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荣 |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与追求——以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中心

实现现代化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伴随着《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经典著作输入中国，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以下简称“跨越”理论）亦引起中国知识人士的关注。陈独秀、李达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之时，同民主革命家冯自由、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张东荪，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助理勃拉克女士等，围绕“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级乎”“中国到自由之路”等涉及“跨越”理论的诸多议题，进行了富有学理性的对话，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为进行以社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于“跨越”理论，我国学术界已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孙来斌对我国学术界有关马克思“跨越”理论提出动因、历史地位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回顾与梳理。赵家祥厘清了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认识误区。丁堡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走了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继续沿着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行。李健、陈学明揭示“跨越”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了东方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世界性难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成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力图还原“跨越”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状况，从学理角度考察中国早期知识人士对现代化道路探索与追求的历史进程，揭示其从初步考察到深入探索，再到不断升华的演进历程与基本逻辑，为当前奋进新征程提供学术借鉴和现实启示。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深刻阐发，其核心内涵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不经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及制度建立的过程，直接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过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不仅对当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变革研究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第一次把这一理论设想付诸实践，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俄国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跨越。

20世纪初期，世界各国在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举步维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受此影响，中国知识人士基于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追求，围绕“跨越”理论进行学理对话和理论探讨，逐渐形成观点相互对立的两个派别。

1919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发表《马克思主义批评》一文，称马克思根据“一时代的社会组织，必与生产方法相应”的原则，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阶段，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无产或是劳动的平民，和资本主决战，而最后的胜利，却在劳动家”。对此黄氏“以为不然”，并直接否认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而在赴俄国出席远东人民大会之后，黄凌霜宣称列宁新经济政府是发展“资本主义”，甚至认为俄国革命已归于失败，并表示其失败的原因是“工业极不发达，其以农立国，几乎与中国相类”。显然在黄凌霜看来，俄国尚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达阶段，故无法进入社会主义，中国亦如此。

1920年3月，冯自由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一书由香港“社会主义研究所”公开出版。在该书中，冯自由首先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级乎”问题作了阐述，称尽管有人表示“中国实业并未发达”，“资本主义亦未出世”，认为“中国还没有讲及社会主义之必要”，甚至提出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Capitalism的一阶级”的论断，借以宣扬资本主义经济“只可设法鼓励”的观点，但冯自由指出，中国经济状况虽然不如“欧美各国资本专制”发达，之所以“偏要在资本主义未发生以前实行社会主义”，正是为了避免陷入资本主义制度下“富商跋扈”而“工人无告”的悲惨境地。可以说“欧美各国劳动界所受资本专制的痛苦”十分深重，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级”的根本原因，正是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

虽然冯自由的上述观点不无可议之处，尤其是关于20世纪前后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问题，至今各方说法不一，但冯氏以俄、德两国的经验作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阶级之先例”，则颇具说服力。一方面，“俄国的资本制度”在当时仍然“十分幼稚”，该国农民和工人受贵族、军阀、官僚等的支配，这与英、法、美等国“多数平民资本家性质不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俄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劳农政府”，率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无疑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阶级之先例”。另一方面，德国“提倡社会主义的时候也在大帝国联邦政府之前”，尤其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南，尽管那时德国的“资本制度还很幼稚”。这正如列宁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虽然被德国兵力所征服”，而德国亦不免为布尔什维克所征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列宁此语堪称是“社会主义可以不经过资本阶级及劳动界自然趋向社会主义的确证”。

随着各方人士的不断参与，当时关于“跨越”理论的讨论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公开表示：“中国社会还没有资产阶级，所以没有无产阶级的对抗，故社会革命在中国必经了资本阶级才可实现。”对于这一观点，陈秋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完全是替资本家辩护的口吻”。众所周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出现。退而言之，即便当时“中国如果还没有资产阶级”，难道为此要特意制造一个资产阶级“来做革命敌手”吗？显然这不可行，甚至是荒谬的。对此陈秋霖认为，社会革命之所以在中国尚未生成，其重要原因“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而是广大劳动者“没有阶级的觉悟”，没有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伟大的组织”。因此，“唤醒劳动阶级的觉悟”是中国实行社会革命的“第一步”，然后才能发动觉悟了的劳动阶级“组织劳动团体”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1921年4月，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季在《新青年》发表与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一书的同名文章，称当时中国不乏自以为懂得西学实际上却沦为“新顽固”派的人，这些人公然宣称：第一，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程度堪称“登峰造极”，“所以发生一种反响，造成一种社会主义”，这正是“对症下药”；第二，“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社会主义难以成功；第三，中国资本主义尚不发达，“大资本主义还没见端”，若遽然实行社会主义，无异于“无的放矢”。上述种种观点表明，当时以“新顽固党”自居者非但不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反而认为“中国若想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这类“似是而非”的论调充斥舆论并泛滥于报端，对当时青年人的思想产生严重影响，导致一些“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出现思想上的混乱，由此在革命道路上往往陷入“一种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为此，李季系统翻译了英国学者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旨在厘清各国社会主义流派之异同，澄清对各方“误解社会主义的学说”，进而向国人阐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最好的学说，是救我国全体人民的唯一良策”。

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发表后，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的同时也遭致无政府主义者的非议。梁冰弦、刘石心等无政府主义者撰写文章“评《社会主义与中国》”，旨在通过表达“社会主义乃工业发达后的一种反动”的观点，形成否定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话语逻辑，即“中国如欲行社会主义”必须“提倡工业”，而欲提倡工业必须发展“资本主义”。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逻辑，陈秋霖在《广东群报》以《评论之评论——社会主义与中国》为题刊文，直言无政府主义者上述观点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即将“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工业”，不能因为工业尚未发达就要“排斥社会主义而欢迎资本主义”；同时，发展工业固然需要资本，但“并不必欢迎资本主义”，两者性质完全不同。诚然，革命胜利的取得，不仅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而且要具备成熟的主观条件，即革命阶级的高度觉悟和阶级力量的高度组织。基于这一认识，陈秋霖主张“目前第一要务，就是用社会主义的精神灌溉到政治教育的方面去”，借以“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同时将“社会主义的精神”融入“政治教育”，使社会民众的政治觉悟普遍提升，则不独劳动者可以“享社会消费的权利”，而且“工业便可从而发展”。

陈秋霖上述评论发表两天后，《广东群报》再度以评论形式刊发李达《社会革命之商榷》一文，该文从社会革命和阶级革命的双重角度，对“跨越”理论的实质作了深刻阐释。一方面，李达以社会革命为考察视角，深刻揭露否定社会革命者的反社会主义本质。尤其是针对当时报刊所发表的众多“似是而非的论调”和“淆惑人心”的言论，李达直指这些言论的制造者为“走狗学者”，斥责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却“只是口头讲，心里未必赞成，也只是胡乱地讲，却未必十分懂”，其真实目的并非为了使中国人“学会了社会主义，好行社会革命”，而是“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显然作为社会革命的否定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另一方面，李达以阶级革命为研究视角，深刻阐述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李达则以此为依据明确表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述，“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些“不懂社会主义的人，只说中国无地主无资本家，没有阶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田主”和“佃户”的阶级区别，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即是对“中国贫富两阶级悬隔”的明证。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凭借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致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资本阶级”呈现出“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相互“对峙”的局面。随着产业革命的形成，“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显明”，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阶级的财富增加”，而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增至无以复加之时，那么“社会革命的机会到了”，这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机亦已经成熟。可见，针对舆论界关于“跨越”理论的争论，李达坚决认为“社会革命在资本制度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要实现”，而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可以“促进他的速度”，从而在资本主义尚未发达之时过渡到社会主义。

由上可见，随着“跨越”理论初入中国，中国知识人士围绕“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级乎”“中国到自由之路”等议题，掀起了富有学理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争论。李达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以此为契机，深刻阐述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初步考察。

当论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理论之争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却往往忽略中国早期知识人士关于“跨越”理论的学理对话，及其对于中国步入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意义。而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及发表具有重要影响的演讲，则为窥探“跨越”理论在中国的早期演进及其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考察视角。

1920年10月8日，罗素应邀来华访问，至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期间罗素分别到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访问，先后发表近20个主题的演讲。而应无政府主义者张东荪的请求，罗素此次来华所做的最后一次演讲，主题为“中国到自由之路”，即讨论中国如何步入现代化道路问题。然而，与张东荪等人希望罗素讲中国应该走“自由主义”道路的期待所不同的是，罗素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应当走俄国的道路，即布尔什维克道路。罗素此举自然引起无政府主义者的喧嚣和不满，而考察其发表上述观点之缘由，似与“跨越”理论颇有关联。

在罗素看来，当时中国经济尚不发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均太弱小，进行社会革命和阶级革命的条件不够成熟；与此同时，“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虽是一种终极的理想”，“然这种主义现在却不能够实行”。在此背景下，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只能走俄国布尔什维克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罗素经过对俄国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考察，指出中国要避免出现俄国政府集权的弊端，认为“那种以国家雇主而使作工的人领受工钱的社会主义，实含有专制和阻碍进步的危险”。显然，罗氏虽然主张走俄国布尔什维克道路，但是否真正表示认同，值得深入考察。

罗素此次访华之行及其发表的演说，对于中国知识人士倾向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影响。据曾与罗素同行的勃拉克女士(Miss Black)称，罗素访华前曾于1920年到俄国调研，然而罗素虽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宁，“却找不到一个共产党”，究其原因，则在于“马克司（即“马克思”，下同）的原理是要应用在工业已开发的民族，而不是应用在仍有百分之八十五无知识农民的民族的，而且，尚有一层，在马克司的见解，以为共产制度的引进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时代之后。”显然，根据勃拉克女士所言，罗素认为俄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达阶段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尽管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但因其工业尚不发达、农民知识水平低下，导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的不相适应性，最终产生“既到俄国，却找不到一个共产党”的矛盾，即勃拉克女士所谓“共产党但是”（Communist but）问题。

罗素游俄所见所感曾刊登在英国伦敦出版的“Nation”周刊，后又以“Soviet Rnsain—1920”为标题在美国纽约“Nation”连载。随后，北京《晨报》、上海《新青年》杂志先后译载相关内容。然而，随着国内外报刊的广泛转载，罗素的上述观点引起各方尖锐批评，其中《自由人》月刊刊发一篇题为《尼采、柏拉图及罗素》的文章，直接指责罗素的观点是“对劳农俄国的反动”，为此从学理的角度进行了“攻击”，这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坚决捍卫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态度。尽管勃拉克女士曾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自由人》月刊致函，旨在“替罗素辩护”，但是当时除了《新青年》杂志对公开信进行转载外，并未引起社会反响，这反映了罗素关于“跨越”理论的观点在中国难以引起共鸣的尴尬场景。

需要指出的是，《新青年》转载勃拉克女士公开信之时，《新青年》杂志社已迁至广州。当时，担任《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编辑的袁振英，已经成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新青年》发表勃拉克女士公开信的同一期上，袁振英译载了《列宁与俄国进步》一文，称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变为劳动界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德谟德拉西的知识阶级”，但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因为旧日的宗旨，要发达资本主义”。可见，即便是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俄国，主张必要资本主义发达后才能实行马克思主义者也大有人在。对此，袁振英以“按语”的形式表示，“中国现在一班人还有这种思想，要先发达资本主义，拿来做振兴实业的工具；这实在是梦话。”

显然，袁振英对于中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可视为其对罗素和勃拉克女士观点的回应。故在上文的按语中，袁氏旗帜鲜明地表示，这篇译文“尽可以有供给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的价值”。而在《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袁振英译载列宁《过渡时代的经济》时进一步指出：“由理论上讲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当中定有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把那两种社会经济的制度的特别状况联合起来。这个过渡的时期，不过是死亡的资本制度和新生的共产主义战争的时期。”显而易见，中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达时期而进入共产主义，其关键在于有了一个“过渡的时期”。就此而言，袁氏上述译文可谓是借列宁“过渡时代”的观点，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继《新青年》第8卷第6号发表袁振英译文后，《新青年》杂志社邀请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撰写《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一文，并由李达翻译后刊载于《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与袁振英借列宁“过渡时代”观点阐释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不同，山川均本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深研究，直接征引《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经典著作，对罗素在《到自由之路》中关于“跨越”理论的错误认识作了深刻批判。

首先，山川均揭露了罗素及其所著《到自由之路》的本质，即作为一名“小绅士阀的哲学者”，罗素在《到自由之路》中意图“描写那可以使我们得着最大自由的新社会的组织的构造”，但实际上“他不但没有把到自由的‘路’告诉我们，就是他自己也不会想知道什么是到自由的‘路’”。其次，山川均揭示了“共产党但是”（Communist but）问题产生的根源，称罗素虽然到了俄国，但“俄国无产阶级走到了自由的‘路’，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可是罗素对于俄国无产阶级‘建议’（proposed）于他的‘路’，他却不要看。这条‘路’并不止是‘建议’的‘路’，这条‘路’就是已经被俄国无产阶级求实的‘路’。可是罗素——这仰慕自由的哲学者——却不想走这条‘到自由的路’。他不但不想走这条‘路’，而且连那横在他面前的‘到自由的路’，看都不愿意看”，因此罗素才会产生“既到俄国，却找不到一个共产党”的困惑。再次，山川均无情地揭发了罗素反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称罗素尽管倡言自由，但却目睹俄国“无产阶级方才踏上‘到自由的路’的时候，首先起来呼号反对的便是这个哲学家所代表的小绅士阀伪善者的阶级”，无怪乎罗素及其女伴勃拉克矢口否认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科学性。最后，山川均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深刻阐述了“到自由之路”的归宿，称：“《到自由之路》的著者，什么‘路’都不会告诉我们。马克思在50年以前，却已将这‘路’明白地指示我们了。能够把‘到自由的路’指示我们的，也只有马克思一个人。马克思在1871年著过《法国内乱》(Civil War in France)一书，那书上说，‘劳动阶级单靠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能的’。”不仅如此，山川均还借用马克思“过渡期”理论，阐释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称马克思“在1874年著的《哥达纲领批评》(Gotha Program)里所说的更是明白，他说‘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必须经过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这时期中须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这政治上的过渡期，就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的独裁政治’”。显然，“马克思在50年前早就发见了革命的无产阶级与独裁政治的学说，把唯一的‘到自由之路’指示我们了”，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过渡期”作为到自由之路的重要环节，无疑是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达时期而进入共产主义的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山川均上述关于马克思“过渡期”的理论，与袁振英在译文中所述列宁“过渡时代”的观点无疑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马克思经典作家在理论上的一脉相承特性。李达作为山川均文章的翻译者，在文末附识中不无称赞地表示，山川均此文“把行动的社会主义介绍给我们，这实在是一篇最切要的最有效的文字”。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位翻译者，陈望道亦以“附记”的形式对山川均在上文中的远见卓识表示由衷钦佩，称“山川先生的原文，本想翻成罗马字文刊在志末，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省却了。而且李达先生的译文，已很忠实，不附原文似乎也没有什么妨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达和陈望道的附识（记）表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探索和追求现代化道路之时，共同坚持和捍卫了包括“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罗素访华期间所作“中国到自由之路”的演讲产生广泛影响，李达、陈望道、袁振英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杂志为话语阵地，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形，对列宁、日本学者山川均关于“跨越”理论的阐述作了对比考察，这反映了马克思经典作家在理论上的一脉相承特性，折射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步入现代化道路问题的深入探索。

世界各国由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现实国情各异，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结果必然存在明显差别。相对于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而言，俄国革命的成功无疑具有特殊性，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和俄国社会实际。对此，列宁曾表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关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特殊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提供了先例，并对陈独秀、李达等向往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1年1月29日至2月2日，《广东群报》连载李达《社会革命之商榷》一文。文中，李达通过考察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时机问题，回应了当时舆论界关于“跨越”理论的争论和质疑，并且揭示了中国实行社会革命的有利时机。而基于对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实践路径的考察，李达对“社会革命”生成的理论渊源、实施方法及根本路径等问题作了深刻阐述。

首先，关于社会革命生成的理论渊源，李达指出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俄国革命，广大群众走上革命道路并非是受了卢梭学说的影响，也并不是因为他们“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受了当时绝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可以说，“卢梭、马克思的思想”固然具有理论意义，但广大群众正是基于“求生存求自由”的现实需要才毅然发起“社会革命”，显然，在革命理论向革命实践转换的过程中，“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情况再次证明“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

其次，关于社会革命的实施方法，李达从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角度，指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目的，在于“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诚然，在新社会尚未建立之前，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在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换言之，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建立“政治的优越权”，在此基础上“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革命的根本目的。至于社会革命的手段，李达通过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考察，指出社会革命大概有“议会政策”“工会运动”“直接行动”三种手段，其中“议会政策”和“工会运动”具有一定的妥协性和非现实性，“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而“直接行动”作为一种“最有效力的手段”，无疑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手段。

最后，关于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根本路径，李达指出，当前我们应当“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的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处于混乱境地的国家来说，所有“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李达将这种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路径称为“直接行动”，并强调“这种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

李达在揭露并批判否定社会革命者的反社会主义本质之时，对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有着清醒认识。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中，李达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的集大成者”克鲁泡特金思想的考察，指出克氏虽然也主张进行社会革命，但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起的社会革命，非以建设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为目的不可”，可见“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在事实上都有许多矛盾”。对此，包惠僧在题为《讨论社会主义并批评无政府党》的文章中亦表赞同，认为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李达“在《共产党》杂志里面发表的一篇《无政府主义解剖》，说得很详尽”，尤其是关于无政府主义派与社会革命关系的阐述，揭示了其虽然主张社会革命，但反对包括政府和法律在内的一切强权，这将导致“资本阶级复辟”和“私有制度的复辟”，而这些恶果的出现正好印证了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缺点”。

值得注意的是，包惠僧上文发表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广东群报》上。1921年5月，准备去莫斯科学习的包惠僧经由上海辗转到达广州。当包惠僧向陈独秀报告武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后，陈独秀表示“目前人少工作多，广州现在就人手缺乏”，遂让包惠僧留粤参与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根据陈独秀安排，包惠僧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报《广东群报》上发表文章，系统阐述了社会革命产生的渊源、社会革命运动的派别、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方法和路径等观点，不仅揭示了中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路径，而且表现出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同人关于社会革命话语的一致性。尤其是关于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方法和路径阐述，与李达等人的观点亦较为吻合。虽然社会革命运动的派别甚多，但“中国社会革命的方法”，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概言之，无论是研究社会革命的人，还是从事“中国社会革命的运动”，在“研究主义”的同时，均要“以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为依据，将主义与国情以及国民特性相结合。

需要指出的是，包惠僧根据“社会革命当然要适应社会的情形和需要”之原则，在深入“观察中国的国情”基础上探索“中国社会革命必取的途径”，借以阐发中国社会革命“非采直接行动劳农专政的方法去进行不可”的观点。而陈秋霖在《广东群报》评论中也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其撰文之目的不仅在于“证明中国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是为了阐明中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即进行旨在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社会革命。诚然，放眼世界各国，当时社会主义流派众多、形态各异。其中，既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也有法国的工团主义、俄国的共产主义以及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派别，“中国如果社会革命，究竟采用那一种主义”？显然，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陈秋霖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主义，有一条必须坚持的原则，就是“依据一国的民族性”而定。换言之，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而进行社会革命，就必须根据国情，“采择一种与民族性较近”的主义加以付诸实行。对比包惠僧、陈秋霖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上述讨论可以发现，他们的观点既与李达关于“直接行动”的表述相契合，又与陈独秀关于“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的阐述较为相似，这反映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理念上的一致性。

总而言之，基于对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实践路径的考察，李达对“社会革命”生成的理论渊源、实施方法及根本路径等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与此同时，李达通过考察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时机问题，回应了当时舆论界关于“跨越”理论的争论和质疑，并且揭示了中国实行社会革命的有利时机。受此影响，包惠僧、陈秋霖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亦持相同观点，他们所作“跨越”理论的阐述，既与李达关于“直接行动”的观点契合，又与陈独秀关于“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的要求一致，这为创造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开启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征程，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由此展现出有关“跨越”理论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升华的演进逻辑。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因应于早期知识人士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道路的迫切需要与艰辛探索，其中经历了从初步考察到深入探索，再到不断升华的演进过程。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早期共产主义者、民主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等各派人士，基于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追求，纷纷将目光投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道路，由此围绕“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级”“中国到自由之路”等涉及“跨越”理论的系列议题，进行了富有学理性的对话，逐渐形成观点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这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而且使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诸如开展以社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等，形成了深刻认识。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引发的学理之争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考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可以发现，“跨越”理论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同时“跨越”理论本身也在实践中得以丰富和发展，呈现出理论传播与实践运用相互促进的特征与趋势，这对于当前奋进新征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使中国人民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并通过制定与实施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顺利迈入社会主义，这使马克思“跨越”理论在中国得以成功实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比较系统地回答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这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跨越”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使中国人民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更加豪迈。

当前，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取得了非凡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两个重要方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新征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两项重大原则。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在奋进新征程中，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为此，我们必须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巩固问题上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只有这样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3ADJ007)；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特别委托项目“当代国家认同的中国特色研究”(GD23WTC05)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有删减，如需查询，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