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平 黄 天 | 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如何实现党建引领治理？——基于粤港澳大湾区A地社区的观察

2023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指出：“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广西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互嵌式社区”这一重要概念，并论述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代丰富“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实践。近年来，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尤其在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区域，已有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赴内地学习、工作、生活，逐步在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地催生出不同于内地传统社区的互嵌式社区。之所以也称之为“互嵌式社区”，本质上不是说这些社区是多民族群众共居的社区，或是粤港澳居民混居的住宅小区；而是因为同源同族的粤港澳居民，在大湾区融合发展环境下也出现了空间上“共居共处”、行为上“交往互动”、情感上“交流融合”的互嵌式社区样态，不仅是地理空间上“拼盘式”或“马赛克式”的混居状态。以A地为例，该区域目前常住的港澳籍居民已超过7000人，约占总常住人口数的15%；且同时拥有Aa、Ab、Ac等多个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形成了大量港澳籍居民与内地居民交融共居互嵌的局面。应当说，这些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的涌现，对于更好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铸牢大湾区融合发展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在内的多个国家级文件均明确提出，要在A地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A地“一国两制”新实践的坚强保障，对A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提出了新要求。

可见，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既对A地党建部门创新大湾区融合发展下的党建工作具有现实意义，也对拓展传统党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党建引领A地的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有其独特的生成机理和实践路径，不同于以往内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且暂无经验可供借鉴。那么，在大湾区融合发展背景下，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有着怎样的生成机理？它与内地传统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有何差异？它又是如何运作并激发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效能的？目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议题已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多基于内地城市社区的场域，既有探讨谁来引领、引领什么、怎么引领等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也有建构、丰富了其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与逻辑内涵，但尚未对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这一新生事物进行充分探讨。此外，学界虽逐渐注意到党建引领（跨）区域治理的热点问题，却多聚焦于内地的“毗邻党建”等党建引领跨区域治理实践，鲜少探讨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等话题。鉴此，本文结合对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实践的追踪观察与田野调查，基于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的“情境”与“过程”双维画像，探讨其内在的生成机理和实践路径；更进一步，立足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背景，审视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未来路向。

在我国，党建引领并不单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项制度设计产物，而是各级党委、党组织因应不同治理情境所生成的一系列引领行为总称。也就是说，党建引领“由谁引领”的唯一主体明确后，各级党委、党组织在哪引领、引领什么、怎么引领等具体行动的运作过程均是在一系列政治要求和现实环境共同设定的系统情境中生成与调适，由此将社区党建这条红线贯穿至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全过程。质言之，党建引领还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会随着治理情境的需要而相互调适。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深层内涵，需透过社区治理的特定情境及党建行动过程加以透视。学者陈国权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核心，已天然地嵌入了我国“广义政府”主体间的运作与互动中，可通过“情境—过程”的分析框架，对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过程进行动态分析，理解其深层次的运作逻辑。在粤港澳三地居民共居共处的互嵌式社区中，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有着更为独特的现实情境与行动过程，但同样可透过“情境”与“过程”两个维度加以阐释。

目前，学界所使用的“情境—过程”分析框架旨在解释公共组织在内外部情境的不同组合状态下，灵活采取差异化的行动策略及其背后的深层动因，主要包含了组织情境、行动者、过程、结果四大要素。所谓“情境”，包含了无法控制或更改的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可以有所选择和构建的组织内部环境；而“过程”则是指政府主体围绕权力开展的一系列行动和活动；“行动者”与“结果”则分别代表包含各级党委、政府、人大等在内的广义政府主体，及它们在特定情境开展系列行动所达到的状态。在此基础上，有论者进一步衍生出“情境—过程—结果”分析框架，对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治理、跨层级治理、社区环境治理等特定治理情境中的政府治理模式选择或居民公共参与等生成过程及其产生的结果进行探讨。不过，上述框架仍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方面，现有研究侧重于解释广义政府主体或社会公众行为在内地社区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特定情境下的生成机理和实践路径，尚未聚焦到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这一新生事物中；另一方面，现有框架多将“情境”与“行动者”作为两个相互联系的独立要素，但各级党委、党组织在引领城市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定位、职责功能等，本身就决定其既是党建引领活动中的直接“行动者”，也是党建引领实践中必须扮演“龙头”角色的“情境”组成，故“行动者”与“情境”之间本身也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可见，这一框架无法充分解释基层党组织在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中的运作机理和实践路径。为此，本文基于对A地的特殊背景，着重探讨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生成情境及其实践过程，在“情境—过程”框架的基础上搭建起契合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实际情况的“三重情境—四动过程”分析框架（见图1），以探讨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的生成机理及实践路径。

图1 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三重情境—四动过程”分析框架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在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实践中，“情境”决定其内在的生成机理，并集中表现为具有不同于内地普通社区的“三重情境”，包含了“在哪引领”，即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空间场域；“由谁引领”，即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行动主体；“为谁引领”，即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众所周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基层党组织从嵌入、整合到引领社区治理，在形象建设、服务供给、心灵互联等不同方面，通过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实践路径，发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等功能的过程。尽管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情境”有别于内地普通社区，但其内在“过程”同样是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集中体现在“形动党建→行动党建→心动党建→传动党建”（简称“四动”党建）这一引领路径的“四动过程”中。具体而言，“形动党建”是“四动过程”的第一步，旨在通过规范和统一管理，为社区中的粤港澳三地居民塑造好党的统一形象；在此基础上，通过“行动党建”为社区中的粤港澳三地居民开展生活化的社区党建活动，以实际行动发挥党群服务中心、党员的先锋示范效应，提升港澳居民对社区党建工作的认同感；进而，增进粤港澳居民在社区中的心理互动、文化认同，通过“心动党建”实现彼此间的心灵契合；最后，当互嵌式社区中的港澳居民自觉认可并接受党的领导后，能够与党建工作者、内地居民共同为本港、本澳居民讲好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故事，带动更多港澳居民到A地生活发展，达到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动党建”效果。进一步看，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三重情境”与“四动过程”相互作用，前者的生成情境驱动了后者的“四动”党建运作过程；而后者的实践路径及创新则适应了“三重情境”所带来的新形势与新要求，共同激发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的治理效能。下文将依循这个“三重情境—四动过程”分析框架，对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的生成机理及实践路径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因此，无论是纯内地社区，还是粤港澳大湾区新近涌现的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都是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其“初心”在于巩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而激发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效能，均要回答好“在哪引领”“由谁引领”和“为谁引领”这三个基本问题。但是，A地正处于大湾区融合发展实践的交汇处与前沿地带，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的情境随之发生变化，既不同于内地也不同于港澳。为此，本文从“在哪引领”的空间场域、“由谁引领”的行动主体、“为谁引领”的服务对象这“三重情境”背后所蕴含的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透视其独特的生成机理。

（一）在哪引领：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空间场域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其生成于城市社区的公共空间场域中，涉及了社区公众所关注的公共生活、公共福祉等，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所谓“在哪引领”，是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各项行为所生成、作用的社区公共空间场域。一般而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的“社区”是指内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区，尚不包括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区。随着基层党建工作逐渐融入内地城市社区治理公共空间的各方面、全过程，一系列社区治理实践经验总结也衍生出了符合内地社区情境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行动路径。换言之，内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公共空间场域生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境”。

然而，A地处于大湾区融合发展实践的交汇处与前沿地带，伴随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持续推进，一些带有港澳社会、文化等元素逐渐嵌入A地城市基层治理中；相应地，党建“在哪引领”A地社区治理的公共空间场域也孕育出涵盖粤港澳三地的融合发展元素。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在A地生活居住，A地的所有社区均由以往传统的内地社区，逐渐转变为粤港澳居民共居共处的互嵌式社区。在此背景下，A地的社会人口结构呈现多元发展趋势，三地居民间的政治理念、民意诉求等日趋复杂与交织叠加，对党建引领三地居民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质言之，以往生成于内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党建+”社区治理模式，某种程度上已不能直接适用于A地具有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的空间场域“情境”之中，亟需调适、创新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行动模式及路径。

（二）由谁引领：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行动主体

在内地，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建“由谁引领”社区治理的“龙头”，准确把握社区发展治理的着力方向，包含了乡镇、街道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等行动主体。同样，A地以往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均由当地的各级基层党组织承担，它们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组织动员、整合资源和连接服务等功能。

近年来，伴随着越来越多爱国爱港爱澳社团能够在大湾区内地以跨区域协作的模式，依法开展扶贫、助残、社会服务等公益活动，部分互嵌式社区逐渐通过党建引领吸纳其提供社会服务。在此背景下，A地基层党组织也逐渐依托功能覆盖广泛、集约高效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协同爱国爱港爱澳社团联合提供各类社会服务。值得注意的是，A地的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虽处于具有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的空间场域，但在行政区划上，A地仍属于内地城市，爱国爱港爱澳社团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开展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活动，并不扮演“引领”角色，也不具有“引领”功能。因此，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的“龙头”行动主体始终是其基层党组织，而非扮演支持者、参与者角色的爱国爱港爱澳社团。然而，现实中部分港澳及内地居民容易混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行动主体，这对党建引领A地社区治理造成一些窘境。如一位A地党建工作者所述：“这些港澳社团进驻后，我们引进了他们的一些服务，但一些居民不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误以为社团提供的各项社区服务是由社团独立组织实施的，觉得这些社团是区别于社区党委的社区服务组织者、引领者，甚至产生对社区党委的社区服务质量较之前有所下降的落差感。”（访谈对象：fjc20230806）因此，在“由谁引领”的情境转变下，A地社区中的基层党组织需要更好发挥党建引领的“龙头”行动主体作用，巩固好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中的阵地建设。

（三）为谁引领：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

在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背景下，越来越多港澳居民赴大湾区内地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除A地以外的某些大湾区内地城市也出现了具有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的社区，故在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还需回答好“为谁引领”这一关键问题。然而，这些社区中的港澳居民规模较小、流动性较强，有别于A地粤港澳三地居民大规模共居共处一地的特殊情境。故在大湾区内地其它类似的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仍主要以长期接受党史、国情教育的内地居民为主。

近年来，在A地社区中居住的港澳居民不断增加，A地的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开始变化，党建引领A地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也由以往较为单一的内地居民，转变为具有不同价值理念、行为习惯的粤港澳三地居民。与内地居民相比，大多数港澳居民在本港或本澳的学习、工作中可能没有接触过内地的党史、国情教育，且本身不具有团员、党员的政治身份，对什么是党建引领、党员先锋模范等概念较为陌生。如一位在A地生活的澳门居民表示：“我从小到大都在澳门，没有了解过内地的党建文化等，直到来A地工作，逐渐接触了这边社区的党员，我才开始认识什么叫党建引领……但出于某些原因，我身边一些港澳邻居在内地没主动了解中国共产党，或很少参加与‘党建’挂钩的活动。”（访谈对象：fzl20221013）故在全新的“为谁引领”情境中，如何通过党建引领服务好、凝聚好粤港澳三地居民？又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七一”讲话精神，让生活、居住在A地的港澳居民更加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这些问题，对A地基层党组织如何打造港澳居民均认同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伴随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嵌入A地的基层治理实践，党建引领A地互嵌式社区治理“在哪引领”“由谁引领”与“为谁引领”这三重情境均发生转变。从空间场域看，“在哪引领”定位于大湾区融合发展交汇处且粤港澳居民共居共处的互嵌式社区中；从行动主体看，“由谁引领”是在社区同时存在基层党组织与爱国爱港爱澳社团的环境下，应由前者继续扮演“龙头”引领者的角色；在服务对象上，“为谁引领”的受众包括了互嵌式社区中具有不同制度背景下生活体验的粤港澳居民。而三重情境的有机结合，形塑出党建引领A地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独特生成机理。也即，在具有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的空间场域中，由基层党组织作为“龙头”行动主体，同时锚定互嵌式社区中的粤港澳居民服务对象，创新并丰富大湾区融合发展下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

由上可知，A地多个社区作为典型的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已嵌入其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场域中，有着独特的“三重情境”生成机理。问题是，面对这个新生事物，A地基层党组织是如何寓党建于服务，在服务港澳居民的同时，引导他们从认知党的外在体貌，到理解党的内在气质，再到在党建引领下更好融入互嵌式社区，进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呢？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A地基层党组织通过调适、创新党建引领的行动过程，逐渐形塑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四动”党建机制，进而循序渐进地提升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工作效能。其具体实践路径是：首先，以“形动党建”方式塑造好党建行动主体统一的外在形象，由此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辨识度，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其次，以生活化的“行动党建”方式激活三地尤其是港澳居民对党建活动的认同度，改变港澳居民对党建活动的刻板印象；再次，通过进一步增进三地居民心理互动、文化认同的“心动党建”，达致三地居民的心灵契合；最后，探索“传动党建”方式，激发粤港澳三地居民发挥主人翁意识，“合塑”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大湾区融合发展故事（见图2）。

图2 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四动”党建的路径、方式与目标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一）以“形动党建”塑造党建行动主体的统一形象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的微观形象塑造是全景式大党形象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建行动主体通过形象建构，将其自身信息传递给社区公众的整体过程。在A地具有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的特殊情境下，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建引领的“龙头”行动主体，需要以“形动党建”塑造统一的外在形象，使三地居民能够直观地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在A地互嵌式社区中的战斗堡垒角色，提升党在三地居民心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但在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生成之初，由于基层党组织形象塑造尚未统一，加上部分港澳社团逐渐在A地协助基层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使当地居民产生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点乱，有需要不知道该找谁，社区服务是港澳社团提供的”等认知偏误（访谈对象：msq20221014）。未来，若越来越多港澳社团在A地互嵌式社区，特别是在党群服务中心内各自开展活动，还可能使三地居民对A地基层党组织的形象产生误解，导致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的话语权弱化，不利于将党领导下的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故事讲好和传播好。规范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尤为重要。

因此，广东省及A地有关部门明确规定，基层党组织成员在党群服务中心的办公区主场所统一穿着工作制服、规范设置户外招牌标识、规范使用工作语言等。在此基础上，A地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均将户外招牌置于更易识别和突出的位置，并用更加鲜艳的颜色进行标识，便于刚赴A地生活又需办理社区业务的港澳居民找到所在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位置。此外，A地基层党组织成员除在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期间穿着统一样式、标识等的工作制服，还会在由党群服务中心牵头港澳社团协办的各类社区活动中主动亮明身份，向三地居民释放出统一而明确的信号，即社区内的“港式”或“澳式”服务，实际是由当地有关部门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党群服务中心指引下由爱国爱港爱澳社团提供的。由此，通过“形动党建”机制，直观地展现出基层党组织的整体精神风貌，进而向三地居民真实、准确地传递关键的形象信息。换言之，基层党组织是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龙头”行动主体，代表内地党委和政府的党群服务中心才是社区服务的实际供给者。对此，一位访谈对象举例说到：“以前我们没有统一形象，有些港澳居民刚来A地生活，不知道有事可以找谁，也误以为与港澳地区一样各类服务是多数由社团提供；规范后，他们就慢慢知道有事就来党群服务中心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也知道各类服务实际是我们提供的。”（访谈对象：yhl20230802）可见，以“形动党建”作为党建引领A地互嵌式社区治理实践过程的“第一步”，有效提升了A地互嵌式社区党建工作中粤港澳三地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以“行动党建”激发党建活动认同效应

如前所述，内地居民因接受过系统的党史、国情教育，且长期接触党员群体，或本身就具有党员的政治身份，自然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的红色文化、政治元素等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会自发参与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活动。但在“一国两制”背景下，港澳居民较少系统学习内地的党史和国情知识，更鲜有机会接触党员群体。因而，他们在内地生活和工作中，难以对社区党建工作的基本内容、先进事迹等产生共鸣或共情，甚至存在刻板印象及政治身份上的隔阂。同理，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居住在A地的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中，他们由于较少接触基层党组织、社区党员等，较难对党建引领活动产生认同感，因而不参加、不了解甚至不配合社区党建工作。

因此，在“形动党建”基础上，A地的基层党组织逐步通过“行动党建”模式，在“为谁引领”的新情境中导入“生活化”党建引领方式，并由社区党员在具体活动中扮演“身边人”的角色引导港澳居民认识、了解党员群体，以此增进港澳居民对党建引领A地互嵌式社区治理的认同感。一方面，由基层党组织在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更接地气的活动空间，为三地居民特别是港澳居民主动了解、愿意参与营造出生活化氛围。比如，借助文娱活动、社区服务等平台创新党建工作形式，针对三地居民中的不同群体开展如体育竞技、居民议事、亲子互动等“生活化”的党建主题活动，从而使港澳居民更直观地认识到，内地的党建引领不只是讲政治，也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真正与社区的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另一方面，由社区党员作为“身边人”，通过共同参与社区活动、社区服务等更接地气的实际行动，引导三地居民共同参与到“身边事”中，特别让港澳居民更切实、直观地感受到党员群体可信、可爱、可为的鲜活形象，对基层党组织这一“龙头”行动主体和社区党建工作有更深的理解与认同。对此，一位Ac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在某次活动结束后，几位初到社区生活的港澳青年纷纷表示，以往觉得‘党建引领’四个字离自己很遥远，通过接触才知道党建引领就在身边，党建活动和社区党员也是有生活气息的。”（访谈对象：wsh20230804）显然，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中的“行动党建”机制，充分借助“生活化”的党建主题活动、发挥“身边人”的社区党员双重作用，逐渐激发港澳居民对党建引领的认同效应。

（三）以“心动党建”促进粤港澳三地居民心灵契合

融合发展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长期愿景，也是建设湾区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要实现融合发展，不仅要推进器物意义上的“硬联通”和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意义上的“软联通”，还应推进心理融合、心灵契合意义上的“心联通”。为此，A地基层党组织在“形动党建”和“行动党建”之上，通过引入更深层次的“心动党建”机制，聚合三地居民的更多心理共鸣，促进双方的心灵契合。进而，逐步形塑出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三地居民融合参与的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回应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新情境。

比如，粤港澳三地居民在历史上人缘相亲、血脉相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文化记忆与文化空间，部分基层党组织着力挖掘粤港澳三地共同的文化元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党建主题活动中，为社区中的港澳居民编织心灵契合的情感纽带。笔者在Ac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调研中看到，该社区党组织已借助三地共同的岭南文化、粤语文化、疍家人文化，通过粤剧、咸水歌、古诗词等载体，实现党建引领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发挥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聚力功能，增进港澳居民对同为“岭南人”“大湾区人”的文化语言、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除此之外，各基层党组织也逐步吸纳港澳居民作为“党建+社区服务”的志愿者，由港澳居民作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一线行动者，亲身感受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充分理解社区党建工作的内涵，形成三地居民“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的社区党建工作格局。笔者也了解到，Aa社区中的“心动党建”已取得了成效，“一些港澳居民加入志愿者队伍参与了任务重、时间紧的社区工作后，他们真切地感受到社区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战斗力，因而主动提出了入党的想法。”（访谈对象：qyl20221013）这说明，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实践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内在特质，它为港澳居民创造了更具广度和深度的人文空间。从“行动党建”形成的共同体验到“心动党建”产生的情感共鸣，无疑助推了三地居民的心灵契合和对“大湾区人”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A地的基层党组织更好地帮助了港澳居民深度融入社区生活中，使他们和内地居民一样，都能够在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中感受到内地基层党组织的关怀和家的温暖，更能逐渐在党建引领下共同以“大湾区人”的身份，从社区治理层面参与大湾区建设。

（四）以“传动党建”推动粤港澳居民“合塑”大湾区融合发展故事

随着内地跨区域治理实践的成熟，“党建+跨区域治理”的毗邻党建模式应运而生，强调将整体性党建思维贯穿到跨区域治理的整个过程之中，以毗邻地区的一体化党建引领跨区域事务治理。同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跨（关税）境治理作为我国跨区域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A地基层党组织探索契合大湾区融合发展需要的毗邻党建模式提出新要求。事实上，生活在A地互嵌式社区的港澳居民仅占香港、澳门地区总人口的少数，且仍有多数本港、本澳居民尚不了解A地发展状况和支持性政策，或者因心理距离而产生了“局外人”和“旁观者”的心态，认为A地建设与自己无关。在此背景下，A地基层党组织也在努力探索大湾区融合发展下的毗邻党建模式——传动党建。也即，由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中的党建工作者、港澳社团人员及三地居民，共同为本港、本澳居民讲好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故事，进而带动更多港澳居民到A地生活发展，实现对A地建设发展故事传播的自塑、他塑与合塑机制的有机组合。

在“传动党建”的行动模式下，A地基层党组织已联合港澳社团以形式多样的“软实力”文化展示和宣传，举办了粤港澳三地居民的系列交流活动。通过以港澳社团为媒介组织本港、本澳居民赴A地参观“生活化”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了解三地共同的传统文化纽带体验不同社区的生活圈等“自塑”的方式，展现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新成果，让港澳居民亲身感受A地党建引领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特色。对此，一位活动组织者谈到：“参加活动的港澳居民很好奇我们（内地）的社区治理、党建文化……大家在党群服务中心参观和面对面交流，就直观了解了什么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而且愿意向没来过这边的亲朋好友宣传。”（访谈对象：kf20230801）直观地看，这些赴A地参观交流的港澳居民实际上已间接参与到了“行动党建”和“心动党建”的过程中，通过将自己在A地所见所闻逐渐内化为对内地基层党组织、党员群体及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更深层次认同；从长远看，他们又将作为“传动党建”的“关键少数”，让更多本港、本澳居民能从他们亲身体验的“他塑”视角，直观感受到A地及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发展变化，并正确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区治理实践，逐渐产生赴A地学习、工作、生活的意愿。进而，由粤港澳三地居民自发“合塑”好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融合发展的故事。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模式不断拓展、经验愈加丰富，并在大湾区融合发展新实践中形塑出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新样态。对此，本文立足于“三重情境—四动过程”的分析框架，对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情境”与“过程”进行了双维画像并作理论阐释，透视其有别于内地传统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生成机理及实践路径。在具有大湾区融合发展元素的空间场域中，由基层党组织作为“龙头”行动主体，同时锚定互嵌式社区中的粤港澳居民服务对象，通过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党建引领路径，促进粤港澳三地居民融合，最终激发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工作效能。

毫无疑问，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实践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对于拓展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相较于以往的党建研究，本文将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特殊元素嵌入了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这一城市基层治理热点问题的探讨中。一方面，廓清了党建引领（互嵌式）社区治理在大湾区融合发展下有别于以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成机理，跳出单纯围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内地社区，基于其特殊情境初步廓清了“在哪引领”“谁来引领”和“为谁引领”这三个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总结提炼出党建引领A地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四动”过程路径，为大湾区内地其它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提供可借鉴、可验证的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抑或是探寻其更广义、更深层的理论与实践内涵。

更进一步看，在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背景下，伴随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间互联互通不断推进，越来越多港澳居民赴大湾区内地城市生活居住，进一步催生出了具有大湾区融合发展特质的不同类型社区。譬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处于“一国两制”的“咸淡交汇点”，伴随“澳门新街坊”综合民生服务项目的落地生根，大湾区融合发展下的“澳（门）式社区”已经出现，而它又和本文探讨的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有所不同；加之，伴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实施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的分线管理政策，加速对接澳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民生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全面放开澳门机动车便利入出合作区，这将对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带来更多的难题。再如，河套合作区由香港园区及深圳园区在深圳河两侧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理念构建而成，是我国唯一实现地理上横跨两种社会制度、经济和司法体制，并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重大合作区。其中，深圳园区正规划建设国际人才社区，又会催生出一种由内地、香港、澳门居民和外籍人士共居、共住、共处的新型“互嵌式社区”，带来全新的党建引领互嵌式社区治理“情境”，对党建引领互嵌式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自塑、他塑与合塑功能机制有效运作提出全新要求。可以预见，随着大湾区内地城市中的港澳居民不断增加，以及不同类型的粤港澳居民互嵌式、港（澳）式社区的出现，将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带来更多的挑战。当然，大湾区融合发展下党建引领A地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实践尚处于孕育发展阶段，还未形成系统化的运作模式，故本文主要对这一新生事物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为此，未来仍需进一步追踪观察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嵌入式社区治理的新动向、新情境，并审视和丰富现有的党建模式，为粤港澳三地居民讲好党建引领粤港澳居民互嵌式社区治理故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治理体系创新研究”（20&ZD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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