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资讯周报》|韩国大选: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的影响

海国图智研究院

06-23 08:18

摘要

刊物介绍

《人工智能资讯周报》探讨人工智能对公共政策、治理和政策建议的影响,探索人工智能对商业、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以确定潜在的研究领域,探讨可能的合作研究和机构伙伴关系。本刊着重提供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动态和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同时关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动态。本刊旨在通过可靠的研究,来帮助企业、研究机构和公民预测和适应技术引领的变化和成就。

本文作者:奚光泽

责任编辑:刘仪

摘要

2025年韩国总统大选中,韩国的政治选举生态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变革,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重塑了选战的信息传播格局与选民互动模式。从 2012 年总统大选中文在寅与朴槿惠团队对 Facebook、Twitter、KakaoTalk 等平台的策略性运用,到 2022 年国民力量党与共同民主党推出 AI 虚拟化身和聊天机器人,再到 2024 年国会选举中政府与企业联合抵御深度造假威胁,技术革新始终与选举政治紧密交织。

在这一过程中,社交媒体不仅成为政党塑造形象、扩散议题的核心阵地,更催生出 “政治 YouTube 化” 等新型传播范式 —— 保守派频道凭借高订阅量与播放量占据舆论优势,候选人通过直播、短视频构建个性化人设,平台算法与用户策展行为则加剧了信息极化乃至政治极化。

图源:Asia Center

一、2012年总统大选中的社交媒体运用

2012年总统大选前夕,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文在寅在 Facebook 拥100,300名支持者及330,700名 Twitter 关注者;新国家党总统候选人朴槿惠的Facebook 和Twitter 关注者分别为29,800和250,000。此外,韩国本土通讯应用程序KakaoTalk拥有较多年长选民,朴槿惠在 KakaoTalk Plus 上拥有689,000名关注者,文在寅则拥有538000名关注者。

文、朴大选竞选团队针对平台特点采用不同的传播策略。根据主流研究机构 Shin Dong A 与社交网络咨询公司 Treum的联合统计,为发挥Twitter 的公共领域优势,2012年3月1日至4月8日,文、朴两阵营共发出93,589条直接面向选民的推文,产生1,684,100次转发;从11月27日正式拉票至投票前夜,相关推文及转发总量逾3,400,000。Facebook 平台则更具私域传播特性。虽总体用户数超过 Twitter,但 Facebook 信息多限“好友”可见,不具备即时公共扩散优势。朴槿惠借用《江南Style》舞动视频及流行游戏截图,塑造轻松亲民形象;其 Facebook 页面取名“Playground with a Swing”(韩文“geun-e”谐音其名),配合卡通头像与拼图游戏,强化“自由活泼”品牌。文在寅则强调“诚实、亲切、家庭感”,在个人社交主页上传抱狗照片,其夫人亦上传文与子嬉戏旧照,传递温馨家人形象。而在韩国最受欢迎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KakaoTalk 界面简洁、使用成本低,成为触达50–60 岁选民的重要渠道;朴槿惠透过该平台推送活动地点和现场直击,带动传统保守派与年长选民的投票热情。

在竞选节奏、信息和覆盖面方面,挑战者(文在寅)比执政党候选人更早启动社交媒体拉票,并广泛吸纳关注者;执政党候选人(朴槿惠)则在选战后期集中布局、多平台并进。研究显示,文在寅的推特内容多批评前政府及朴槿惠;朴槿惠则多发布积极、面向未来的信息,并侧重政策愿景塑造。虽文在寅在推特上的互动量(推文及转发)整体高于朴槿惠,但主要由既有支持者贡献;朴槿惠的信息覆盖了更多并非其核心支持者的新群体,从而在社交舆论上形成更广泛的“声量”优势。

主流电视、报纸对社交媒体选战的报导主要呈现两种框架:第一,马赛曲式报道:持续以数据(曝光量、转发率、好感度)衡量“谁赢谁输”,并宣称社交媒体“声量”可精确预测选举结果。选前一周,朴、文在推特上的提及比例(51% vs. 49%)几乎与最终得票(52% vs. 48%)完全吻合。第二,策略解读框架:邀请公关专家剖析各阵营的 SNS 策略动机,聚焦“何以选此渠道”“为何此时发声”等手法层面,较少深入政策内容本身。

二、2022年总统大选:AI与数据驱动

2022年3月的韩国总统大选中,韩国主要党派首次将AI技术深度融入竞选:国民力量党(PPP)推出“AI Yoon Suk-yeol”虚拟化身,在Kakao Talk、Facebook等社交平台投放定制短视频,并在专属网页与元宇宙空间举办线上座谈,单场观众峰值超过5000人次。在野党共同民主党(DP)则研发“AI Lee Jae-myung”聊天机器人,利用元宇宙平台创建了虚拟竞选空间,为选民提供实时政策答疑,同时收集热点议题反馈,支持后续精准投放策略。

此类AI助选首次将政治拉票从线下大集会拓展至线上虚拟平台,实现“24小时在线互动”。竞选团队据统计,通过AI生成的短视频与聊天机器人,选民点击率和信息触达率分别提升了约20%—30%,为后续选举中AI技术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根据SAGE open的一篇关于 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期间的社交媒体研究显示,社交媒体的兴起让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的主体不再仅限于传统主流媒体,而扩展到政党、政治人物及草根用户,同时社交机器人(social bots)的广泛使用也使其参与到公共议程的设置中。研究发现,虽然媒体、社交机器人与公众关注的主要议程主题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宏观上呈现高度相关性——即在“经济”“反腐败”与“北韩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三者的关注度同期波动具有显著正相关。与此同时,媒体议程并未在时间上领先于机器人或公众议程,媒体议程在多次检验中往往与机器人议程同步,且在部分议题上甚至滞后于机器人议程约1–2天。社交机器人议程在大多数主题上显著领先公众议程,这意味着机器人在线上话题形成初期扮演了“意见引导者”的角色,而公众议程则随后跟进。在议题网络结构上,机器人议程对公众议程的网络影响系数高于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反映机器人在议题框架形成与扩散中具有更强的结构性作用。

三、2024年第22届国会选举中的深度造假潮

2024年4月10日韩国第22届国会选举中,尽管深度造假(deepfakes)与虚假信息层出不穷,但通过政府法规修订、通信标准委员会(KCSC)执法、大型平台技术防御与公私协作,韩国将此类威胁限制在较小范围内。

韩国选举管理委员会(NEC)监测显示,2024年1月29日至2月16日共发现129起与选举相关的AI深度造假视频、音频或图文内容。其中,2023年12月一段长度46秒的“尹锡悦总统承认贪腐”深伪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直到2024年2月才经KCSC一致投票下架;警方事后指控某政党成员为幕后制作人。

三月初,又在TikTok平台流传两段针对共同民主党首李在明与国民力量党实质代理人韩东勋的深度伪造短片,误导称其就第一夫人金建希Dior包事件发表不当言论,迫使多家主流媒体连夜发出澄清公告。这些案例普遍利用开源AI工具,配合精细化剧本与音视频剪辑技术,使侦测难度大幅增加。

2023年12月,韩国修订《公职选举法》,明确禁止选举期(距投票日90天内)内利用AI生成深度伪造的影像、音频或文字,违者可处最高7年有期徒刑或最高3,000万韩元罚款。同时,通信标准委员会(KCSC)获授予对涉选深伪内容的快速下架与屏蔽权,并与NEC及警方联合实行“三阶段鉴伪”流程:人工初筛→算法检测→AI复核,目标是在24小时内处置高风险内容。

Naver自2024年1月起在所有AI生成的图像与视频中嵌入隐形数字水印,一旦系统识别出可疑内容,便即时向用户弹窗警示并提供一键举报通道;Kakao同月推出“选举安全模式”,对同一消息的频繁转发和群发链接自动限流,据统计该机制日均减少30%误导性信息扩散。Deepbrain AI与韩国国家警察署合作研发定制化深度伪造检测系统,支持在线内容实时比对与溯源追踪

2024年初,Naver、Kakao、SK Communications联合签署“防范恶意选举深伪”行业宣言,承诺共享鉴伪算法与威胁情报;LG电子于同年加入全球“AI Elections Accord”,与多国企业共同研发透明、可审计的AI选举技术框架。

韩国Press Foundation与多家NGO协作,线上培训30,000余名Fact-Check志愿者,利用专门开发的Fact-Check应用每日澄清并发布数百条谣言辟谣内容;主流社交平台设立“谣言监测”专题页面,实时更新核实进展,公众识假能力显著提升。

四、2025年总统大选的YouTube化现象:政治极化的放大器

    根据路透社研究所和韩国新闻基金会的《2024数字新闻报告》,75%的韩国人经常在 YouTube上观看新闻。这远远超过了全球51%的平均水平。这种高度依赖YouTube获取信息的趋势跨越了所有年龄段。即使在 60 岁及以上的选民中,YouTube 的新闻使用率也高达 55%,几乎是国际平均水平28% 的两倍。根据频道数据分析平台“TubeGuide”的统计,在韩国订阅人数排名前十的政治频道中有七个倾向于保守派,显示出在韩国的网络视频平台上,保守派舆论拥有强大的扩散力和受众基础。其中,排名第一的频道为“진성호방송(真成镐放送)”,拥有约181万名订阅者,其后依次是“신의한수(上帝之手)”、“사람사는세상노무현재단(卢武铉财团)”等。从累计观看次数来看,保守派频道同样占据优势。“진성호방송”以超过35亿次的累计观看量稳居第一,而“신의한수”也突破了11亿次。“성창경TV(成昌京TV)”、“이봉규TV(李凤奎TV)”、“성제준(成济俊)”等其他保守派频道也在前十名中占据一席之地。相比之下,进步派频道如“서울의 소리(首尔之声)”、“딴지방송국(其他站点)”虽然位列榜单,但观看量相对较少。这表明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覆盖面上,保守派政治频道更具活跃度。

与此同时,许多韩国政界人士也纷纷开设个人YouTube频道,作为与公众沟通的重要工具。例如,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频道“이재명(李在明)”拥有约140万名订阅者,是现任国会议员中影响力最大的频道。保守派的太勇浩议员则拥有约28.6万订阅者的频道“태영호TV(太勇浩TV)”,民主党议员郑清来的频道“정청래 TV떴다!(郑清来TV关闭!)”也积累了23.2万订阅者。非国会议员中,大邱市长洪准杓的频道“TV홍카콜라(TV洪准杓)”尤为突出,订阅人数超过60.6万。

这一趋势引发了人们对于“政治YouTube化”的关注和讨论。专家指出,YouTube平台为政治传播带来了新的互动形式和个性化内容,但也伴随着信息偏向、情绪煽动以及“粉丝政治”的风险。“策展泡沫”(curation bubbles)强调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不仅受到平台算法的影响,更关键的是用户之间的网络化策展行为。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用户选择关注特定的其他用户,并分享符合自身身份和兴趣的信息,从而形成了具有一致性吸引力的内容传播网络。这种用户间的策展行为导致了信息的政治极化,即使信息来源多样,用户仍可能只接触到与自身观点一致的内容。部分频道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甚至煽动仇恨与极端言论,这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政治极化。

在2025年韩国大选候选人中,韩国民主党的李在明在YouTube上的影响力最大。他的官方频道于十多年前开通,拥有140多万订阅者和大约3500个视频。他的视频突出幽默和平易近人的风格。此外,他还大力投入直播,他的频道直播版块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实时直播。2月18日,他自发加入了自由派政治频道“Saenal”的直播,幽默地提醒观众“订阅、点赞并打开通知”。这次直播被广泛传播,促使粉丝们通过YouTube的直播聊天捐款超过600万韩元,成为当天YouTube排行榜上捐款最多的直播流。

来自人民力量党的保守派候选人金文洙在YouTube上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传统但缺乏活力。他的官方频道于一个多月前的 4 月 9 日开通,显然是为了这次选举。截至 5 月 19 日,该频道已迅速获得 38.9 万名订阅者。不过,他的内容往往缺乏亮点。金文洙的大多数视频(目前共有225个)都采用了常规格式,如演讲、政策声明和竞选片段,很少进行剪辑或情感表达。

Sometrend在4月4日至5月18日期间的数据显示,金文洙在YouTube上被提及的次数较少:217,884次,而李在明被提及的次数为276,202次。最近,金文洙在热门喜剧节目 “周六夜现场韩国版”(Saturday Night Live Korea)中以幽默的方式露面,这是他为提高自己的网络知名度所做的一次尝试。虽然这期节目短暂获得了超过 100 万次观看的关注,但他的亮相未能在 YouTube 上引起持续关注,也没有显著改变他的网络形象。

李俊锡是主要总统候选人中最年轻、同时也是最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位,他代表新改革党。根据Sometrend的追踪,李俊锡在YouTube上的被访问量并不大(34093次),但他的频道成功地吸引了年轻、有改革意识的选民。李的主要内容是他的夜间直播节目“Up All Night Live”。他几乎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10点播出节目,分享个人评论、政治热点和反应片段,经常吸引数万名观众。截至5月中旬,“Up All Night Live ”已经播出了第40集,这种持续性是其他候选人无法比拟的。此外,他还定期发布短文和非主流视频随笔,如“金德秀和韩文秀的悲惨故事”——这是一则诙谐幽默的政治寓言。在保守派阵营的统一谈判失败期间,他的频道有了长足的发展。5 月 4 日,也就是金文洙被提名为人民力量党候选人的第二天,李的频道获得了 2,800 个订阅者。两天后,即 5 月 6 日,该频道增加了 7,900 个订阅者——这是自推出以来最大的单日增长。

YouTube的吸引力在于它将候选人人性化,让选民看到他们不仅仅是政策驱动型的竞争者,而且是有个性的真人。选民观看YouTube并不是为了被说服,而是为了判断候选人是否真诚、可信或可亲。专家指出,YouTube消除了政治中的距离感。当候选人通过视频或现场互动展示他们人性的一面时,选民就会以传统竞选活动无法实现的方式与他们建立联系,尤其是在距离选举日只有几周时间的情况下。YouTube 已成为韩国的狂热政治追随者的聚集地,平台的内容强化了他们对所选政治人物的忠诚。

五、结语

韩国选举的数字化变革深刻体现了技术与政治的紧密交织。社交媒体从早期的信息传播工具,逐渐演变为塑造政治形象、引导舆论的核心阵地,而人工智能的应用则进一步拓展了选战的维度,既带来了互动效率的提升,也引发了如深度造假、信息极化等新挑战。从政府法规修订到平台技术防御,从政党策略调整到公众参与模式转变,韩国在应对技术对选举的影响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此外,“政治YouTube化”现象则暴露了技术赋能下的深层矛盾:75%的新闻消费依赖度与保守派频道的绝对流量优势,不仅加剧了信息茧房,更使选举叙事从政策辩论转向“人设竞争”。候选人通过直播、短视频构建的“真实性表演”(如李在明的幽默亲民、李俊锡的夜间脱口秀),虽拉近了与选民的情感距离,却也隐含着“去政策化” 风险——金文洙的传统演讲式内容与李在明的娱乐化传播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平台逻辑对政治话语的重塑。这种转变在吸引年轻选民的同时,也可能削弱公众对实质议题的理性讨论,使选举沦为“注意力经济”的角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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