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喜平： 现代性观念重建的儒学参照

现代化是现阶段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追求，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变革。现代性是指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价值观念，蕴含着现代化的目标和动力。现代化从欧洲兴起到全球化的过程是人类创造的不同文明交流、碰撞、互鉴、融合的结果，是人类文明系统演化的组成部分，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

由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结合产生的西方文明，催生了“现代个人观念、工具理性、民族认同”及“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等现代性观念，开启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塑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业军事与民族国家混合体等社会组织，为科学技术发展与创新、私人资本利润的追逐打开了无限增长的空间。一些早先实现现代转型的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殖民、侵略，迫使全世界迅速走上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道路，由此，开启了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

今天，当人类在检视这几百年现代化的结果时看到，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的同时，环境破坏、安全威胁、道德失范、信仰失落等挑战已经使现代化列车驶入了不可持续的边缘，人类文明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今天，我们仍然处在现代化的巨大惯性之中。现代化应该走向何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对现代性观念重建具有什么意义？承载着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儒学能够在现代性观念的重建中发挥什么作用？本文拟对现代化演变及儒学与现代性观念的重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现代化的起源与演变

（一）人类文明的演变与轴心时代的突破

考察现代化的走向，研究现代性观念的起源、变化及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要在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贞定其位。与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和文明史相比，现代社会的历史只有短暂的几百年时间。“轴心时代”的划分是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它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时期，可以作为考察现代化的起点。德国思想家科尔·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研究发现，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存在一个轴心时代，这一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宗教和哲学思考的基本范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精神上的突破。这一时期一大批先知、哲人和可以传世的文献同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出现，奠定了人类的精神基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雅斯贝尔斯将这个特殊时期定名为“轴心时代”。世界历史从轴心时代中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统一，围绕这个“轴心”雅斯贝尔斯建立起“史前、古文明时期、轴心时代、科学技术时代”的历史框架。这个新的时期形成的思想文化核心价值，成为了此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决定了以后全部的人类文明的历史方向。

（二）西方现代性观念的起源

“轴心文明”的演化为什么导向现代社会的起源？学者金观涛运用“观念史系统论”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为研究现代社会文明演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一是独立的普遍观念的出现导致文明的突破，即反映人类不同的族群对终极价值追求的普遍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此普遍观念可以独立于社会存在，基于个体传承而不会随着社会时代变迁而消亡，亦称为超越视野突破。在此驱动下，人的行为受到观念和价值系统的支配，文明即在超越视野和它所塑造的社会蓝图和推动社会行动的互动中展开，形成了推动文明演化的长程动力，超越视野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变量。这种演化一方面指向实然世界的演变，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人类对应然世界的探索。具有超越视野的人开始用一种终极关怀的想象来推动建立自己认为合理、正当的理想社会。由此推动古文明社会、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变。

二是轴心文明时期的超越视野突破，形成了四种理论形态的文明：即以“救赎”为超越视野的希伯来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其展开的不同形态）文明；以“解脱”为超越视野的印度文明；以“认知理性”为超越视野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以“道德关怀”为超越视野的中国文明。这些超越视野思想独立起源、凝聚在各个民族的科学、史学、哲学、宗教经典当中，确定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质范型，指引了各个民族后来的文化方向，也影响着未经过轴心文明突破的其他文明的方向。

三是现代性观念的起源则是轴心文明进一步演化的结果。如前所述，超越视野是制约文明演化方向的决定因素。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均为在轴心文明的演化过程中超越视野未变的文明。例外的是，罗马帝国的衰亡导致了古希腊罗马文明超越视野的大转向，接受基督教进入西方社会的超越视野，形成了救赎价值与认知理性相结合的超越视野。基督教提供了科学理性所不具备的终极关怀，科学理性则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罗马法律成为上帝统治世界的规则。但处于分离共存的对立统一矛盾体中的基督教、希腊超越视野以及社会弊病对社会组织蓝图的否定，又引发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及启蒙运动，催生出“现代个人观念、工具理性、民族认同”三大现代性观念。这三种观念及其中蕴含的“理性、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互相维系，共同构成了现代性观念的价值系统。

欧洲现代性观念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4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时期，并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文艺复兴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古典文化的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以及对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强调。16世纪到17世纪的宗教改革，结束了中世纪罗马教廷的宗教专制统治，开创了人类的理性文明精神，为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发生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性的发展，它强调认知理性、科学方法、个人自由和民主原则。启蒙运动对欧洲的政治、哲学、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美国和法国革命以及现代民主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现代性观念的形成，本质上是人类观念结构和社会行动互动复杂化的反映，是文明系统（社会组织）应对无组织力量，实现系统稳定的选择。这充分说明了现代性观念对现代化社会发展演化的重要性，及我们要讨论的现代性观念重建的迫切性。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现代化

以上分析说明了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明中产生的内在逻辑，但其更深层的原因则要在全球化的总体中去认识。美国学者马歇尔·霍格森(Marshall G. S. Hodgson)说：“正如农耕城市文明的兴起最初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地理区域，随后才扩散至全球多个地区，现代生活模式的涌现并非在相关民族群体中同步发生。相反，这一生活模式最初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西欧——形成，随后才逐渐传播至其他地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孕育现代生活模式的条件仅限于西方世界。类比于早期都市文明和文学生活的兴起，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离不开众多社会习俗和创新的累积。同样地，现代文化集大成者的形成，亦是以东半球各民族群体的贡献为基石。这不仅涉及大量的必要发明和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早期的基本发明并非源自西方。此外，对于现代文化的汇聚至关重要的是，存在着相对密集且城市化的居住区域，这些区域通过庞大的跨区域商业网络相互连接，逐渐在东半球构筑了一个宏大的世界市场。正是在这一市场框架内，欧洲得以发掘其机遇，并且其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正像马歇尔·霍格森所述，东方文明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通过马可·波罗、利玛窦、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一大批传教士和知识界人士，儒学中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精神、教育思想、伦理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欧洲的启蒙运动，融入了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及水稻种植技术等对欧洲的科技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许多古希腊和罗马的学术著作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保存下来，并通过这一渠道传入欧洲。阿拉伯数学家们对印度数字系统（包括零的概念）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数字系统最终取代了罗马数字，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数学和商业的发展。阿拉伯医学对欧洲医学的发展，阿拉伯哲学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和科学发展产生了影响。印度人发明的十进制系统和零的概念，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对现代数学和科学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棉花和丝绸生产技术，特别是提花机和织布机技术，对欧洲的工业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人类文明演化的整体看，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欧洲适应了这种变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集体知识的全球性增长，世界体系由东亚、印度向大西洋沿岸迁移，使大量的思想、货品、财富及技术开始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流动。由此看来，现代性不是某种开始于欧洲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产物；相反，它是全球化过程的产物，这一全球化过程使得以大西洋为界的国家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欧洲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有助于它利用这个新的全球体系所造成的巨大商业机遇。”这一分析与上述关于西方文明中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所塑造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分析是相一致的。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革命以后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场从欧洲“文艺复兴”兴起的现代化运动，引发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由于西方现代化强烈的扩展性、侵略性，又迫使其他非西方文明地区接纳现代化，展开自我变革，推动社会转型。从19世纪开始，人类历史的主线就是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化冲击下的现代转型的过程，它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是史无前例的。

现代化之阙与反思

（一）现代化之阙

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观念及其所包含的现代价值系统所塑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制度，拓宽了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的增长空间，由此带来了世界人口的增长、大规模资源的开发利用、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经济全球化把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科学技术发展使得人类有能力走出地球。今天，科技革命仍以几何级数的速度，一浪高过一浪前行，科学思维成为人类的主导思维，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将人类社会推向未知的领域。现代化引起了社会、政治和军事组织的深刻变化，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抗体”——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西方现代性观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化，及西方文化中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使人类文明体系带来的无组织力量日益增长，导致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霸权主义等盛行，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使人类的生存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一是生态危机。发端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化的巨大变革。工厂机械化生产和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以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为主导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人的力量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开启全面利用自然的时代。经过人类几百年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地球生态系统发生了大规模的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时至今日，人类已经掌握了一念之间毁灭地球生态系统的能力。今天，每一个身处21世纪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大气污染、冰川消退、淡水资源枯竭、海洋大面积污染，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生物多样性消失、极端天气频发、自然灾害频繁等等所带来的严重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已经生活在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边缘。

二是战争威胁。西方现代化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追求私人资本利益的本质不具备平等性。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财富被少数人控制。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加剧。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威胁激发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引起战争频发。在过去一百年当中，人类经历的暴力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多。从11世纪到20世纪的1000年间，战争次数的一个合理估计是1000次，且战争的频率在上升。在这段时间里，战争死亡人数超过1.47亿人。具体到各个世纪，18世纪约有700万人死亡，占1000年总战争死亡人数的5%；19世纪死亡人数约为1942万人，占13%；而20世纪则高达11110万人，占75%。世纪的战争造成了大量士兵和平民的死亡。离我们最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历史上两次最惨烈的战争，这两次大战的发生地主要在欧洲，起因与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有关，反映了这一体系在有效解决国际间矛盾时的弱点。

三是道德鸿沟。首先，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异化导致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忽略了人类的整体利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曾对人的解放和民主的全球化进程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经由历史的变化已经异化并走向反面。西方现代性观念中关于人性天生自私的预设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原理的动力及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市场经济、现代伦理的基础。这种观念使现代化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上。这种个人观念甚至把社会作为个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忽略了人类和世界的整体性。其次，理性认知的异化导致工具理性盛行。在工具理性视域下，理性只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达到目的的手段，和人类要实现的现代化的价值互相背离，科技的发展失去了人文精神和道德的指引，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忽略了精神追求；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制造出可以毁灭人类文明的武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技术进步的增长和道德的增长不相匹配。人类的整体道德水准无法应对这种科学技术的突发猛进，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鸿沟”。这种现代性观念导致的“道德鸿沟”体现在：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的不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平衡，使现代化失去了道德的基础，犹如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失去了控制和调节系统的保护。

四是理想失落。人类对物质的过度追求，被绑在物质生产的战车上从而牺牲了对精神的需要和满足，由此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和动荡，工作质量的下降及人们的精神失落。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经给社会进步造成巨大障碍。表现在文化上，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美德；表现在生活方式上，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已经完全物化，幸福被定义为持有各种名牌商品，理想也被高度商业化、世俗化，人们失去了对信仰的追求，失去了和平宁静的心态，失去了对理性社会（应然）的向往，从而对现代化的目的产生迷惘。

（二）现代化的反思

事实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西方后现代学派以及非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学术流派，都已意识到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从而对现代性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有学者提出：“我们似乎应该反思的是，现代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显然现代化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否则我们就会被绑在现代化战车上持续不断地创新和进步，但却不知道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是什么。”对现代化目的进行反思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由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提出了重建现代性的需求，要求回到各个文明的坐标源头，选择定位，重新寻找现代性的目标、动力。这要求必须达成以下三方面的共识作为前提。

一是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一种模式，它是不同文明之间互鉴、选择、融合的过程。非西方文明的现代转型既要学习西方的经验，更应该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一方面要肯定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正面作用，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社会弊病，从而进行现代社会的自我改进。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世界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政体的结论已被实践证伪，西方文明主导的单一模式的现代化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必须允许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结合自己文化和社会的实际进行现代化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多元性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从现代化的兴起到20世纪实践中发生的多次灾难证明，那种力图将现代社会建立在单一的“认知理性”和民族主义之上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现代化的多元性存在于不同文明的深层文化结构之中，不同文明在不同超越视野驱动下，必然会导致现代化的多元性，现代社会发展的实然情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正激烈加深根源意识并导致本土化的回应……根源意识的强化也同时在塑造全球化所导致的现代性在各文化地区的具体表现。”即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过程实际提出了多元现代化的要求。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对现代化实然状态的认识还是对应然的追求，现代化都应该是一个多元共存的模式，与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相一致。只有来自各民族和国家的多元现代化才是构成全球现代化整体和谐共存的基础。

三是东西文明互补既是现代化的实然过程，也应是未来现代化追求的应然目标。在对西方现代化进行反思，强调多样现代性的同时，必须肯定西方文明对全球现代化作出的贡献，从人类文明整体的角度出发，强调东西两种文明的互补。科尔·雅斯贝尔斯认为，西方文明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客观的历史分析尽管揭示了西方在世界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但同时也发现了它的不完善和缺乏之处。”“我们还没有走上‘人之存在’的自我完善之路。亚洲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补充。”这是本文将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的儒学基因

中国的现代化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历史过程。经历从器物层面的学习，到制度、思想文化观念，到现代性观念的重建，最后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中国现代性观念的形成发展过程，体现了中国道德关怀（儒学的核心思想）超越视野驱动的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碰撞、融合的过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通过民主、科学的现代性观念建设现代化的共识。从此以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成了中国人共同追求的理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组织蓝图，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就是现代性观念的重建过程。中国的现代性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与儒学为主干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互鉴融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轴心文明固有的传统不同，它是在批判西方现代性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现代理论，在对西方现代性反思基础上，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现代理论体系，试图建立一个超越现代社会的新社会，形成轴心文明现代转型中的全新形态。科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识到了技术世界带来的巨大危机，并提出了应对人的异化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大道相同，所以成为中国人民在向现代化转型中的必然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在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上实现创新突破，逐步形成和成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观念。这些观念主要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五大鲜明特色，及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方面。中国式现代性观念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但又建构在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层结构中。中国在开始接受西方现代化时虽然采取了“反传统”的方式，但从20世纪末开始逐渐回归中华传统文化，从文明交流、融合的规律看，这是传统社会接受西方现代性观念正常的“排异反应”和吸收融合的过程。两者的互动融合最终以本土化的形式反映出来，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理性、市场经济、民主、自由等理念经过整合、再造共存于新的统一体中。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观念，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国际关系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中国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都体现着儒学在中国式现代化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折射着儒家“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政治文化理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也体现了全球现代化多样性的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针对人类面临的环境、安全、道德等方面的挑战，摈弃了征服自然、两极分化、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对外殖民掠夺的老路，在现代性的观念、现代化的实践、社会制度的建设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有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探索的是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全球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具有典型和示范效应，其中蕴含的儒家思想的普遍性经验和智慧不但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全球意义。

全球现代性观念的重建与儒学参照

现代性观念的重建包含着对轴心文明时代以来现代观念的反思，对当代社会的客观评价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展望。人类当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都是跨国界的，这些问题同时构成了现代化的共性问题。因此，现代性观念的重建，必须立足于全球，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局限，在批判地继承几百年来现代化传统的基础上，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中选择精神和思想源泉。儒学作为一种指引人类生存发展的学说，来源于中国人对远古以来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升华，是数千年人类群体性公共生活形成的准则。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沉淀的思想精华，指向不同文明所共同关心的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一些根源性问题，为促进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人类处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儒学理论和实践建构的是一种人类生存发展方式，对应着人类生存发展结构，也对应着未来全球化、现代化所要展开的结构。如果我们把现代性观念作为一个系统看，儒学蕴含的价值观念、结构、功能则有着系统的相似性，可以作为化解西方现代性弊端和重建现代性观念的参照。

（一）儒学“生生”原理揭示了人类生存发展必然、应然的趋善之道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是宇宙自然之理，是中国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对天地“生生”万物的领悟，形成了儒家“生生哲学”，构成了儒学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原理。在儒学“天人合一”视域中，人类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禀赋了宇宙“生生”的本性，天地“生生”之德亦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之理。“生”成为自然和人、天道和人道、天德和人德的共同内涵，是一种“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宇宙“生生”之理揭示了宇宙演化的最高目的就是创生万物，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过程。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亦应遵循这一“生生”不息之理，这是一个必然和应然相结合的过程。在儒学哲学思想范畴中“生”即为“仁”、为“德”、为“性”、为“善”、为“道”。儒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生生”哲学的建构，形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贯通天道和人道、人生与宇宙、道德与宗教，超越时间与空间，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方向和充满生命力、创造力的发展变化的过程。

儒学“生生”原理包含着以万物和谐为最高目标的追求。儒家认为宇宙是一个包容并育的和谐系统。《周易》的“保合太和，乃利贞”思想，将万物永久的和谐作为天道的自然属性；《中庸》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阐述了宇宙和谐原理的普遍意义。周代史官史伯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阐释了实现“和”的途径。“和”在中国文化中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事物的发展在阴阳互动、刚柔相济中共生、共荣、共进，形成整体的和谐。这些观念构成儒学“和为贵”“和而不同”“中道哲学”的理论基础及多元、包容、互惠、和谐，具有和平性的基本特征。

儒学“生生”之理亦包含着强调内在价值的自组织原理。在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没有外在力量（上帝）创世的概念，一切发展变化都来自于天道、生命的共同创造力，强调人性的内在价值和以“生生”为演化目的的内在动力。西方文化中的价值主要来自于上帝，来自于外在的力量。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则根植于宇宙自然演化的力量之中，是一种内在的价值，来自于天道，来自于人本身，是一种自发的自觉的力量。在这种内在力量的驱动下，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像系统论所描绘的那样是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组织过程。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在“仁”的作用下，克服无组织力量带来的无序力量，而趋向有序和谐。个人亦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实现完满的人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儒家关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趋善的必然、应然之道。“善”内涵了人对人生境界、社会理想的圆满完美的追求。可以说儒家的全面理论实践围绕着人类社会趋善展开，为我们回到轴心文明源头重新贞定现代化方向提供了根源性智慧。

（二）儒学价值系统蕴含着以“仁”为核心的人类普惠价值观念

儒家的伦理道德植根于宇宙自然之中，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具有范导作用的价值系统，蕴含着对人类具有普惠价值的系列观念。如前所述，轴心时代中国文明中“道德关怀”的超越视野就是儒学价值功能的体现，它塑造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文明进程。

“仁”是儒学价值系统的核心，是一种全德，如“仁义礼智信”等德目都是“仁”在各个应用领域的展开。儒学在其演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独特的价值体系，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可类比于人体之血液，对人类文明社会具有全面的滋养功能，对现代性观念的重建具有系统性参考价值。

一是儒学价值系统是一种理性的价值系统，蕴含着应对工具理性泛滥的道德价值。工具理性的异化导致科学技术发展的失序，自然环境的破坏；使知识成为权力利益的代表，成为奴役人类的工具；现代化亦成为科技的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失去了精神和理想的支持。这种科学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知识与人自身的对立，可以根本上归结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儒学以人的道德关怀为目的，将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建立在伦理范导的基础之上，以此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这是它与工具理性主张价值中立完全不同之处。儒家的价值功能对现代性观念重建过程中处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学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价值理念。儒学“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蕴含着万物互系、和谐共生、天人互益等人与自然共存的观念；由“生”到“仁”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和位育”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天人合德”的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儒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深厚的生态伦理基础，可以有效克服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偏颇，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节制地协调发展的现代性观念奠定价值基础，也为重新界定人类伦理价值坐标，形成一种全球性的伦理奠定价值基础。

三是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学树立了“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政治文化理想。儒家欲建立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由圣贤领导和治理的天下为公、各尽所能、安全稳定、充满和谐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世界，具有崇高的道德境界。其原则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与西方文明提出的乌托邦理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遥相辉映，反映了人类建设美好社会的精神向往。儒家大同理想中积极提倡“大公无私”精神，倡导我们每个人不能只为自己生活，要同情体贴他人，博爱人类，在建设自己理想国家的基础上，再推而广之，与世界人民一道，通过合作奋斗，建设“美美与共”的全人类美好世界。

四是确立起“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目标。儒学以“仁”为核心，以人为起点，充分重视人的价值。“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形成了“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落实在社会国家治理层面就体现为“仁政”。儒家提出的“正德、利用、厚生”思想，作为安定人民、治国理政的原则，亦是一切政治、政权合法性基础。“正德”就是要求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要有很高的道德情操，要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要有牺牲和奉献服务精神；“利用”就是要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厚生”就是要尽量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来安身立命。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来源就是民本主义思想。民本主义蕴含着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公平、正义、人权”等因素，同时又具有中华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天下为公、集体主义、仁义、平等”等思想。民生问题是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儒学的民本主义思想，有助于消解资本主义制度所引发的不公平、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过大等当代世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与大公无私精神、建设“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相结合，蕴含着人类对应然社会的追求，对各国人民现代化建设具有巨大的引领和示范效应。

五是在处理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上，儒学蕴含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演化的最终归宿。西方现代化过程导致的人的异化，一方面体现为极端个人主义，使人与群之间，人与物之间关系紧张、无序；另一方面体现为人被物化、机械化，劳动的目的意义模糊，独立人格弱化，一些人沉溺在贪欲和感官刺激中失去精神支持和理想追求。儒学则将“修身”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起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通过培养独立人格，提高人生境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以达到安身立命之目的；通过激发人的内在动力，唤醒人的社会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把人从物化中解放出来；通过至诚，导向与天地参赞化育的人生境界，通过“修己安人”实现人生理想。

（三）儒学“礼乐文化”奠定了人类社会秩序调节功能

儒学礼乐文化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典章制度，并经过长期历史实践的检验，在人类文明史中独树一帜。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莱布尼茨说，中国人藐视暴力，追求和谐。追求民本，奠定了比较高的文明标准。中国的整个典章制度是多么出色……,中国的实用哲学在家庭、社群、政治、宗教，建立秩序的做法是超群的，这是礼的作用。“礼乐”奠定了人类社会调节方面“秩序、交往”两项重要功能。

一是以“礼乐文化”经邦治国、范导社会秩序。“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是经邦治国的大经大法；“礼也者，理也”，礼是国家典章制度，是人际交往行为规范，是贯穿万物之理；“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用礼义治理国家就有秩序，不用礼治理国家就混乱。“礼以修身，乐以化心”，中国人不仅把“乐”作为娱乐的方式，更重视它对于民众教化的作用，这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当中是非常独特的。礼乐文化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道德精神、实践精神、和谐精神、约立精神（约之于礼、立之于礼），对安排人类生存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在如何处理礼与道、礼与德、礼与仁、礼与理、礼与乐、礼与法、礼与仪、礼与治、礼与立、礼与性（人心）、礼与教方面的关系具有丰富的资源。道德是礼乐文化之本，它通过“礼”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进入每个人的心灵，规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引导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礼乐文化为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重建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借鉴。

二是奠定了人类交往的“忠恕”基本原则。人生活在各类群体之中，如何与他人、他族、他国进行交往，一直以来是人类生存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问题。儒家礼乐文化中有一套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备理论，并在中国进行了长达几千年的实践，这就       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它构成了中华民族、中国人为人处世，开展国际交往的基本遵循。“忠恕之道”是建立在德道基础上的交往原则，是儒家“仁”的核心价值在人际、群际关系中的应用。“恕”是一种将心比心，宽以待人的精神，其内含的深层意思就是要推己及人，克服自私心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为他人着想。待人处事不只讲一人利益、一国利益，而是要讲全人类利益，人与自然利益。这种思想倡导每个国家、民族在安排自己的发展计划时不能只顾私利，要善体“中”（忠）道，使所有私利都能顾全大局；善体“恕”道，真正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为最大多数着想，然后才能产生共同互惠的普遍利益。现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准则已经跨越地域和种族被世界人民广泛认同，成为全球治理的黄金定律。国际关系是当代人类交往最主要的途径，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儒家的“忠恕之道”奠定的人际交往原则，已经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对国际关系中国家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政治协商、化解冲突、反对霸权、实现和平发展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儒学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获得重视，这不是偶然的，它与我们的时代面临的问题有关。如今，人类已经可以进入外太空反观地球，但人类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友好地生存下去却成了问题。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进步绝不只意味着技术的创新，永无止境的发展。人类应该追求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人类与自己创造的科学技术之间相互协调、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在重建现代性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在人类生存发展经验中积淀形成的，具有独特内涵的思想文化体系，儒学可作为一种重要参照，与其他文明一道，将人类导向善，导向和平与繁荣，导向代际的公平，导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共同开启一个新的轴心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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