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承哲：《“大而美”法案》，里根革命的“复现”还是“刻舟求剑”？｜经济观察

里根上台之际，美国正深陷持续十余年的“滞胀”泥潭——高通胀、高失业与低增长并存，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日渐失效。彼时的税制结构被普遍认为严重扭曲了经济激励：最高个人所得税率高达70%，企业税率达46%，这种高税负既广泛抑制了工作、储蓄与投资意愿，也导致总需求持续疲软。 在此背景下，里根政府开启了一场力度空前的税制重构：1981年《经济复苏税法》与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将最高个税率从70%大幅下调至28%，企业所得税率降至34%。这一系列举措在减轻税负、简化税制的同时，也标志着美国经济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向。以减税和供给激励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取代了以财政支出和需求管理为主导的凯恩斯主义路径，供给学派的理念由此进入主流政策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里根时代的减税并非孤立施策，而是嵌入在一整套增长导向、协同推进的政策体系之中。彼时的美国正处于制度调整与全球化初启的临界点，整体经济仍具备广阔的效率提升与增长空间。这场税制改革与放松金融和工业监管、稳定货币供应、削减福利支出等一系列政策协同发力，形成了供给侧改革的完整闭环，使企业效率边界显著拓展。这不仅使美国进入了持续最久的经济扩张阶段，而且随着“提升生产率”成为企业最重要的决策准则，外包、专业化分工与全球产业链整合随之成为主流战略，美国也由此借力信息技术革命与金融自由化，重塑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而在财政层面，里根政府也通过1982年《税收公平与财政责任法案》实施有限增税，尝试部分对冲赤字扩张，维持基本的预算约束逻辑。

第三，“特朗普2.0”的美元走势与国际资本循环，削弱了其财政政策的外部资金支撑。1980年代初期，美国正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美元霸权”的重建期，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资本全球化红利释放，海外资本大量流入美国，美元指数在1980-1985年间累计上涨约58%。这不仅强化了本土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供给，还有效分担了由减税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关键的外部支撑。然而，当前全球金融格局已发生深刻改变。2025年上半年，美元指数累计下跌10.8%，创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以来最大半年跌幅，标志着全球对美元信用体系的信心正系统性削弱。这一局势下，特朗普政府无法再复制里根时期“强势美元+外资流入”的政策环境，财政扩张更多依赖国内融资，导致利率上行、通胀预期强化，联邦债务负担上升，从而压缩宏观政策组合的有效性与调整弹性。

综上所述，特朗普政府所面临的宏观环境，已与里根时期发生深刻而系统性的结构背离，尤其是存在高债务、高赤字、高利率与美元走弱并存的多重约束。

在所有对比的维度中，里根革命与“特朗普2.0”时期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内外政策的组合，尤其是两者在对外经贸政策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取向。其中，里根政府标志性地重塑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逻辑。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的防御性调整，里根政府在任期内以更系统性的方式推动自由市场理念在全球扩展，构建出与其国内供给侧改革相匹配的对外秩序重构。尤其是金融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和信息技术标准输出的同步推进，不仅对美元金融体系的外部嵌入提供了强支撑，也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与此同时，里根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也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制度共振，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主要发达国家相继推进市场化改革和自由贸易战略，拉美和亚洲部分国家也开始效仿“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范式，全球范围内出现新一轮对效率、资本流动和制度透明度的偏好整合。这不仅促进了全球化和效率提升，也使得美国国内的供给侧改革能够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更强的政策效果。经济增长、高附加值产业出口扩张、企业利润增长、资本外流转化为海外投资回报，为美国国内减税与财政扩张创造了外部资金缓冲，有效缓解国内财政压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重构了全球经济秩序，也为其最终在冷战中占据制度性优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相比之下，“特朗普2.0”政府的对外政策则驶入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其核心逻辑不再是引导全球化秩序，而是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推行实质性的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策略。这一战略转向不仅体现在对中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普遍征收“对等关税”，也反映于《“大而美”法案》中强化本土制造业、提高原产地壁垒、限制技术外溢等具体条款上。其政策目标已不再是提升全球配置效率，而是试图通过强制性政策压缩全球产业链，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内循环”体系。

然而，这一取向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放大了其制度外部性成本。不同于冷战后期相对稳定的二元对抗格局，美国可借助信息革命和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全球化扩张，巩固自己在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成为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引领者；当前全球正在经历多极化与地缘分裂的交叠演进，使特朗普政府的单边施压策略难以转化为制度性扩张，反而引发多边协调机制弱化与体系碎片化。同时，特朗普时代的经济条件与政策环境也远不如1980年代那般宽松，全球化也已进入重构期而非扩张期，全球贸易增长动力大不如前，产业链面临逆转和去风险化，企业难以复制当年借助外包与分工获得效率跃迁的路径。WTO预计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仅为1.7%，远低于里根时代的5.2%。而美国对外政策在边际上削弱了其制度输出能力，也削减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协调力，使得国内财政扩张与减税激励难以像1980年代那样，从全球化扩张中获得同步红利。在缺乏相应配套与全球化红利的支撑下，政策空间本就有限，其刺激效果也遭遇结构性约束，反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

综上所述，里根时期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组合策略形成了双向强化机制，提升了政策的可持续性与制度竞争力。而“特朗普2.0”的“对外封闭+对内扩张”的去全球化战略，将在高通胀、高利率、低增长的背景下进一步压缩外部市场空间，形成内外政策目标之间的错位，不仅使美国企业面临更高的成本与不确定性，还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更多的摩擦与反制，是负外部性的举措。

历史从非简单的轮回。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依托新自由主义改革，确实在“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双轮驱动下，释放了美国的结构性潜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并借助全球化初期红利，巩固了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时至今日，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早已发生深刻变化。其制度空间、财政能力、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均不可同日而语。

需要看到的是，《“大而美”法案》在政策设计上，确实延续了某种“里根式”的供给侧思维，特别是在内部经济策略上，体现出对减税、放松监管、刺激制造业的偏好，这些都是里根革命留下的深层制度印记。但与此同时，“特朗普2.0”的对外战略逻辑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再试图通过制度输出和全球化整合来扩大美国的战略空间，而是转向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保护主义路径，强调贸易壁垒、本土制造和技术管控。因此，这种新的政策组合无法简单地套用历史经验去预测与评估，更像是一种根植于当下地缘与结构性变局中的政策尝试，其最终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

校对 | 詹蕴第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