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十场牵动全球的危机（上）｜IIA编译

让我们先从一个好消息开始：巴沙尔·阿萨德的独裁政权已经倾覆。饱经战火蹂躏的叙利亚终于看到了重建的曙光，但前路依然充满变数。

近年来，叙利亚局势一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2020年，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并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俄方利用其与阿萨德的关系，叫停了针对叙利亚西北部的军事行动。土耳其此前担心该行动可能导致更多难民涌入本国。停火协议后，曾是基地组织分支但已脱离全球圣战运动的“解放沙姆组织”（HTS）控制了伊德利卜省，而库尔德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SDF）则掌控东北部地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战争已经结束，阿萨德取得了胜利。

然而，11月27日，HTS从伊德利卜发起突袭，出乎意料地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随后，他们一路南下，12月8日进入大马士革。这个由阿萨德父亲建立、统治叙利亚54年的政权，在不到两周内轰然倒塌。

叙利亚军队的溃败，一方面源于HTS的精锐战力，另一方面则暴露出政权本身的腐朽。阿萨德过分依赖真主党、伊朗和俄罗斯的支持，忽视了自身军队建设，主要依靠征召兵、待遇低下的预备役和掠夺成性的民兵维持统治。

在阿萨德显露颓势时，他的外部支持者却选择了袖手旁观。大部分驻叙利亚的真主党部队已撤回黎巴嫩与以色列作战，并在交战中损失惨重。伊朗本身正承受着以色列的打击，无力援助阿萨德。而俄罗斯，这个近十年前凭借空中力量扭转叙利亚战局的关键力量，如今深陷乌克兰战争的泥潭。

随着政权防线的崩溃，莫斯科和德黑兰似乎接受了HTS的承诺：允许伊朗安全撤出其在叙利亚的资产，俄罗斯则可以撤至其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港口或拉塔基亚空军基地（俄罗斯能否保留这些作为其非洲行动枢纽的设施尚不明确）。

现在实际掌权的HTS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进入大马士革后放弃了圣战名号“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面临着严峻挑战。

当务之急是平息动荡，特别是叙利亚中西部地区的动荡。HTS已基本控制主要城市，惩处了一些被指控煽动教派仇恨的人，并宣布将解散其武装力量和其他民兵组织，组建一支中央军队。沙拉在统治伊德利卜时虽然不容异议，但确实逐步改善了对基督教徒和德鲁兹人的保护，并承诺在全国范围内保护少数族裔。

然而，HTS部队虽然纪律严明，但仅有约3万人，兵力已显捉襟见肘。其他前叛军，包括一些得到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NA）成员，则更加难以约束。在哈马、霍姆斯和拉塔基亚，一些武装分子肆意掠夺，随意杀害被指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少数族裔成员，并对一些政权同谋进行即决处决。

如何进行内部治理是一大严峻挑战。鉴于HTS的圣战组织背景，许多叙利亚人担心其会实施伊斯兰教法。阿拉维派，这个经常（往往不公平地）被视为阿萨德政权基础的群体，尤其担心一个宗派化的政权。但焦虑情绪在其他少数族裔、世俗逊尼派、对未来角色不确定的政治派别和许多女性中同样普遍存在。来自叙利亚各个宗教、种族和文化背景的民众都期望在政府中发挥作用。HTS尚未提出一个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愿景。

如果疏远了这些恐惧的群体，可能会证实阿萨德长期以来所描绘的生存威胁。考虑到武器泛滥，以及数千名前政权军人集中在少数族裔聚居区，这种疏离将十分危险。

外部威胁同样不容忽视。随着阿萨德政权倒台，以色列轰炸摧毁了叙利亚的空军基地、海军设施和武器库，包括据以方称的化学武器设施。以色列在1981年吞并了戈兰高地的部分地区，现又向临近非军事区和叙利亚一侧的制高点派遣军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这些措施是临时性和防御性的。沙拉虽然批评轰炸和进攻行动，但承诺遵守与以色列的现有协议。

在东北部，土耳其支持的SNA已经从数个城镇驱逐了SDF，导致数千人流离失所。他们现在威胁要进攻科巴尼，这座位于土耳其边境的库尔德人聚居城市。安卡拉视SDF为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分支，后者在土耳其和伊拉克北部与土耳其争斗数十年。进一步的战斗可能导致更多人流离失所，加剧叙利亚的过渡困难。

SDF负责看守数千名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如果这些人逃脱，可能会加强已在沙漠地区重组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美国在东部驻有少量部队，已加强了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和科巴尼周边的巡逻。如果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总统下令突然从叙利亚撤军，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动荡。

土耳其是阿萨德倒台后最大的受益邻国，应该让叙利亚新政权与SDF就东北部地区的重新统一进行谈判，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条件。

最后，阻碍叙利亚战后重建和投资的西方及联合国制裁必须“松绑”。西方国家应迅速发放普遍许可证，使更多援助和经济活动立即流入叙利亚，同时与地区国家合作，向大马士革阐明解除制裁的条件。

从流离失所人数和饥饿人口来看，苏丹战争堪称当今世界最具破坏性的冲突。约1200万苏丹人——超过战前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经背井离乡。超过半数民众面临严重粮食短缺，达尔富尔的部分地区已陷入饥荒。联合国官员形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发生率“触目惊心”。这个国家似乎正走向暴力分裂的边缘。

战火已蔓延至国土的广大地区。冲突的主要对立方是由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领导的快速支援部队（RSF）与苏丹军方。军方由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领导，得到多个民兵组织和达尔富尔武装团体的支持。在长期独裁者奥马尔·巴希尔2019年下台后，达加洛和布尔汉最初与文职政客共同执政，随后将他们排挤出局，最终反目成仇。

由于步兵力量不足，军方主要依赖空中力量，包括外国提供的无人机，对RSF控制区进行无差别轰炸。军方还寻求民兵支持，特别是动员了曾在巴希尔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者。前达尔富尔叛军则协助击退了RSF对北达尔富尔首府法希尔的进攻。RSF在其西部据点以外难以保持地域控制，但在适合其快速机动作战风格的进攻中仍然战力不俗。双方优势此消彼长，但谁都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场战争还可能搅动苏丹周边国家局势。南苏丹的石油收入因苏丹境内主要输油管道关闭而锐减，这严重影响了其财政预算和维系脆弱和平的政治酬庸体系的能力。在乍得东部，近百万难民的涌入正在扰乱当地族群政治。乍得总统代比允许阿联酋通过乍得向达加洛部队输送武器，据信是为换取阿联酋在乍得的投资，此举引发了代比所属的强大的扎加瓦部族内部的不满。

外部势力对苏丹的干预已将非洲之角划分为对立阵营。阿联酋对RSF的支持（尽管阿布扎比否认，但已被联合国等机构证实）反映了其在红海地区谋求影响力和利益的意图。由于担心苏丹军方会援助埃塞俄比亚武装反对派，与阿联酋关系密切的埃塞俄比亚试图保持中立，但被卷入其中的可能仍然存在。

苏丹军方则得到埃及支持，开罗认为尽管军方与伊斯兰主义者有联系，但比难以控制的RSF准军事力量更可靠。厄立特里亚因对阿联酋心存疑虑，且希望在西部边境建立缓冲地带，正在训练亲军方的武装组织。据报道，伊朗已向军方提供包括先进无人机在内的武器。

与双方都有联系的沙特阿拉伯在吉达主持谈判，但收效甚微。经过一年多的战争，美国终于任命了苏丹问题特使，这是一个可喜的进展。达加洛似乎愿意谈判，但要求重组军队，并为其支持者争取军中要职，这遭到军方高层、伊斯兰主义者和前达尔富尔叛军的强烈反对。分裂的文职政治人士也无法就停火条件和后续安排达成一致。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苏丹人——特别是巴希尔政权的追随者——开始谈论分治，认为RSF的暴行已使共处不可能。他们主张划分势力范围，让军方控制北部和东部，包括喀土穆，而RSF则占据西部和其他零散地区。

结束战争需要成为更高优先级。理想情况下，鉴于阿布扎比和开罗对交战双方的影响力，他们应重启2024年1月在巴林举行的谈判，这是迄今为止最严肃的调解尝试。他们应提出一个权力分享的愿景，即便只是过渡性的。许多苏丹人反对让将苏丹推向深渊的布尔汉和达加洛在未来扮演任何角色。但如果没有他们能够接受的和解方案，这场毁灭性的战争就不会停止。

至于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对苏丹表现出的兴趣不大，可能会将该地区事务交由海湾国家处理。这将是一个错误。华盛顿最有能力推动关键参与方，尤其是埃及和阿联酋达成协议。苏丹的暴力分裂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破坏非洲之角、红海地区乃至更远地区的稳定。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承诺将通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结束俄乌战争。谈判值得一试，但要达成可持续的停火协议——更不用说和平协议——道路依然漫漫。

虽然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推进缓慢且代价巨大，但目前仍占据上风。据估计，克里姆林宫的军队自2022年以来伤亡已达50万。俄罗斯经济在严厉制裁下步履维艰，普京为避免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不愿再次动员兵力。此外，在陷入乌克兰泥潭之际，普京还失去了其在中东的主要盟友——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

尽管如此，普京仍认为自己在乌克兰战场占优，且基辅的西方支持者缺乏持久作战的耐力。但他似乎愿意通过谈判看看能够获得什么。

基辅虽然在装备和人数上处于劣势，但并未显示出放弃的迹象。12月，特朗普团队据报道承诺继续援助。但这是否意味着仅允许2024年年中批准的大规模援助计划继续执行——该计划可能在2025年初几个月耗尽——还是会支持新的援助尚不明确。如果没有美国援助，即使欧洲加快军备生产，购买美国武器，且乌克兰本土工厂全力生产，欧洲也难以填补这一空缺。

基辅还面临训练有素的士兵不足问题，其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更是使军力更加分散。乌克兰防线短期内不会崩溃——实际上，俄方消息称他们预期的是渐进式推进而非突然崩溃——但乌克兰确实处境艰难。

即便双方都显露疲态，谈判仍将异常艰难。核心挑战并非领土问题。基辅及其西方支持者基本认识到，俄罗斯目前将保持对占领的近五分之一乌克兰领土的控制（克里姆林宫还声称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属于俄罗斯——但基辅不太可能放弃这些地区，莫斯科似乎也不愿为此做出让步）。

关键分歧在于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未来应该走向何方。普京希望在其势力范围内有一个顺从的邻国，这是他试图重塑他认为是在俄罗斯虚弱时期被强加的后冷战秩序的努力之一。他要求乌克兰去军事化，或至少限制军队规模，并要求其放弃安全保障。基辅和欧洲则认为这样的协议将带来生存威胁。

他们有理由相信，俄罗斯军队要么会再次推进，要么莫斯科会轻易操控一个失去防御能力的基辅。从那里开始，他们担心一个更加自信的克里姆林宫会威慑摩尔多瓦并威胁北约东翼国家。

虽然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基本同意维持停火需要威慑，但他们对威慑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存在分歧。基辅渴望加入北约是情有可原的，但短期内这一选项其实并不现实。特朗普似乎也不太可能提供类似美日、美韩之间那样的双边条约。

目前，除非美国承诺必要时介入——实际上就是提供类似北约成员国的安全保障，否则欧洲国家可能无法作出承诺或派遣军队。另一种选择是在欧洲援助下建立一支强大的乌克兰军队，但这也需要西方的长期支持。

也许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能够就某个方案达成一致，但是估计也很难得到普京的同意。不过，仍然值得试探普京可能接受的条件，特别是关于乌克兰军事方面的条件。哪怕只是暂时搁置那些最棘手的争议，达成停火协议，也总比延续战火要强。

但更可能的情况是，俄罗斯的进攻将继续，谈判要么收效甚微，要么破裂，双方都急于将责任推给对方。随后，特朗普可能会指责莫斯科，如果他能筹集到足够的武器和弹药，可能会升级冲突，这将增加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或者，他可能对乌克兰失去耐心并抽身而退。在这种情况下，基辅将不得不依赖欧洲支持和自身的军工生产，而欧洲匆忙筹集武器的过程中，乌克兰至少会经历几个月的脆弱期。

目前，特朗普似乎更倾向于迫使欧洲增加国防开支，而非完全退出联盟。但这种模糊态度可能导致普京试探——可能是在波罗的海或黑海地区。无论特朗普多么想置身事外，一旦欧洲发生重大危机，华盛顿都难以袖手旁观。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了袭击，作为回应，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实施了军事打击，致使该地区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据当地机构统计，此次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4.5万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其中大多数是普通平民，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儿童。此外，还有数千具尸体至今下落不明，估计是被掩埋在废墟之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建筑和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被彻底摧毁，整个加沙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

尽管哈马斯的许多领导人被击毙，其军事资产也遭受了严重打击，但西方官员以及一些以色列人私下里都承认，没有哈马斯的同意，任何机构都难以有效治理加沙地区或履行其民事职能。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正在改变加沙的地理面貌。以军已经在加沙与埃及边境的狭窄缓冲区——费拉德尔菲走廊——采取了行动。通过内策林走廊，加沙被一分为二，并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大型军事基地。据称，以色列还计划将加沙南部也分割开来。以军还包围并几乎清空了加沙城北部地区，表面上是为了驱逐哈马斯武装分子，但实际上却导致数十万饥饿的平民流离失所。此外，以军还扩大了加沙地带与以色列接壤处原有的缓冲区。

目前尚不清楚候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带来何种变化。据称，他已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希望在就职前结束加沙战争，但并未提出具体条件。总体而言，他的内阁成员似乎更倾向于给予内塔尼亚胡更大的行动自由。

由埃及、卡塔尔和美国斡旋的谈判至今未能促成停火。外交官们仍然认为，哈马斯可能会以暂停战火为条件释放部分人质（目前约有100名人质仍被扣押在加沙，其中至少30人据信已经死亡）。理论上，这样的协议可能会为后续阶段铺平道路，包括以军撤军、重建以及某种形式的地方治理。

然而，考虑到以色列当前的民意氛围，即便达成了协议，后续阶段的落实也困难重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以军继续在加沙驻扎，将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限制在南部地区，依靠人道主义援助维持生计。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人士透露，经过审查的巴勒斯坦人最终可能会被安置在所谓的“人道主义安全区”，由外国承包商或与以色列有联系的当地人负责治安和援助分发，但这一方案的实施难度较大。无论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加沙社会都难以恢复。

在约旦河西岸，一场新的战役正在悄然展开，以色列似乎正准备对该地区实施吞并。在极端民族主义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的推动下，以色列正逐步将该地区的管理权从军事控制转向民事控制，不断扩大其主权范围。为此，以色列政府下令拆除更多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并使定居点前哨站合法化。即便不进行正式吞并，以色列也可能加速实施其多年来采用的策略：不断增加定居者数量，通过武力将巴勒斯坦人挤压到更小的区域，进一步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

在之前的加沙战争中，以色列也曾面临国际社会的谴责，但随着被占领土逐渐恢复到平淡无奇的日常状态，这些谴责声逐渐减弱。然而，这一次战争的后果更加难以预料，因为以色列已经抛弃了政治调和的伪装，转而采取毫不掩饰的镇压手段，其强硬态度和行动方式让国际社会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其他政治领导人试图一举粉碎哈马斯，同时也要摧毁巴勒斯坦人的自决希望。他们似乎在赌几点：一是认为安全可以通过武力来维持，而无需依赖可信的巴勒斯坦伙伴；二是认为国际机构和司法系统仍然基本无力干预；三是尽管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所作所为令人震惊，但以色列的支持者仍将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继续掌权；四是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最终会因为尊重以色列的实力而选择妥协，尽管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饱受争议。

尽管希望十分渺茫，但或许海湾地区还存在一线生机。特朗普仍然希望沙特阿拉伯能够作为亚伯拉罕协议的一部分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他在第一任期中关于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或许，或许利雅得（沙特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说服他向以色列施压，以保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因为沙特明确表示，在没有实现巴勒斯坦建国路径的情况下，不会推动关系正常化。

在加沙，美国未能阻止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尽管美国提供了以色列所依赖的大部分军事援助），也未能从内塔尼亚胡那里得到后续计划，这使得以色列极右翼和军事逻辑主导了加沙的未来走向。这种情况很可能在更大范围的巴以冲突中重演，导致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更加艰难，和平进程更加遥不可及。

2024年上半年，伊朗仍将“抵抗轴心”视为保障国家安全和地区影响力的关键，该轴心包括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以及多个武装组织，如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和叙利亚民兵、也门胡塞武装、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当以色列对加沙发起军事行动时，伊朗的非国家盟友加大了军事活动力度，试图骚扰以色列和美国，但又避免引发德黑兰认为必败无疑的全面战争。

然而，短短数月间，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7月，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遇害。9月，以色列摧毁了真主党数百个通讯设备，重创其中层指挥系统。随后的空袭和地面进攻导致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丧生，该组织的军事力量和资产遭受重创，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

10月底，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削弱了其防空系统和导弹储备。12月初，叙利亚反对派推翻了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伊朗不仅失去了一个投入数十亿美元支持的盟友，还失去了补给真主党的主要空中和陆地通道。

尽管如此，德黑兰仍拥有数千枚弹道导弹（10月，180枚导弹中约30枚突破了以色列防御），以及伊拉克盟友民兵和继续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胡塞武装。真主党也有可能重整旗鼓。但在以色列周边，伊朗被视为对以色列或美国攻击威慑力量的“抵抗轴心”已经崩溃。从德黑兰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能力和其高风险承受能力令人担忧。

尽管伊朗获取终极威慑手段的动机明显，但德黑兰的损失尚未改变其核计划的考量。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2015年核协议以来，伊朗核计划的进展意味着其突破时间——即生产核弹头裂变材料所需的时间——几乎为零（安装弹头还需要额外数月）。

在伊朗国内，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拥有核武器。不过，目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似乎仍将核让步视为解除制裁、重振停滞经济的关键一步。他可能也担心以色列或美国情报机构能够察觉到武器化的突破性进展。

特朗普的一些顾问，以及一些以色列人，认为伊朗的弱势是削弱其核计划甚至政权的良机。然而，试图推翻这个虽不得民心但并非脆弱的政权将是愚蠢之举。其倒台可能引发类似2003年后伊拉克那样的混乱，而强硬的革命卫队很可能成为最终赢家。即使是摧毁深藏地下的核设施，也需要使用钻地弹药的大规模空袭。

这样的打击可能促使伊朗政权在感受到生存威胁时全力反击。虽然德黑兰的实力常被夸大，但如果数千枚导弹袭击以色列，再加上对驻伊拉克美军的攻击和胡塞武装对红海航道的打击，可能将美国卷入特朗普不愿看到的战争。

重启“极限施压”——加大制裁和军事行动力度，类似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政策，可能旨在迫使伊朗在未来做出更大让步——虽然不那么糟糕但仍然危险。制裁确实可以助力外交，但极限施压将对本已动荡的地区火上浇油。

曾对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鹰派做法表示欢迎但此后已与德黑兰修复关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警告说，重复这一做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施压也可能导致其关闭目前开放的外交窗口。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似乎已获得哈梅内伊的授权并进行接触。

更好的选择是从谈判开始，在谈判失败时再威胁加大压力。限制伊朗核计划比十年前更难，但允许查核人员全面进入和消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储存将是一个开始。

其他条款可能更容易达成。2015年协议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限制伊朗的导弹计划和对中东代理人的支持，这也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协议不满的根源。这一次，随着这些代理人遭受重创或濒临崩溃，地区性协议可能更容易实现。

一个受到教训的伊朗可能会考虑此前难以想象的让步：不仅接受核查，还可能停止向俄罗斯运送武器或终止对武装分子的支持，以换取美国承诺不攻击德黑兰，甚至与以色列达成非正式互不侵犯协议。

校对 | 詹蕴第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周宇笛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