西之争”也是一样，但时下的我们同样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在文化本身的视角，“中西之争”也是早已有之，只是在19世纪之前，尤其是南宋之前，中华文化无疑是世界上最具有先进性、活力性的文化之一，在这种盛况下，能与中华文化相提并论的文化是少之又少，从“天朝上国”这一词语就能领略一二。况且，这并不是过去的遥远神话。“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魏源笔下离我们最近的“康乾盛世”，依旧是中华民族骄傲和自豪的光辉时代。因此那时的中华文化是先进的文化，中国更是先进文化的生发地。而与之相反，西方曾长期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笼罩中，其先进的文化还在酝酿生成中。所以说，在当时实际上本不存在所谓的“中西之争”。

但是在近代以降，情况发生了反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之争”。在近代，中国遭受屡次失败和不平等对待之后，尤其是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反思“中”与“西”文化之间的区别、关系，反思中华传统文化是否适合当下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这时就慢慢出现了“中西之争”了。这种争论存在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各持己见的学者，即崇西者和崇中者的争论。崇西者认为西文化优于中文化，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全盘学习西方。而且在20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在经过奋斗和努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现代化”一词就起源于西方，这一点让崇西者有了为观点佐证的论据，更加地坚信自己的理论是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理论。这种观点被统称为“全盘西化论”。在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支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但是通过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观点过于极端和偏执。相对而言，崇中者认为中华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应该完完全全地继承中华文化中的一切，舍弃西方文化或者外来文化，甚至舍弃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在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论调也不乏追捧者。这种观点被统称为“传统文化复兴论”。但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论调也过于极端和偏执，不适合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实际。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传统文化复兴论”，本质上都否定了当代中国人民在文化领域的主体地位。前者将文化建设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他者”，后者则把文化发展的决定权交给了“古人”，两者都没有认识到当代中国人民才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力量，这一文化主体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中国文化唯有扎根于当代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才能汲取养分、茁壮成长；其发展路径、形态模式和前进方向，必须依靠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摸索。

那么，“中西之争”是何为？从表层来看，它是独特时代背景下文明之间的碰撞，即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正面交锋。但是这场文化之间的交锋是以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为伊始，这在一开始就注定着这场交锋的不对等性。而联系到人，就形成了各持己见的不同学派，具体则表现为崇中者和崇西者观点之间的分歧。但学派观点的分歧并非简单指向文化之间的优劣，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双方在拯救民族于水火，探索实现国家现代化路径上的一种博弈。虽然争论双方皆存在极端和片面之误，但辩证看待，确也有其合理成分。究其根源，是由于缺少一种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和思想进行筛选和指导。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运用将会从根本上化解这一“论争”，形成一种既立足中华文化主体，又吸收西方文化优势成分的文明新形态。

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前代文化和当代文化、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自然，“古今中西之争”也会相伴而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化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种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方式是建基在运用、践行好“第二个结合”前提下，它为化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一）“第二个结合”化解“古今之争”的可能性

“第二个结合”化解“古今之争”何以可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看，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独有特征，而这个特质为化解“古今之争”提供了重要契机。虽然，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盛行的西方，但它绝非资本主义的鼓吹者，相反地，它正是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的弊端以及西方人民苦难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问世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乌托邦”，它的科学性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首次得到了充分验证；近代以来，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征程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再次证明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基本特质，是指引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指引世界人民朝着更美好未来方向前进的真理。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并非所有理论或学说皆具有科学性这种特质，它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属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和学说的显著标志。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基本特质，因此为化解“古今之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可能性。

其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来看，化解“古今之争”需要消解前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之间的隔阂，而消解的首要步骤就是筛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筛选出来的优秀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发生现代性转型和建构，才能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基础支撑。这种筛选过程实则正是化解“古今之争”的过程。崇古者的偏差在于不加斟酌、囫囵吞枣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如果能够经过精挑细选、细心甄别而后继承、创新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那么前代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所谓“论争”就会自然消解，崇今者与崇古者之间的分歧也将不复存在。换言之，对于筛选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部分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正是两派的共识。

最后，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嵌共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例如“重民本”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求大同”的伟大理想与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目标相合；等等。在两者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深刻体会到，正是因为两者存在契合性，所以两者才有结合的可能。而这种在契合基础上的结合，正是化解“古今之争”的契机和钥匙。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革命性为标识，与之结合，恰恰能够将“古”文化转化成与时代相应的“今”文化，从而为化解“古今之争”提供了可能。

（二）“第二个结合”化解“中西之争”的可能性

“第二个结合”化解“中西之争”的可能性何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质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两个鲜明的特质，为化解“中西之争”提供了可能。第一，开放性。何为开放性？以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喻，开放意味着敞开国门，既引进外来之精华，又让本土之瑰宝走向世界。同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亦非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能够容纳、吸收、融合各种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开放体系。它主张吸收人类文明先进的、科学的成果去丰富和发展自己，从而不断地朝着绝对真理的方向迈进。正如列宁曾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备开放性的鲜明特质，从而同样赋予“第二个结合”开放属性。这种属性就为化解“中西之争”提供了契机和可能。第二，发展性。何为发展性？发展是一个褒义词，它和变化的意义不一样，变化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向好的方向变化，另一种则反之。这并不是说发展没有倒退，而是强调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向前的或者说向好的，即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备发展性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前进的、上升的理论，是无限接近绝对真理的一种思维方式。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这种特质，使得“第二个结合”也被同样赋予这种属性。这种属性即为化解“中西之争”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其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来看，中华文化本身具有极强大的包容性，为化解“中西之争”提供了深厚基础和可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14日致2023北京文化论坛的贺信上再次强调“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纵观中华民族历史可以发现，不论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等走向世界，还是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人来华游学，亦或是时下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都鲜明地彰显了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华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兼容并包的特质则为化解“中西之争”注入了强大活力。

“古今中西之争”问题萦绕在国人心中良久，要彻底化解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是可以以“第二个结合”为切入口，在“第二个结合”的统领下去寻找化解之法。加强理论研究，构建“古今中西”文化对话机制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举措；丰富结合载体，推动“古今中西”文化和谐共生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关键所在；秉持开放包容，促进“古今中西”文化交流互鉴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之道。

（一）加强理论研究，构建“古今中西”文化对话机制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文化本就面临着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某种程度上实则就是在表现着“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并非不可化解，而是一种可以调和的关系存在体。一方面，应加强理论研究，即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第二个结合”。因为“第二个结合”既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本遵循，又需要以此为理论基础。这就意味着，在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中，必须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文化内涵，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进行有机整合。同时，加强理论研究也是构建“古今中西”文化对话机制的前置性条件。换言之，加强理论深度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化之间的对话。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古今中西”文化的对话机制，既遵循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促进了“第二个结合”，又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化解。加强理论研究，尤其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从根本上化解“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做到对基础原理和理论的深入研究、阐释和融合，增强学术话语的创新性，全面利用自身学科的特长，主动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理论体系及其实践经验。这既是促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也是化解“论争”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应在深入研究理论的条件下，去构建“古今中西”文化对话机制。一是对于“古今之争”，对话机制的构建应注重于在“第二个结合”的引领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转化与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阐释与转型的同时与现代文化对接、融合。那么，“古”文化与“今”文化不再是矛盾体，而是一种调和的、适配的、新的文化体。但需要注意的是，继承不是复古，复古也不等于继承。在时下，社会上不乏对传统文化的过度热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阐释缺乏时代感，一头扎进古人的怀抱中，文化复古主义暗潮涌动。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动力，就必须摒弃这种取之就用的观念，而是要“经过提炼、加工、整合、创新和发展”，充分地体现传统性和现代性有机统一，把握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去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其与现代社会需要对接，适应现代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那样，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为化解“古今之争”提供了根本的方法和理论武器。二是对于“中西之争”，构建的对话机制应注重于寻求双方文化的共性与互补性。“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而“中西之争”作为我国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更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态度去面对。“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通过构建“中西”文化对话机制，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内涵、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找到双方文化的共同点，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奠定基础。同时还可以发掘双方文化的互补性，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推动文化的多样性和繁荣。文化本身不会说话，“古今中西之争”的“争”也需借助人和学派的思想去表达出来。例如通过搭建平台、举办学术交流活动等方式，使文化与人的思想相结合，进行多个层面和维度的对话，展示不同的思想，从而促进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深入的交流与碰撞。通过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弥合，实现对“论争”的化解。

（二）丰富结合载体，推动“古今中西”文化和谐共生

丰富结合载体，目的是为了推动“第二个结合”更有效地展开，而“第二个结合”又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之密钥，这又会持续地推动“古今中西”文化的和谐共生。质言之，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促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化解“古今中西之争”。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理论载体的系统性构建与有效运用，对于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并确保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更有效地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传播，需要不断探索创新的结合方式与成果展现形式。这要求我们深入考虑不同群体的独特认知特征，并巧妙利用现代科技、前沿传播工具以及新兴文化产业等多样化载体，从而以更加立体且生动的方式展现“第二个结合”所孕育的重要理论成果。

就学术界和理论界目前的探索来看，结合载体可以划分为传统载体、现代载体、教育载体和社会载体等。对于“古今之争”，其载体的选择与运用应更侧重于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巧妙融合。通过古籍数字化、历史场景重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等形式，让古代智慧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同时，鼓励文化创作者以历史故事为灵感，创作具有时代特色的文艺作品，以此拉近古人与今人的情感距离，促进“古今”文化的深度对话与和谐共生。而对于“中西之争”，其载体的选择与运用应更侧重于展现中西文化的交融之美。既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吸纳西方文化的精髓，孕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形式，搭建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桥梁。同时鼓励艺术家和创作者以中西文化交流为题材，创作具有跨文化特色的艺术作品，以此展现中西文化的和谐共存与相互借鉴。此外，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推动中西文化的线上交流与互动，让更多人能够跨越地域限制，感受不同文化的魅力，促进“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与共同发展。

可见，不论是化解“古今之争”，亦或是化解“中西之争”，结合载体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而通过丰裕“第二个结合”载体实现化解“古今中西之争”便是题中应有之义。更进一步而言，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不能单纯地使用一种载体，而是要打好载体之间的“组合拳”，多管齐下，通过这种多样化、多元化载体，将古今中外的优秀的文化元素进行有机结合，让它们在和谐共生的场域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从而从根本上化解“古今中西之争”，实现“古今中西”文化的和谐共生。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在这一趋势中既保持“本我”文化的民族性，又能够促进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我们当下推进“第二个结合”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秉持开放包容，促进“古今中西”文化交流互鉴

“历史充分证明，只要坚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人类文明就能不断发展繁荣。”秉持开放包容，促进“古今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倡导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是新时代推动“第二个结合”向纵深发展，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强调“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化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说明“第二个结合”的确是当下解决这一“论争”的“秘辛”。一方面，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这是为“第二个结合”赋能的关键，也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重点。在“第二个结合”中，不管是深入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亦或是两者结合诸多成果的生产，都过程性地蕴含着开放包容的特质。而在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中，开放包容之态度更是关键。“古今之争”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古”文化和“今”文化难以相融，“中西之争”形成的关键因素是“中”文化和“西”文化互相对立。秉持开放包容之态度，使“古今”文化互促互融，“中西”文化取长补短，才能促使“古今中西”文化达成和解，从而化解“古今中西之争”。

另一方面，应在秉承开放包容态度前提下，促进“古今中西”文化交融互鉴。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第二个结合”，也为化解“古今中西之争”注入了动力。首先，“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交融互鉴，为“第二个结合”拓展了视域，让“第二个结合”本身不仅受到本国文化的滋养，也受到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熏陶，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将“第二个结合”过程推向前进，化解“论争”。其次，“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实则就正深处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之中。“古今之争”产生的重要因由是“古”文化与“今”文化之间的隔阂没有消解，认为“古”文化和“今”文化是两种文化，殊不知一个中国、同种实践是产生不出两种文化的。这种隔阂一旦消除，“古今之争”便自然消解。而“中西之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质不同，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实践中所产生的结果。由此可见，欲化解这“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论争，唯有通过文化本身的沟通与交流之途径，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并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宽广胸怀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以中国为视角，“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在中国处于汉唐时期，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处于宋明时期，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亦相继传入，利玛窦等人来中国游学等等。与此同时，古代的中华文明也在不断地传向世界各地，例如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等。当下中国更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文化应开放包容，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推向更高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因此，我们要力推世界各地文化之间的互学互鉴、博采众长，并生并育不相害，抵制和消解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冲突理论。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站在世界文明健康发展的角度指出：“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赋予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进步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也为未来的世界发展描绘了美好画卷。此理念的提出不仅涉及到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也涉及到文化方面。它将在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求同存异、互信互爱的文化共同体。因此可以说，积极开展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推进“第二个结合”，实现文化繁荣兴盛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为化解“古今中西之争”增添了强劲动能。

秉持开放包容，促进“古今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倡导各国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既是当下推进“第二个结合”深入开展的关键一招，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一剂良药，也为世界各国和各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开辟了一条坦途。尤其是在各种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文化建设和发展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显的今天，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并欣赏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已成为推动本国乃至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通过秉持开放包容，促进“古今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不仅有助于打破“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与偏见，在解决当下世界文化发展冲突困境的同时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构建各国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为各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文化交流互鉴、多样包容之下，世界将会朝着更加符合人类利益的方向发展，人类文明也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推进了我国文化建设在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一背景下，“第二个结合”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是对化解影响中国人民良久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时代之钥。当然，“第二个结合”的深入研究是个系统工程，未来需要学术界从多维度构建研究体系。一方面，要强化理论溯源，梳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遇、相融的历史脉络。从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思想碰撞，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以传统文化为土壤接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探索，系统挖掘“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基因，揭示其必然性与生命力。另一方面，要聚焦现实需求，针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价值重构、乡村振兴中的文化传承、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创新等课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结晶，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相结合，形成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的解决方案。同时，应着重关注“第二个结合”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基于“第二个结合”本身，其囊括的文献内容数量巨大，梳理任务重而繁琐，可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建立“第二个结合”专题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分析传统文化经典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思想共鸣点，绘制跨时空的思想图谱。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推动多学科交叉研究，联合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学者，从不同视角解析“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在新时代新的历史征程中，学术界应坚持文化自信，深入研究和领悟“第二个结合”，更好地把握文化发展规律的同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基金项目：安庆师范大学校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一般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2023aqnujyxm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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