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圣：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在于重建中国知识体系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系统性解构”引发知识界强烈震荡。这位以“反建制”著称的总统近期对常春藤盟校的粗暴干涉，不仅暴露了其与知识精英的深刻对立，更折射出以美国为一大核心的西方知识体系架构正在经历的深刻危机。事实上，不仅仅是这场针对高等学府的“文化战争”，从年初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令大幅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海外项目，到对美国之音（VOA）等国际传播机构实施“政治清洗”，这些举措共同显示出西方知识体系架构摇摇欲坠。

在《外交事务》（Foregin Affairs）期刊最新发表的文章《漫长的美国世纪的终结》（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中，已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这两位分别开创“软实力”理论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学界泰斗——发出严厉警告：特朗普政府正在亲手拆解支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核心支柱。文章强调，特朗普对对外援助机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的攻击，实际上正在削弱美国赖以维持霸权的基础。而这霸权的基础为何物呢？二位作者的答案便是“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倡导”。

特朗普政府敢于对美国高校及传播美国“软实力”的机构组织采取强硬措施，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政策获得美国保守派民意的支持。这些保守派认为，美国的精英高校和机构所宣扬的价值观实质是民主党推崇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非真正的“普世价值”。他们更将共和党选民基础持续萎缩归咎于这些学校与机构的“文化渗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保守化趋势并非美国独有——在自由民主理念发源地的欧洲，极端保守主义同样呈现抬头态势。而所谓“普世价值”的背后，实则是西方建制派知识体系所构建出来的话语。

过去，不少学者习惯于直接照搬西方建制派的制度和规则，并将其奉为圭臬，试图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这种做法本质上反映出对西方建制派“自由民主”知识体系的全面接纳。然而，在这一知识体系的框架下，无论中国如何努力“改进”或推进“现代化”，似乎都难以成为西方眼中的“好学生”。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实现了数亿人口脱贫，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飞跃式发展，但在西方视角下，中国仍被贴上“缺乏人权”的“威权国家”标签。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建制派“自由民主”的知识体系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

郑永年教授在《中国的知识重建》一书中指出，西方国家往往基于自身价值观审视中国，这无异于“用苹果的标准来评判橘子”。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其《东方主义》中也有过这样一段话，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道理：“若不研究其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研究其权力结构，就无法真正理解和研究思想、文化以及历史……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还是一种复杂霸权关系的不同程度体现。”知识系统的力量在于，不是让你相信什么，而是让你默认什么是正常。西方的知识体系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而非普世的，是以西方的需求和目的所出发的，如果中国仅仅是一味地照搬照抄西方的概念与定义，而不发展自主的知识体系，那么中国将在国际舆论上将永远处在落后挨打的状态。如今，特朗普政府从内部打破了建制派“自由民主”知识体系的神话，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身知识体系和国际话语权的契机。

在认识论（亦称知识论）的哲学课堂上，老师常会抛出这样一个问题：“知识究竟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相信不少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发现的”。人们这样回答并不难理解，毕竟世界上大多数自然科学知识都是通过发现得来的，例如“勾股定理”和“光的速度”。这些知识都是人们基于对大自然的观察与归纳总结得出的，并不依赖后天的经验构建。正因如此，自然科学知识往往具有普遍适用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与自然科学知识不同，社会科学知识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文科领域似乎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理”。这间接催生了“理科优于文科”的观念，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文科无用论”。出于这个原因，实证主义思潮在西方开始流行起来，人们开始希望通过学习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学习社会科学。

然而，这种全盘否认社会科学知识、一律向自然科学看齐的方法论是存在问题的。相较于传统认识论认为知识是心灵被动反映外部世界的结果，伊曼努尔·康德（Immaneul 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他哥白尼式的知识革命，认为知识是主体通过先验范畴主动建构而成的。他在批判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经验主义时指出，人类的知识既包括经验成分（a posteriori），也包括先天的（a priori）部分。他强调人类所经验到的外部世界是不连续的、碎片化的、有界的和分散的。是主体的“需求”（needs）和“目的”（purposes）以及已有的知识结构像胶水一样，把这些观察到的碎片黏合在一起。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知识是客观与主观的结合，即基础的信息通过感官获得，但这些信息并不等同于知识本身。人们还需要通过大脑将这些信息进行“加工”，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知识。

而这一知识体系运作的方式，放在中西方之间的研究上也同样适用。西方知识体系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与演变，形成了其独特的认知模式与研究路径。在该体系下，往往通过大量的经验积累与实践探索，来生成针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看似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并不具备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借鉴意义。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方案深深植根于当时西方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之中。西方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政治制度的变革、殖民主义的扩张等一系列独特的历史事件，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因此，基于这些特定背景所产生的解决方案，必然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其适用范围往往局限于西方社会的特定情境。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盲目地直接照搬照抄西方的这些解决方案，而不考虑中国自身的国情、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就必然会遭遇“水土不服”的困境。中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民众心理。例如，在中国的基层治理中，传统的同乡文化、家族观念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治理模式，可能会破坏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生态，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治理效果的下降。

同样地，当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种种现象时，也常常陷入一种误区。他们往往习惯于抛开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土壤，直接套用西方的概念以及理论，试图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的一切。这种做法看似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但实际上却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和运行规律，这些规律并非西方理论所能完全涵盖和解释的。例如，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的作用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来进行分析和评判。因此，“中国方案”与西方的评价体系“格格不入”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格格不入”并非中国方案的缺陷，而是西方知识体系在面对中国独特现实时的局限性所在。

在英文的语境当中，话语权其实可以被分为两种，即“话语权”（discursive power）与我将之称之为“叙述权”（narrative power）的权力。“话语权”是指意义、交流和知识生产的结构化系统。它包含了塑造我们如何理解现实的语言、符号和实践。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强调，话语是一个框架，它支配着什么可以说，谁可以说，什么可以算作真理。例如，医学话语定义了什么可以被称为疾病，而政治话语则是定义了何为进步。而“叙述权”则是对事件的线性描述，通常有情节、人物和时间顺序。这是一种将经历组织成连贯故事的方式。例如，一个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的发言。简而言之，话语是支持特定说话与思考方式的系统，而叙事则是在该系统中讲述故事的特定形式，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背后是否有知识体系做支撑。

当前，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面临着“重叙述、轻话语”的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包括但不限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通过在全球多国高校设立孔子学院推广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播，借助外文媒体及刊物向国际社会呈现中国发展图景。然而西方舆论场却惯用“宣传”（propaganda，该词在西方语境中带有强烈负面色彩）这一标签，轻易消解中国传播努力。这种传播困境的根源在于，当前对外传播更多停留在现象叙述层面，背后没有支撑的知识体系。而想要重建中国知识体系，仅仅由官方来叙述是不够的。

每一个叙述就如同一个点，这些叙述中有关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科学的等等。其中每一个叙述点之间又可以相互产生连接形成线，而不同线之间又可以连成面，面和面之间又可以形成体，而这个体就是知识体系。即使在政治这一叙述上面，中国官方也仅仅在这个体系当中扮演了一个或多个“点”的角色。整个中国知识体系的重建，还需要靠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以及每一个人。

不要忘记在《政府论》下篇中提出“社会契约”的洛克和撰写《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为西方提供过“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的哲学家们都不是官方背景。因此，更加宽松的叙述环境有助于重建中国的知识体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叙事都是好的。知识就如同产品一样，需要通过“市场”的检验，而政府也需要在其中把好关。西方知识体系下不乏产生过许多荒谬的叙述，但是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对这些叙述的批判往往是激烈且犀利的。这些内部批判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会反过来加强西方知识体系的生命力，使知识体系能够不断地更新换代，符合当下的时空环境。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中国知识的重构进程中。从小说《三体》、游戏《黑神话：悟空》、电影《哪吒》等文化作品，到网红李子柒展现的中国田园生活，甚至是小红书平台上中外网友的“对账”，这些现象都构成了中国知识体系重建的重要一环。中国知识体系的重建，应当由中国人以中国视角，向世界讲述关于中国的方方面面。

校对 | 詹蕴第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