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主义”治国? 马斯克、AI风险与全球治理｜大湾区对话 x 李孜

谈“加速主义”治国：

技术是把双刃剑

李孜：

这种概念并非新鲜。从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到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西方早已存在科技和技术专家推动社会发展，成为政治治理的思想源流。在现代历史中，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也不断重塑社会管理方式。

当下不同的是，现在这种趋势可以视为“加速主义”的一种现实化，因此出现了“加速主义”治国“的说法。“加速主义”者认为，技术进步的速度可以超越政治与制度进步的速度，因此会重塑社会结构。这在硅谷尤为明显。以马斯克为代表的工程师们，更愿意相信技术解决方案，而非冗长的政治过程。例如，SpaceX的太空殖民计划，或Neuralink的脑机接口技术，都试图通过技术突破来跳过现有体制的局限。

马斯克所代表的硅谷力量是“加速主义”的代表，他们希望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社会制度的重构。作为AI政策与技术领域研究的专家，您如何看待“加速主义”？

李孜：

加速主义思想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西方哲学，特别是尼克·兰德在90年代提出的“技术加速论”。他认为，资本与技术的高速发展将不可逆地改变人类社会。硅谷正是这一思想彻底的实践者，它用指数级增长的技术突破来推行社会重塑，比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自动化等。

此外“宇宙主义”思潮也往往被看成是加速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宇宙主义诞生于20世纪初，由哲学家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提出，主张人类通过科技实现三个宏大目标：个体永生、星际殖民和自然改造。这种思想认为，科技不仅是工具，更是人类走向宇宙、实现文明永续的必由之路。

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进一步将宇宙主义付诸实践，提出了现代火箭理论，奠定了人类航天探索的基础。这些理念今天也得到了延续。

然而，工程师与技术专家能否真正带来更好的治理模式，至今仍没有确定的答案。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了进步，但也伴随着颠覆与挑战。关键在于如何让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同步——二者一旦脱节，就会引发不稳定局面。

大湾区评论：

李孜：

大湾区评论：

李孜：

大湾区评论：

李孜：

李孜：

我以亚洲，特别是中国为例，分享AI与可持续发展各个层面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可能性。整个结构一共分为八层（见图1）：

第8层是气候变化与碳中和。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严峻挑战，而AIGC驱动的平台引入了新的碳追踪和排放管理工具。这些工具帮助政府，企业和社区实施碳中和战略，带来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

第7层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是数字化转型的支柱，但城乡之间仍存在基础设施差距。AIGC通过社交媒体与电商供应链通过线上线下服务，智能手机扩展了数字连接性，使偏远社区也能参与数字经济和供给更好服务。

第6层是数字身份系统。AIGC推动数字身份系统的发展，让个人能够更精准获得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如通过微信与数字身份验证功能，获得各种服务，帮助个人连接至必需资源，创造经济参与和社会包容的机会。

第5层是隐私与资源分配。隐私保护与公平的资源分配是核心。AIGC推动的负责任的数据共享框架，确保用户隐私并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这种方法符合的社会和谐与集体责任的价值观，使平台在解决隐私问题的同时，赋能本地经济。

第4层是人工智能与人机界面。AIGC优化了数字平台上的人机界面，使AI工具对多样化用户而言更为直观和易用。通过利用AIGC适配用户友好的导航界面，打破技术壁垒。比如AI Agent作为能够自主执行任务的人工智能系统，具备感知、决策和行动能力，常用于解决复杂问题或实现特定目标。它通过与环境交互，持续学习和优化行为，以提高任务执行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实现高水平人机交互。

第3层是智慧国与“云国家”概念。如新加坡智慧国的发展，“云国家”概念也正在兴起。各国利用AI维持虚拟行政运作，甚至提供面向偏远或农村地区的行政服务与其他服务。AIGC使这些国家能够突破地理限制，提供基本服务，将城乡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数字框架。因此增强了公民对治理的参与，促进透明度并推动包容性的政策制定。

第2层是治理。通过促进数据收集和实现信息化决策，AIGC帮助制定尊重地方文化与传统的政策。这种方法不同于由美国精英主导的AI技术带来的社会治理革新的趋势，而是着重解决数字鸿沟，确保利益的公平分配。

第1层是价值观与伦理。AIGC的伦理部署与亚洲文化传统相契合，体现了本地的核心价值观。在亚洲，技术的使用强调集体责任、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因此，AIGC工具融入了伦理准则，鼓励尊重且负责任的数字参与，支持传统社区结构的延续与发展。

这些层面如果不协调发展，技术与社会顺时针的螺旋发展就会失衡，导致之前提到的各种冲突加剧。同时，这每一层的社会与市场需求，都将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赛道（如前面图1所示）。

刚才您提到了智慧国与“云国家”概念。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发展史中，民族身份和文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可否请您深入谈谈，随着AI的不断发展，在意识形态、民族、国家这些观念层面，对未来从文明体系到人类族群的演进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孜：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关于文明冲突方面的理论著作，以及实际发生的很多现象。这里我想提三点：

第一，文明与制度和它后面衍生出来的很多科技和技术的产生土壤、发展模式，确实有很大的关联，或者说密切相关。比如说在硅谷的印度裔的工程师，有他们独特的一种发展模式。而华人的社区，特别是这种技术科技的社区又有不一样的模式。当然，国家对 AI的态度，例如美国、欧洲和中国其实也很不一样。

第二，优势劣势的关键在于“环境”。换句话说，一个人的优势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劣势。其实就是如何找到能够发挥特点的环境或者条件。无论是在技术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国家的发展逻辑里面，这都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每个地方要找到符合这种文化、科技和社会相协调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

第三，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还是需要更加开放的交流环境，来提供创新的氛围。一个开放的环境对于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地区、区域技术创新的重要的起点。这里面有大量的案例，比如说硅谷、东京湾以及长三角、珠三角这种区域的发展。

AI发展的进程中，普通人最担心的就是人类被AI取代这件事情。但从发展的角度看，“人机共生”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可避免，您之前研究中就曾提到要“建立一个全球数字身份系统”。您认为，在“人机共生”世界中，如何在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进行区分？或者说，人类如何规避被机器取代的风险？

李孜：

从中长期看，“人机共生”可能会有三个方面的发展：第一个方面是区分人与机器。通过技术手段，比如全球数字身份系统，确保人与AI的区分与管理，防止虚假信息泛滥。第二个方面是新型社区的形成。 AI时代如何看待人的价值是个问题，因此人类需要加强情感联系，构建以人为核心的社区，保留人类独特的文化和社会价值，相互承认彼此价值。第三个方面是人机互动的未来。 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全新的应用场景，例如没有人参与的自动化生产与消费循环；例如只有少数人或群体可以参与的深度交互等，这些都可能重塑全球经济体系，甚至重新分配时间与空间资源。

至于如何规避风险？我认为提前规划非常重要。要在有预判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去进行调整和修正，这样才能更好的预见和适应技术飞跃后带来社会的变革。当然这也值得我们观察和期待。

我们研究院一直提议要在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建设“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您经常于穿梭于硅谷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在您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在AI时代实现“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的建设？

李孜：

硅谷之所以成功，得益于其向全球开放的环境和世界性的多元文化，印度裔、华裔工程师在其中各展所长。同样，深圳和大湾区也需要建立符合自身文化与社会需求的开放的科技发展模式。

可以说，倡导建立跨学科、跨地区的合作平台恰逢其时。由《AI与可持续发展展望》合作的各方共同发起，我们也正在组建“The Greater Bay Area AI+Sustainability Incubator Networks （大湾区AI可持续项目孵化网络）”，希望通过企业与高校的合作，在刚才提到的人机共生的八个层面，寻找与孵化粤港澳大湾区AI创新的新赛道与新企业：

在气候变化与碳中和层面，碳中和不仅关乎环境，更是经济变革的核心动力。比如，特斯拉通过新能源技术引领了电动车市场；壳牌和BP在碳捕捉技术上有重大投入。碳交易平台、碳捕捉与储存(CCS)技术，以及绿色债券等气候金融产品都有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开发基于AI的碳足迹管理系统，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实现碳中和，既有市场，也符合政策导向。因此，提供针对中小企业的低成本碳中和咨询服务，或者追踪碳信用，这些方向都很有潜力。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ICT)层面，ICT是数字经济的基石，特别是在数据流、AI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下。当前，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在5G和云计算领域卓有成效。未来的重点在于，一要在亚洲地缘政治背景下，保护市场隐私，开发安全的跨境数据流服务。二是要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推动低能耗的区域数据存储。三是要秉持“网络安全即服务”理念，为多国企业提供订阅式的网络安全保护。对于创业者而言，针对发展中国家的ICT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基于5G网络的智能物流平台，都是很好的切入点。

在世界数字身份系统与契约层面，数字身份是未来跨境协作和AI经济的基础。比如微软的ID2020提到的World ID已经在推动数字身份认证。未来，构建通用的身份认证平台，结合AI创造一种新的区域性的收入分配方式，比如基于碳逻辑的可编程金融，支持隐私保护的边缘计算身份管理系统将成为一个热门方向。对大湾区创业者，可以开发“数字身份系统”，专门管理人类与AI的身份交互，帮助用户安全地处理个人数据。

在隐私与资源分配层面，隐私数据的定义和使用实际上是资源分配的一部分。像苹果和Snowflake都在推动数据隐私保护和共享。我们可以建立个人隐私数据交易市场，让用户决定自己的数据价值。企业创新可以开发“隐私共享经济”平台，或者设计针对个人的隐私保护AI工具，这些都是方向。

在人工智能与人机交互层面，人机交互是AI的核心应用之一。像OpenAI和波士顿动力正在改变我们与机器互动的方式。未来，我认为多语言AI助手会成为全球协作的桥梁；AI伦理审计服务也会为企业提供合规保障；此外，AI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比如个性化学习平台，也有巨大的潜力。对创业者来说，小型的垂直行业AI工具，比如为物流业或医疗行业设计的AI交互硬件，将是很好的切入点。

在智慧国层面，基于AI的的社区治理平台可能成为下一个热点。新加坡正在构想通过数字服务，为想享受新加坡公共服务的非新加坡公民，提供数字身份，数字公共服务和经济管理。新加坡当下入海关已经实现外国人也不需要携带护照入关，这是扩大公共服务的尝试，也会为开发公共服务与政务服务数字基础设施开辟更大市场与使用场景，这些方向对政府的服务商都有极大的想象空间。

在民族与文化层面，民族与文化在地缘政治中依然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关注其文化经济属性，这也是软实力的体现。比如，迪士尼用文化叙事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未来，文化创新产业，结合民族与文化特色的影视、游戏内容，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比如开发跨文化合作的IP内容等；此外利用基因技术为不同民族提供健康和医疗服务也是一种新模式。

在价值观与伦理层面，价值观正在成为驱动消费的重要力量。Patagonia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品牌就是一个好例子。未来，可以打造以亚洲文化为核心的全球绿色品牌；同时，也需要建立伦理科技智库，帮助企业解决复杂的跨文化和伦理冲突问题。这不仅是商业机会，还能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更重要的是，在粤港澳大湾区，我们需要提前规划，适应技术飞跃带来的社会变革，而非被动接受变革。随着AI驱动创新，全球供应链正在被重塑。大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圳作为全球软硬件的制造中心，与全球供应生态互为补充，完全有能力在AI软硬件供应链链中争取更高附加值的席位。当然，这需要花时间在制度设计上持续摸索。

关于AI风险与全球治理，请您最后做个小结？

李孜：

在AI时代的浪潮中，历史提醒我们，技术本身并不能创造更好社会。关键在于如何将创新与治理结合，确保技术造福人类社会，而非颠覆人类价值观。只有面对挑战，主动规划，我们才能找到一条“人机共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