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方辉 管敬韬 陈 磊 | 政治信任：基层民主何以提升农民获得感？——基于粤黔省际比较

乡村民主自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社会性。截止2021年底，全国49.2万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民委员会，11.6万个社区全部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充分发动、组织、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已成为乡村自治民主范本。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高度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建设，要求“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防止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现象。

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现实状况来看，乡村是政府提供基层公共服务和产品的基础单元，国家制度性质、法律规制和乡村特点决定了我国乡村治理的民主基因，以及与自治的关系。已有实证研究也表明，过度依赖于官僚化行政命令的基层党组织普遍存在治理水平不高和软弱涣散的现象，社会治理职能弱化。同时，源于基层实践案例显示，一些地方乡村治理能人流失严重，干部与群众利益分化，农民的参与性不足，基层组织信任度趋低。显然，上述现象有着复杂的成因。要迎面乡村的实际困难，化解乡村治理的诸多矛盾路径多样，但无须讳言，以农民满意度和获得感为导向，强化乡村民主自治以提升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至关重要。什么样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其实只有两条标准，即“人民是否满意”和“人民是否信任政府”。

乡村民主自治是中国场景下基层民主创新运动，同时也是强化基层责任主体治理重心的重要抓手。那么，乡村民主自治是否可以作为提升农民获得感的治理手段，又是如何提升农民获得感，值得深入探讨。鉴于东西协作的典型示范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发展阶段迥然有别的广东省和贵州省共2482份农民调查数据作为分析依据，实证探究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以及东西部省域的差异特征；并依据信任理论，通过信任度的介入，进一步分析两省农民获得感的产生机制和乡村能人的影响效应。当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基层民主自治不断提升农民获得感。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多次提到的“获得感”一词，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价值理念的跃迁，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学界普遍认为获得感的内涵为客观获得与主观感受统一的概念框架，是在民众的利益诉求得以回应和实现后，所产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这种主观感知应与主观期待相符合，否则政府供给越多，公众的获得感反而会降低。从影响农民获得感的因素来看，较为突出的主、客观因素包括政府绩效目标、就业质量、相对收入水平、教育服务和公共服务、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和政治参与行为等。置于基层民主自治领域，获得感是农民多层次、多方面切实感受的反馈，体现在物质获得和精神感受两方面，又可具体区分为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其中，农民参与乡村民主自治的主观感知和政治获得感相对应。研究表明政治参与等公众与政府互动行为对信任感知有显著的影响，目前对政治获得感研究较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Arnold Kaufmann首次提出“参与式民主”之后，这一概念即引起广泛关注。Michael Yit Lin Chew，Basant Maheshwari和Margaret Somerville认为，广泛的村民参与有利于改善村庄管理和建立良好的乡村合作关系。公众参与是民主的重要体现，正如MaryFeeney，StevenBalla和Zhoudan Xie等学者所述。Carole Pateman指出，民主参与的表现是公民应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并在决策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根据参与民主理论，Stephen P. Osborne和Kirsty Strokosch认为村域社会治理与原有政府主导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不同，公众参与可以为政府制定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提供更有效的指导，从而提高民众对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反向来看，村民获得感的提升强调的是公共利益的输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意见又可以有效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合理性，推动乡村民主自治的治理绩效。可见农民参与治理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不容小觑。建立制度之下农民与基层治理事务的紧密性，“健全人民群众参与体制”，增强其对村域社会治理的主体觉知，有利于改善村庄的治理效果。所以，乡村自治的效果可以通过参与民主自治的方式反馈，而民主自治的方式又可体现乡村自治的能力与自治的水平。村民自治能力有限、自治组织行政化、“四个民主”发展不均衡等仍是阻碍当前乡村民主自治的主要障碍。

信任度因素多被引用为乡村治理效果及满意度研究的中介变量。在有关乡村治理效果的研究文献中，有学者发现村民的参与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正向作用，政府干预则对其有迟滞作用。对于乡村治理效果的提升，有学者认为受制于网络的主体信任、非正式与正式沟通、决策民主等因素的影响。信任是认同和参与的基础，也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和力量。政治学、管理学对于信任有着深入研究，有学者针将信任内涵解读为政治信任，包含政府信任、政策信任和公职人员的信任。政治信任是政治系统合法性重要来源，也是判断政权稳定性的有效指标之一。基层乡村民主自治服务于农民。由此，增强农民的政治信任对于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与巩固执政安全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同时，尽管现有研究显示我国群众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度，但在基层治理中也面临着政治信任缺失的危机，并对基层自治实践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进一步分析，现有实证研究还发现，提高农民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可以增强农民对村域治理的满意度和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由此可见，信任维度在乡村治理研究的影响因素中占有重要作用，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和农民的认同感。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乡村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乡村民主自治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从本质上说，乡村民主自治依靠农民，服务于农民。审视研究文献，探讨乡村治理中政府、农民、社会组织等众多主体之间的关系，民主自治、信任、农民获得感是重要的变量，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成为长期以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民主自治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和程序规范。从逻辑上分析，农民获得感是衡量乡村民主自治的终端指标，该获得感包含经济、民生和政治获得感。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参与是乡村民主自治的前提，直接影响农民对基层组织的政治信任度。

（一）研究假设

如何界定和衡量乡村民主自治是学界长期讨论的问题。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践”。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本文将乡村民主自治的内涵界定为在国家权力主体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实行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即通过基层自治组织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下简称“四个民主”）实践活动，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农民参与是乡村民主自治的前提。2023年，国家乡村振兴局等7个中央部委联合印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国乡振发〔2023〕2号），要求乡村建设内容涵盖组织动员农民参与、引导农民参与村庄规划、带动农民实施建设、支持农民参与管护、强化农民参与保障等，成为乡村治理背景下首个引导农民参与的指导性政策。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到，拓宽基层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治理渠道，意味着我国参与式民主进程不断深化。基于以上认知，我们将农民参与“四个民主”作为乡村民主自治的衡量和解释维度。其中，民主选举作为中国最广泛、最生动的民主实践，是基层治理的起点和农民参与民主自治的首要方式。农民通过参与民主选举可以保障行使并实现其基本政治权利。民主决策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彰显“人民参与”的权力主体以及“人民满意”的评价标准。作为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倾听意见、集中民智及实践反馈，有利于完善民主决策制度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有效的决策是实现乡村民主自治成功的关键。民主管理是人民民主的核心内容，在“民主、公平、公开”的原则下，唤醒主体意识，弘扬主体精神，发挥主体能力，协调各组织的各种行为最终达到管理的目的。在基层社会的自治实践中，管理体现为农民的直接参与，推进民主管理科学发展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善用科学有效的民主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通过对国家各级代表机关和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以纠正各种违法行为。民主监督丰富了民主的实现形式。“四个民主”作为农民参与乡村民主自治的解释维度，其实践成果可以通过农民获得感来衡量。获得感作为个体内心感受的抽象化概括，反映个体满意度和对生活的美好期待。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微观基础。基于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和制度逻辑，乡村民主自治在新的发展阶段注入新的内容，呈现新特征。但不论何种变化，检验乡村民主自治绩效的终端指标应体现农民的获得感，包括经济获得感、生活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等，或者也可区分物质获得感和精神获得感。基于以上讨论，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H1：实施乡村民主自治对提升农民获得感有积极影响。

考虑到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和基层民主自治水平等因素，进一步检验该影响在广东省和贵州省之间是否存在省域差异，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a：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省份差异。

民主管理作为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假设H1a的基础上，广东省和贵州省在基层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省份差异，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b：省份变量在民主管理中的差异程度最大。

（二）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提升机理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一种运行方式，离不开“信任”。农民信任可以促进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增强多元基层治理主体的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信任的建立最早被认为仅源于家庭和血缘关系，随着信任维度的拓展，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人们之间的信任来自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是这些社团推动了成员之间的合作并促进信任的形成。由此，民主活动的信任来源于乡村自治机构和组织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共同行为，根据各自对协作活动的预期又会增进或降低信任程度。扎根于本土实际，农民信任对象主要是基层行政组织，高水平的信任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和农民的认同感。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信任程度不同，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别，提出假设。

假设H2：信任度越高，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越显著。

乡村能人作为基层社会与基层组织的衔接者，因其具备“人杰”特质和故土乡情，易于受到农民的信任而跟随他们行动。乡村能人对农民获得感的促进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本文认为，在农民的期望实现后，所产生的满足感需与主观期待相符合，否则，投入越多反而会导致农民获得感的降低。在信任度视角下，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随着信任程度的提升，乡村能人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不会持续增加。

图1 变量阐释及作用机理

（一）变量选择及描述

被解释变量为农民获得感（SG），指农民依据其体验对经济、民生和政治获得的主观评价，本文细化为8项指标，即乡村民主自治能提升家庭收入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增进乡邻关系、促进乡村文明、提升教育获得感、促进民主政治和监督的认可度、强化参与意识等，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农民获得感的综合指标。

解释变量为乡村民主自治和信任度。乡村民主自治（A）选取“四个民主”作为评价维度。其中，民主选举通过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满足感、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选举权的保障性等5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民主决策的衡量选取重大事务经过集体决策、村民个体参与决策、村民意见得到重视和采纳3个方面；民主管理依照科学管理的原则选取参加公共事务管理（如治安巡逻、纠纷调解）、公共服务和公益活动（如环保、爱心行动）及制定村规民约（或化解矛盾纠纷的规章制度）3个方面；民主监督选取公共平台咨询或投诉举报、监督权受到保护和尊重、村务实施情况和村务信息定期公开4个方面。其中，村务实施情况为集体决议事项的执行进展，村务信息则包括财务经费使用信息、选举信息等。通过以上“四个民主”的因子综合得分对乡村民主自治进行测量。

信任度（T）则涵盖农民对乡镇政府、法院检察院、居委会、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大会等7个自治组织主体的评价，用以反映农民的政治信任程度。依据信任等级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得出聚类(低、中、高)。

控制变量是根据现有研究选取农民个体特征和环境特征。针对农民的个人特征，除了性别、年龄变量外，还加入了省份和政治面貌变量。环境特征方面包括家庭人数、收入来源、居住离散程度和乡村能人4个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3年3月在广东和贵州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釆取省、县、镇、村分层抽样，数据均为选项型数据，不存在异常值，剔除信息不完整的无效问卷，共获有效问卷2482份（有效率93.27%）。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二）模型构建

考虑调查的不稳定性，本文采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排除传统回归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性。被解释变量（SG）是通过前文提到的8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综合得分获取的连续变量。首先采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公式（1）中，SG_i表示第i个农民获得感，A_i表示第i个农民所在村的乡村民主自治，是“四个民主”的因子综合得分，D_i表示第i个农民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x_i,j表示可能会对农民获得感有影响的其他变量；其中i=1，2，3…2482，是估计参数，表示随机误差项。

然后，信任度（T）条件下分析乡村民主自治对两省农民获得感的异质性影响。加入了信任度的模型如下：

以下区分四个环节讨论：一是采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确定两者之间存在关系，分析乡村民主自治及其四个维度对两省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结果；二是以信任度为基础，检验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提升效应；三是对模型的的内生性和稳健型进行检验。四是对省城差异进一步比较分析。

（一）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

利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估计方程（1），验证农民参与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及省份差异，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4作为乡村民主自治的四个维度，核心解释变量依次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模型5是基于“四个民主”主成分分析的综合得分数据。模型1—5的P值均为0.000，皆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乡村民主自治及“四个民主”对农民获得感的促进效应显著，因此H1得到了验证。其中，模型5的统计量最大（0.5489），且AIC和BIC统计量最小，说明其解释度和拟合度最佳。从模型的指标角度量化影响的显著程度，因变量54.89%的变化原因可以由自变量解释，即乡村民主自治程度越高，农民获得感愈大。

进一步，重点考虑省份变量对农民获得感的差异性影响。省份变量在五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可以看出五个模型结论一致，表明广东省农民获得感高于贵州省，省份差异明显，假设H1a得到验证。省份虚拟变量（广东=1，贵州=0）所呈现的差异（广东高于贵州）可通过回归系数进一步比较，程度由大至小依次是：模型3（0.2736）>模型4（0.2181）>模型1（0.2102）>模型2（0.1999）>模型5（0.1912），说明省份变量在民主管理中的差异程度最大，具体表现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和公益活动及村规民约的制定等方面。因此假设H1b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中，性别虚拟变量(女性=1，男性=0），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性别变量对农民获得感有明显迟滞作用，且女性的获得感小于男性，可能源于性别在政治活动中的现存差异；乡村能人变量在五个模型中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乡村能人也是提升农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同样对五个模型具有显著正影响的变量还包括政治面貌和居住分散情况。

（二）信任度条件下的影响效应分析

信任指农民对自治组织主体（主要指基层行政机构和自治组织）的认同，认同是一种主观体验及判断，对农民而言，可视为基于物质获得的主观评价，也可视为农民获得感精神层面的内涵体现，成为农民获得感提升的重要变量。依据研究的技术方案，我们将农民样本的信任度分为高（非常信任）、中（比较信任）、低（一般信任）三组。然后，依据K均值聚类算法比较不同信任度的回归结果，利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估计方程（2）分析乡村民主自治对三组信任度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及省份差异。具体结果见表3。

根据表3的统计结果，以上三个分组中乡村民主自治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对农民获得感有积极影响。由于乡村民主自治变量在三组中使用的数据皆为同一计量单位，所以可通过各组的回归系数比较其影响程度，进一步比较发现，乡村民主自治对三组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程度最大的为高信任度组（0.3309），随后依次为中信任度组（0.3）和低信任度组（0.2892），说明相对于中、低信任度组，乡村民主自治对高信任度组农民获得感的促进作用更大。农民信任度的提升，会提高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因此，假设2得到了验证。

省份虚拟变量（广东=1，贵州=0）对三组农民获得感影响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低、中、高信任分组条件下广东省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产生的影响均大于贵州省，通过回归系数比较省份差异（广东高于贵州），高信任组（0.2356）差异最大的，低信任组（0.1232）最小。本文认为以上现象是由于信任对于获得感的作用机理，农民获得感的激发过程是其对生活美好期待得到回应的主观感受，相较于低信任水平，处于高信任水平时农民的政治获得感更容易被提升。

针对“乡村能人”变量，在低、中、高信任度分组中至少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乡村能人对不同信任条件下农民获得感的提升均有促进作用。该变量影响系数在低、中、高分组中分别为0.0556、0.1001、0.0597，呈倒U型趋势，说明在乡村能人的作用下，随着信任度的提升，农民获得感不会持续增加。至此，假设3得到了验证。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乡村能人在发挥正向效应的同时伴生“精英俘获”现象。

（三）内生性和鲁棒性试验

1.内生性

本文验证了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存有影响，但农民获得感高的乡村环境也可能会促进乡村民主自治水平和能力的提升，所以有必要检测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因果、测量偏差、变量缺失等因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应用“乡村能人”为控制变量，选择“政治面貌”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选择原因是政治面貌会影响农民对民主自治的政治获得感，而农民获得感并不能直接影响农民的政治面貌，同时考虑乡村民主自治为内生性解释变量。所以，以上变量的选取在理论上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

为此，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两阶段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工具变量不存在弱相关性。说明排除了潜在内生性问题后，参与乡村民主自治仍可显著提升农民获得感。与前文假设H1的论证结果一致，结果见表4。

表4 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

2.鲁棒性试验

鲁棒性是系统在受到扰动或者不确定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某些性能的特性。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应用鲁棒性分析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回归模型是否稳健。因分组使用了聚类分析，该方法为随机聚类方法，所以本文进行了两次基于K均值聚类的鲁棒性检验，此时的聚类结果更为可靠。结果如表5所示。

对比两次K均值聚类的鲁棒性结果可以发现，两次结果的显著水平十分接近。虽然回归系数有所不同，但是检验结果和系数符号与表3均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以信任度为条件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

（四）省域比较分析

前文已证实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存在影响，且信任度越高，农民获得感越高。信任度作为提升农民获得感的关键元素是探究民主自治与获得感关系的基本变量。为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农民对自治组织主体的信任度所呈现的省域差异。具体而言，广东省与贵州省区位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巨大差距，两省农民信任度影响农民获得感究其如何值得关注和探讨。研究在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是：“请您判断对以下自治行政机构或组织的信任程度”，并以“一般信任”“比较信任”选项分别代表低、中信任度，“非常信任”选项代表高信任度来区分。从信任度评价情况看，贵州省处于中低信任度的人数占比较大，而广东省处于高信任度水平的人数较多。以均值数据为例，贵州省在中信任度及以下水平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占72%和74%，广东省处于高信任度水平的男性和女性占比分别为51%和38%，具体情况如图2。

情况统计（单位：人）

结合前文模型检验结果和数据分布情况，发现无论处于何种信任条件，广东省的信任度水平均高于贵州省，呈现特征：第一，相较于中、低信任度，两省处于高信任度时，这一组别的农民获得感的省份差异最大；第二，两省的女性对基层自治组织主体的信任水平均低于男性，贵州省这一特征更加明显；第三，贵州处于各信任水平的人数由高信任度到低信任度递增，而广东省由高到低递减。两省的差异特征说明农民对自治机构和组织信任程度越高，其合作意愿越强。

探究原因，除了两省明显的经济发展实力和民主自治水平的差距影响外，贵州省农民对乡村民主自治的参与不足的现状也制约农民信任关系。研究发现，处于低信任度的农民对民主自治活动表现出不愿参与、不能参与和参与层次低的状态。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农民习惯于满足观察者或旁观者身份的理念惯性、传统的思想观念及现存的性别政治差异，导致多数农民不愿参与，尤其是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明显不足；二是乡村自治活动的参与主体不断缩减，不少乡村半数以上农民迫于家庭经济压力外出务工，大部分时间不在当地，自然也难以参与本地的自治活动；三是基层政府对农民参与的规划、引导、监督不足，有关决策少有与农民进行沟通协商，自治活动缺失丰富性与科学性，农民参与效率低；四是信任机制发挥渠道不畅，政民互动少。外部信息缺少多元化的获取渠道影响了农民的认知功能，自治组织内部又缺少共享组织网络和共同利益需求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不但降低了农民对自治组织的信任，也增加了农民的信息搜寻成本，难以达到农民获得感的激发程度，导致农民政治获得感持续趋低。

本文运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依据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效应及省域差异特征，分析信任度条件下基层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提升机理。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有积极影响，两省女性的获得感均低于男性；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效应存在省际差异，该差异在民主管理中最为突出；在信任度条件下，信任度愈高，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提升作用越显著；乡村能人对农民获得感的作用关系呈“倒U型”趋势。

基层民主发育程度不高被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短板。基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悬殊，省际之间乡村自治水平不均衡。针对粤黔两省农民在高信任度分组中获得感差异显著的现象，本文以信任度为分析视角，探讨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影响及其成因，提出加强东西部省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协作、缩小民主自治水平的差距，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民主监督，完善协商民主机制等建议。

第一，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立足实际精准定位治理目标。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重大问题，这种不平衡体现于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显然，西部地区农民获得感低于东部省份也非孤立和单维问题。避免“就治理而治理”，西部地区应重点关注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和公益活动及村规民约制定等民主管理方面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比较经验表明，乡村民主自治是助力全面乡村振兴的价值工具。虽然发展阶段不同，治理目标存在差异，但民主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国家方略，通过治理目标调整优化改善西部地区自治局面，以外部为参照形成标杆及压力，促进乡村民主自治的管理方法优化和工作能力提升。同时，基于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以增强农民获得感的价值导向，通过粤黔协作缩小因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导致的自治水平不协调。

第二，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创新制度环境。民主自治需要制度保障，制度落地离不开环境条件和配套资源，应强化基层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能力、自治资源、自治环境与国家乡村制度的耦合度，尤其是针对基层的各种矛盾，细化利益协调、矛盾处理及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制度环境与乡村能人的价值协调模式，吸引和善用乡村能人，抑制精英俘获惠农资源及其衍生出的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失效问题。针对目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以制度为保障，消解传统观念和性别角色的政治差异，丰富女性获取信息的途径和参与决策方式，确保女性从制度性参与到实质性参与。

第三，以智治赋能强化民主监督，提高农民信任水平。民主监督是农民参与自治的重要方式，更是信任产生的来源。一方面，畅通信任机制发挥渠道，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和紧密干群关系，以共享组织网络和共同利益需求为纽带加强治理信息传播，通过匹配群众自治需求和监督权力下放提升农民政治获得感。另一方面，对于存在无效或无力的自治活动的障碍，主观层面解困农民受制于观察者身份的惯性意识，客观层面加强民主监督平台和农民自身能力建设，创新数字化乡村治理模式，赋能乡村智治。

第四，完善协商民主机制，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农民参与是乡村民主自治的基石。其一，应对农民群体的分层分化现象，应兼顾农民群体的异质性，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优化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及文化产品的供给模式，为农民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其二，完善协商民主体系，保障协商民主贯穿基层治理决策工作的全过程，丰富民主协商方式，强化基层民主协商的成果运用，提高其在民主自治活动中参与度、归属感和政治信任。其三，探索农民参与自治活动的多样化模式，开展文明创建活动，试行“轮值村主任”活动，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激发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基金项目：华南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绩效研究”(2023055)；广东省重点智库和广东省法学会基地项目“基层治理绩效与法治化研究”(2023003)；贵州省教育厅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项目（黔教合KY[202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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