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济洲 崔 翼 | 中国式现代化的家庭伦理基因与发展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不仅内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于其他现代化国家的独特优势，而且植根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1979年，邓小平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曾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自始至终与中国共产党对本土性文化的“自觉”“自信”紧密相关。“‘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本体论的地位”，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并未在“古今中西之辨”的时代背景下被世人抛弃，而是作为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延续过程中，王朝的更迭呈现出“治乱循环”的特征，但家庭在“历史周期率”的演绎中一直是较为稳定的存在单元。目前，学界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鲜有从古往今来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生存理性维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家庭伦理基因及其发展向度。中华优秀传统家庭伦理基因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内容”，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建构以“家”的“合理形式”为基本理念和实践单元的方案来化解私域与公域、情感与理性、德治与法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这是处于“古今中西之辨”时代背景下的新时代中国亟需辨析的问题。本文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应选择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向度，而应该在中华优秀传统家庭责任伦理的理性发展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纵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图景，“家—国”关系存在两种典型模式：“家国二分”与“家国一体”。在“家国二分”模式中，家庭与国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彼此间的互动和影响相对有限，两者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在“家国一体”模式中，家庭不仅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且是实现家国理性的原生场域。西方的“家国二分”模式与中国的“家国一体”模式在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产生。“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并不会选择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确立的“家国二分”模式，而是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个体伦理精神的交融会通与和合共生，将现代化的原子式个体重新嵌入新的“家国天下”体系之中。

西方家庭与国家的相对独立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家国二分”模式的形成源自古希腊以来城邦政治有别于家务管理、城邦存在的目的殊异于家庭存在的目的、自然生成的城邦在本性上先在于家庭等历史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了传统的氏族制度，社会内部分裂出不可调和的阶级，为了避免社会陷入互相为战的状态，需要超越市民社会之上的第三种力量“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并承担起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从共同体中解放个人”，现代西方国家的最小政治单位是从血缘家庭中“脱嵌”出来的个体，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民族国家一定程度上将家庭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现代化的家庭更倾向于为爱自愿结合的契约共同体，“在市民社会中是从属的东西”，主要承担社会化、教育和养育等职能，属于社会领域的组成单位。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增强了“个人—国家”两极的力量，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合法性往往来自公民对共同体的想象与对宪法权威的认同，基本上剥离了与血缘性“氏族制遗留”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的建立虽然维护了国家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和自由，但也让西方文明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遭遇民主泛滥的实践难题。

相较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确立了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家国异构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内生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国一体”模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宗教伦理的驱动下，追求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所谓“普世价值”的现代化发展范式；而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的“家国一体”逻辑中，追求以生生之德、推己及人、安身立命、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为核心价值的发展向度。在西方所推崇的现代化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分明，民族国家不再是传统家庭的自然扩张，而是保护个人权利、自由与尊严的现代公民共同体。在西方，“家国二分”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理念与理想类型，而对中国式现代化来讲，它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家国天下连续体”的特征。家庭作为国家建设的基础单位，家庭的生存理念和发展逻辑虽然与作为公共场域的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有异，但中华优秀传统家庭观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效能仍是国家发展挥之不去的重要文化基因。这既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的政德建设理念，又体现在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关于“廉洁齐家”的依规治党的法治理性中。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典型特征中，可以窥探其中饱含着中华优秀传统家庭伦理的“发生”因子。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蕴含着以“生生之德”为价值原点的家庭伦理基因

巨大的人口规模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贡献了市场红利，而且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流动载体。中国庞大人口基数的形成不仅是伴随着地缘版图的扩大从而致使多民族不断迁徙、融合的结果，而且受到传统社会心理与家庭伦理力量的推动。在“慎终追远”的人口繁衍观念中，中华民族倡导在世代家庭中不断“生衍”出新的生命，这是家族内部薪火相传的重要责任。《周易·系辞传》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创生生命是顺应天地的自然法则。世代家庭将“生生”既作为延续前辈生命的孝爱之德的重要体现，又视为对“宇宙即连绵不绝的生生之流”的遵循。“生生”不仅要求在传承家风祖德的伦理基因中爱护“受于父母”的“此身”，实现生物性意义上的生命“延续”，而且展现出“‘生命’中向着‘世代交替’的‘未来’开显的可能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理念促成中国这一超大规模政治体中具有其他国家难以达到的人口规模，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典型特征。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推己及人”的家庭伦理基因为价值支点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中国社会交互性的伦理结构在实现公平、正义、幸福层面的基本诉求。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是将中国优秀传统家文化中“推己及人”的理念赋予社会化实践的体现。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社会心态与民族心理，个体富裕不是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中国人‘个体’的精神状态，必须在别人‘身’上才能完成”，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个体富裕的旨归。“家国一体”的发展逻辑是在“推己及人”的机制下，秉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将家庭里的伦理、社会关系拓展到家庭外的世界，由自我出发渐次推向亲族、朋友、同事、天下人，最终实现由多数人群组成的汉族的物阜民丰推向“中华民族一家人”的共同富裕，从而构建出中国式集体主义的道德实践状态的发展愿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强国目标赓续着“推己及人”的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基因。富强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物质和精神领域的直接表现，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帮助后富等“推己及人”的理念“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以中国人民“安身”与“立命”的有机统一为价值归宿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过程”，这不仅与中国自古以来基于伦理关系的道义经济发展模式息息相关，而且凸显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古代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还是近代的梁启超所指出的“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都体现出物质文明亟须“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才能进步”的一以贯之的现实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需要与精神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家庭作为人的源初生存空间和伦理生产单位，自古就有“耕与读”的双重意义，不仅为中国人民找到“安身”的场所，提供身心休憩的温馨空间，而且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涵养道德的“立命”场域，从现代化导引的自由个体回到真实的家庭伦理关系中。

（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现代化源自基于“家产制”生产方式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作为支柱产业与国家税收的来源，其所演化的农业文明将自然规律融入农业生产之中。由于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将生活的寄托归结为“天”的赏赐，由此“天”成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近代以来，虽然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逐渐发展为工业文明，但中华“文化还是一线相承，他的根本却依然是一个农业”，农业文明所规范的中华优秀传统家庭伦理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伦理因子。如果不按照自然客观规律办事，对自然界的利用超出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阈值，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并陷入自然界的束缚之中，轻则影响一家一户的年岁收成，重则导致家道衰落。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家产制”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传统生态自然观，“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建立在家庭单位基础上的”。虽然曾经出现过以“公社制”代替“家产制”的短暂尝试，但由于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的失衡使“家产制”得以恢复并重新以现代化的面目呈现出来。中国人的生产方式摒弃“物我二分”式的发展思维，而是在坚持人与自然的相互和解与彼此成全中诠释生态文明的积极价值。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天下一家”的文明秩序

中华文明对“天下秩序”的构建“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征服和强制而片面强加于人”，而是把天下人都视为守望相助的家人，“为天下人人谋其家”。这既与秦汉以后基本上脱离了政治所主导的国家冲突有关，又同中国人长久以来基于“家族观念”的“人道关怀”相联系。现代化世界虽然极力以理性化的方式推动国家治理与国际交往的“非人格化”，但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只会导向纷争与冲突。家庭一定程度上是“利益计较最小化”的社会细胞，因而有理由成为天下一家的原型。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突出地将“天下大同”视作“公天下”的“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的关键在于，以有底线的合作超越无原则的分歧、以和平的协商代替武力的霸权、以共赢的发展取代零和的博弈，推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转变为“共治天下”的新世界秩序。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内生于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之中，“家国一体”的发展逻辑促成中国家庭具备着国家发展的伦理雏形。由古至今，“历史周期率”贯穿在古代王朝的兴、衰、存、亡之中，而家庭在相对稳定的传承中保留着中华文明的伦理基因与发展向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延展与现实发展既是在统筹“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探索，又是在“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华民族发展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创造。在历史的传承中，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所内聚的伦理内容成为国家发展和个人成长重要的文化基因和可资借鉴的历史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内在着传统伦理载体解体、个体意识觉醒的“古今之变”，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光明的前景，但同时也隐含着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伦理困境。个体冲破“历史之网罗”，获得个性的解放，但并不意味着自由不需要付出应有的代价，“个人的孤独和社群的涣散成为当代社会之痛”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共有难题。现代社会的个体基本脱离了以前给予他归属感感的原始纽带，独自地面对陌生化社会。“后社会的自我”试图在不同的“自愿型社群”中寻找人生意义的归属感，但最终还是以原子化的面貌表现存在的价值。尊重个体的自由发展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以“个体”为本位，其实践旨归是实现个体的“组织起来”，在尊重个体的自由发展的现代文明共识中，呈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发展模式和社会建设状态。在国家治理的这一宏观思路中，家庭作为一个末梢的组织单元，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亟需借助的内在动力。同时，家庭作为一个私人的道德场域，在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与中国国家形态的互构中，又存在着公私、情理、德法等矛盾，这些矛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阻力的角色。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逆向牵引具体表现为三个维度。

（一）家庭伦理的私域性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公共关系的培育与涵养

中国社会之所以缺乏公共性的伦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家庭伦理”之“私”难以扩展为社会、国家伦理之“公”。家庭伦理关系存在于自身与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自身对其他家庭成员负有伦理责任，公共事务不是自家的管辖范围，或者在态度上表现得漠不关心，或者在行为上以私僭公，或者在心理上自我保护，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共关系的发展。在近代中国的革命中，“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族主义太发达的缘故”。对于中国的家庭而言，家庭伦理的成立基础是“家人”与“外人”的严格区别，这种内外身份的区隔致使个体对“家人”与“外人”的行为态度截然不同。公共关系的发展需要个体形成公共性人格，但受家庭伦理影响的个体对公共领域的事务并不特别关心。因此，个体与社会之间没能完全建立起以权利与义务为保障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人之间道德主义信任只在亲人和熟人间表现强烈，公共道德规范秩序仍待健全。

（二）家庭伦理的情感化实践模式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现代理性精神的觉醒

中国人长期受到家庭伦理的影响，判断事情的次序是先情后理。个人在与家庭亲友间的实际交往中混合了工具动机和情感动机，容易出现以情感为向导从而做出不符合基本事实的偏袒性判断。由家庭情感关系形成的“互惠圈子”会挤压公共理性精神的发展空间。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在于个体都被编织在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网络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互惠圈子”。虽然它有利于内部效率的提升，但不同圈子之间的交易成本较高，且容易出现家庭成员内部互相纵容的问题。家庭伦理的情感性判断一定意义上与现代理性精神扞格不入，现代理性精神的基本展现是实事求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趋势是以契约化的理性精神取代血缘性的家族传统，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往往呈现出情大于理的熟人交往逻辑。

（三）家庭伦理的德治理念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法治理念的执行

家庭伦理的德治理念与法治理念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孝”与“义”的道德困境。“亲亲相隐”是面临如此道德困境的儒家解决方案，“儿子”为了成全父亲成为君子可能性，选择用“隐而任之”的方法化解矛盾。但基于孝悌人伦关系的家庭伦理在一定意义上对执法的公正性产生负向牵引作用，影响构建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一方面，虽然容隐权的存在维护了“生命存在之连续性”的“本体论承诺”，但它可能同时会纵容“为了偏袒自家亲属的不应得私利”的行为，破坏了每个人必须为自己违法行为负责的现代法律公理。另一方面，执法者受到家庭伦理影响可能导致执法结果有所偏私。国家执法机关的工作者虽然在知识层面承认法律的神圣性，但在行为上仍然受到家庭关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包庇亲属从而凌驾于法律客观性之上的现象，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中华优秀传统家庭文化所存在的正向、逆向的伦理二重性，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与“阻力”。家庭伦理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阻力，但它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构成了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当家庭成员个体意识显著增强，家庭美德教育和家庭伦理建设的意识弱化时，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关涉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心性健全。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家、国空间的转化中，实现由家庭责任伦理向社会伦理的延伸、向国家伦理的扩展，努力化解家庭伦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消极作用，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说至关重要。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推进“家国一体”的国家建构中，家庭是构建国家政治、伦理的原生点。近代以来，传统家与国的内涵和外延持续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家庭主义的猛烈批判与对独立自主人格的激烈推崇导致家庭的地位逐渐式微。随着传统政治性的“家国一体”运行模式在现代化的“个体性原则”的影响下逐渐解体，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西方现代化方案逐渐取代了中华优秀传统家庭观的道德倾向、价值取向与国家认同。但是，从近代中国“人民蒙难”“国家蒙辱”“文明蒙尘”中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在本质上并未摒弃家庭伦理。家庭责任伦理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伦理风貌。它强调各个家庭成员应当履行符合角色身份的“分内之责”，“这种伦理责任拒绝任何意义上对个人的原子化安排”。在现代社会中，家庭责任伦理的优势表现在它能够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在“两个结合”的理念指引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亟需在法治保障下推进“拟家庭化”空间的打造，建构基于责任伦理的国家理性涵养和实践模式。

（一）坚持家庭中的“责任伦理”，将其与“权利伦理”相区别

家庭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往往会影响社会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权利伦理建立在现代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公共生活秩序的保障是以社会成员的平等的政治地位为前提，“公民的那些相互性要求比家庭成员间的那些特殊的相互性要求”更加基础性地构成现代社会“合作体系”的基本规范。相比于权利伦理，责任伦理并不需要依赖外在的工具性约定关系，直接指向共同体中的个体“去恢复、支持和完善社会的职责”。任何独立的个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获得道德权利要求他人践履相应的道德义务或者责任，但这不意味着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具有逻辑相关性。当代中国的责任伦理在一定意义上不能仅被理解为社会道德的最低限度，其功能也不只局限在防范人类私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而应该充分发挥其培育良善共同体与涵养公民美德的正向建设作用。

“‘家庭重建’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是至关重要的”。家庭伦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构建起丰富的家庭伦理体系，并规范着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它是基于孝悌人伦关系逐渐外推的“拟家庭化”伦理型社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责任伦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责任伦理是由家及国、从人类至万物的“梯级渐进式的伦理结构”，当下中国的家庭建设亟须强化责任伦理的教育，这对应对现代人的意义缺失与价值虚无有着重要的意义家庭责任伦理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每位家庭成员如果深知自身履行了身份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这种互负责任的伦理构成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

（二）强化责任伦理在行政伦理中的使用，明确公共领域的责任行政方式

相较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公私权限不明的治理模式，现代化的发展推动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立。行政事务从根本上不再被视为“一家之治”的延伸，其内部蕴含着指向公共利益的责任伦理。公私既分离又关联的关系成为稳定的现代关系，在推进现代化治理中，合理运用责任行政伦理的前提在于辨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分必须在彼此参照中才能显现，“公道达而私门塞也，公义明则私事息矣”。私人领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独立于国家等政治上层建筑之外的场域，而“对于私有的一切，公众代表的是‘公共权力’”。对于公共行政人员来讲，所掌握公共权力来自人民群众，并应该合法地运用它为人民造福。追逐个人财富的累积并非行政的意义所在，行政报酬的获得保障了公共行政人员“不必再忙于为自己提供消费的手段，并且能自由参与公共活动”。这种公共行政的自由决不是无原则、无党性的自由，而是肩负人民使命的责任自由，在对党尽职与为民负责的辩证互动中推进良序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社会治理中的公共行政责任伦理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动力。“为公民服务、对公民负责，这正是现代公共行政责任伦理之津要”，不仅贯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而且对人民群众关心公共利益、参与公共事务、培育公共精神起到关键的范导作用。当这种责任意识与伦理精神全方面、全过程、全领域地贯穿于公共行政人员的实际工作中，它能在社会治理层面得到充分地运用与发挥。公共行政人员在社会中的角色不但是执行公务的社会管理者，更是公共利益的道德领袖和服务者。公共行政人员在实践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主要体现在对公共利益的尊重、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对公民权利的维护以及对职业道德的尊重。这种对科层制度中行政责任伦理的基本信念，是他们进行公共决策、实现公共价值的客观前提。只有公共行政人员在主观层面真正意识到行政责任伦理的重要性，才能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服务导向和经济导向往往并不能平衡。主要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导向在职业伦理中的比重过大，而服务导向的比重相对较小。职业伦理的服务导向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以服务社会、奉献他人为核心价值，强调的是公益性质、奉献精神与社会担当，经济导向则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效率、效益为核心价值，强调的是经济效益和个人利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让服务导向和经济导向在职业活动中得到平衡发展。既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如制定公平的薪酬制度、建立健全的职业道德评价体系以及完善职业道德教育等，又需要在理论层面明确职业伦理的服务导向与经济导向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现代的公共行政人员兼具为己生存与服务他人两种职业属性，在实际工作中的“经济人”化倾向与他们理想性道德责任缺失有关。古代先哲所倡导的“门内之治仁弇（掩）义，门外之治义斩仁”为行政伦理和职业伦理提供了化解情感与理性矛盾的方法。行政伦理强调公务行政人员对群众的责任与担当，而职业伦理则强调个人在职业生涯中的社会责任。通过履行这些责任，公共行政人员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情感需求，以达到情与理的动态平衡。

（三）涵养“责任伦理”的国家理性，强化法治对“拟家庭化”空间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区别于西方完全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又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家产制国家，而是被国际承认的具有完整主权的、融合众多民族为一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内聚“责任伦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贯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建国、治国、兴国”的发展逻辑，国家理性的涵养蕴含着党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责任。国家理性涉及的不仅有为谋求国家富强的长远战略，而且包含了关于国家行为的伦理性课题。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实现中华民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其所涵养的责任伦理在家庭伦理产生的德治与法治矛盾中起到了关键的解决效果。德治与法治在解决社会伦理问题上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德治依靠道德力量，注重人的自我约束，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而法治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注重外在的法律制约，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在现代中国的建构中，单纯依靠德治或法治都难以做到全面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发挥德治与法治的功能，化解“拟家庭化”空间可能出现的私情僭越公义的行为，使家庭伦理产生的问题得到更为根本的解决。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其政策决策和行动方式应凸显“责任伦理”的国家理性，具体体现为对内政策的稳健和对外政策的共赢两个方面。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国内环境与国际局势，以国家富强为发展导向，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发展韧性，才能进一步保护人民免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威慑。中国共产党以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对待中国的经济发展，“重视经济发展是对国内负责和对国外负责的统一”。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构建负责任的主权国家并不局限于国家责任，更需要努力承担起与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责任伦理不但是一种个体正当的道德行为，更是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实现“家”文明的复兴。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推动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发生改变，家庭成员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与价值认知日渐多元。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形式意义依然存在，但家庭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渐行渐远，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与伦理危机，成为精神文明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构建“拟家庭化”的空间，有利于缓解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建设邻里相依、乡邻互助、睦邻友好的“拟家庭化”社区共同体，激活社区内部不同家庭间的交往活动，增进社区居民间的情感沟通，同时引导居民重视社区的公共利益，鼓励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提升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在“拟家庭化”的社区共同体中，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契约来说明的，而是像家庭的关系那样，用默认一致来说明”，居民之间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联结，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它不仅能够提供物质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情感支持，让居民都能在“拟家庭化”的社区中找到归属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政德建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21CDJ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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