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种传染病即将或已经大流行时，各国是立即关闭边界以阻断疾病流行，还是保持边界开放以方便药物运输、救援人员通行和维持经济发展？读罢此文方知，自世卫组织成立以来，人类已经为此纠结了很多次。集全球顶级医学专家制订的《国际卫生规则》也一再修订，结果却总是忽左忽右，难以把握。《纽约时报》10月1日发表的这篇文章，通过对阿尔卑斯山奥地利一侧一个著名滑雪胜地的个案解析，生动展示了新冠病毒是如何在短期内从这里流向全球40多个国家的，同时也对如何通过真正的科学研究而非仅仅依赖数学模型制订公共卫生政策，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拷问。我历来对这类扎实的调查报道充满兴趣，特予编译分享。文章原题为《滑雪派对播种大流行：让新冠腾飞的旅行规则》（Ski, Party, Seed a Pandemic: the Travel Rules that Let Covid-19 Take Flight）。四位作者皆为资深调查记者，分别是Selam Gebrekidan, Katrin Bennhold, Matt Apuzzo and David D. Kirkpatrick，其中两位是普利策奖得主（简介附后）。

世界卫生组织（WHO）曾说，开放边界将有助于抗击疾病。对此，专家们和一项全球条约都一致认可。可惜这样的判断并未建立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之上。

奥地利阿尔卑斯山麓的伊施格尔（ISCHGL）是著名滑雪胜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每年冬天都会聚集于此。

雅各布·霍米勒（Jacob Homiller）和他的大学朋友从美国飞来。简·维特（Jane Witt）是一位退休讲师，他从伦敦来到这里参加家庭团聚。汉堡一家网球俱乐部的总监安妮特·加滕（Annette Garten）与丈夫和两个成年子女也来到这里，一起庆祝她的生日。

他们在2月下旬和3月初已经知道，新冠病毒正在附近的意大利北部传播，并已穿越德国的另一个边界，但无人惊慌。奥地利官员淡化了这种担忧，而游客照例白天拥挤在缆车中，晚上聚集在各类滑雪酒吧里。

加藤女士说：“似乎全世界都来伊施格尔相会了。”

随后他们都返回各国的家中，不知不觉中也带走了病毒。就这样，成千上万的滑雪者在伊施格尔或周边的村庄中被感染，再将新冠病毒携带到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冰岛的许多首批发现的病例都可以追溯到伊施格尔。 3月，挪威有近半病例与奥地利的滑雪假期有关。

疫情爆发九个月来，在全球已导致百万人丧生。而在全球旅行时代，廉价机票和开放边界令伊施格尔与这场大流行病猛烈相撞。数十年来，随着贸易和旅行将世界拉得越来越近，这些条约所规范的公共卫生政策，一直鼓励通过开放边界而得以实现的全球范围的大众旅游，哪怕是在疫情爆发期间。

今年早些时候，成千上万的滑雪者带着病毒从伊施格尔回到他们的祖国（纽时插图）

简·维特（Jane Witt）最终因严重的心肺疾病而苦苦挣扎（纽时插图）

当新冠病毒于今年1月出现在中国时，WHO的相关建议是：不要限制旅行。

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该政策的重点是政治和经济，而非公共卫生。

基于科学研究数据和对20多名专家访谈的公共卫生记录表明，畅游无阻的政策从来都不是根据坚实的科学而制订的。这是一项政治决定，而被改称为健康建议，其来源可追溯到印度上世纪90年代爆发的鼠疫。到新冠病毒浮出水面时，它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卫生信条。

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汀（Lawrence O. Gostin）说：“这是全球卫生信念的一部分：限制旅行和贸易不是个好东西。”正是他帮助起草了被称为《国际卫生规则》（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的全球规则。“我是召集人之一，”他说。

新冠疫情打破了这种信念。一些研究表明，在此次大流行之前的非典、大流感以及埃博拉病毒等流行期间，出行限制被延迟，但并未停止。然而，大多数规定都是基于数学模型的。没有人收集现实世界的实际数据。直到今天，出行限制对新冠病毒这种最新传播的影响仍不清楚。

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世界卫生组织前高级官员福田敬二教授说：“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会告诉你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一无所知’。”（福田敬二曾担任世卫组织的助理总干事——译注）

当世界在寻求回归正常状态的途径时，“无知”尤其令人烦恼。数月来，各国领导人都实施了旅行限制，但这些限制却宽严不一且常常互相矛盾。一些国家关闭了边界，同时实行了国内封锁；其他一些国家则要求进行测试和隔离。许多国家定期修改其危险旅游目的地清单，有时在拒绝其公民入境时根据不同需要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

这些限制使像美国这样的强大国家蒙受了挫折，美国公民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不再受欢迎。即便如此，特朗普总统仍称其出行限制是“迄今为止我们做出的最大决定”，并抨击世卫组织的早期边界建议是“灾难性的”。

同样，根据数据和硬科学（hard science），现在仍不足以知道旅行限制在多大程度上为防控疾病流行提供了帮助，以及如果有帮助的话，哪种限制最为有效。在大流行开始时曾捍卫开放边界政策的专家现在说，各国应采取明智的旅行措施。 WHO现在要求各国在评估各自风险的前提下逐步重新开放。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教授凯利·李（Kelley Lee）目前正在研究旅行限制对此次大流行病的影响。他说：“对相关议题讨论的方式肯定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但证据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

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公共卫生政策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旅行方面。廉价航空引发了全球旅行的热潮。自从该规则（指《国际卫生规则》——译注）于2005年实施以来，全球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海外游的人数已经增长了80％。

慕尼黑机场已成为美国人前往阿尔卑斯山的枢纽（纽时插图）

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边界可以穿过意大利的Coglians山脉或德国的Hohe水域（纽时插图）

全球旅行的便捷和蔓延是“超级传播者”事件加速大流行的重要原因：正如伊施格尔的滑雪者将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一样，法国大教堂的聚集者也将这种疾病传播到了非洲、拉丁美洲和整个欧洲。

前往奥地利后，霍米勒先生和至少四个朋友的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在厨房里忙得精疲力尽维特女士，最终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加藤女士的家人也病了，在德国，她的丈夫住院了。

现在，来自几十个国家的至少1000人打算起诉奥地利政府。维也纳的一名律师于周三（9月30日）代表四位游客提交了第一宗测试性诉状，其中两人已死于新冠。诉状说，政府应早些关闭度假胜地，并告诉游客远离。

维特女士说：“政府是知道这些信息的，只不过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

“因为财富比健康更重要，”她说。

鼠疫与恐慌

安妮特·加藤（Annette Garten）在德国汉堡长大。其家人于1980年代后期首次带她访问这个沉寂的度假胜地伊施格尔时，她才16岁。那时这个地方主要迎合了狂热的滑雪者，大多数是德国人。当时这里满街都是牛粪。

她说：“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奥地利村庄。”

一位野心勃勃的当地居民挨家挨户集资建造缆车后，该村庄在1960年代开始成为度假胜地。但直到加藤女士当年造访时，它几乎还未出现在全球旅游的地图上。

这种情况在1990年代开始改变，当时加藤开始在山坡上看到了英国人以及戴着大绒帽的俄国人。新的酒店沿着狭窄的街道向上攀升。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和鲍勃·迪伦（Bob Dylan）等大明星成为当地音乐会的焦点。

伊施格尔的夜生活和它的滑雪同样出名（纽时插图）

安妮特·加滕全家都染上了这种病毒，她的丈夫还住院了（纽时插图）

重塑伊施格尔的全球化力量也在改变着世界。跨国公司发明了外包和国际供应链。全球贸易使国家间相互依存，同时也带来了风险。

1994年秋天，一场鼠疫袭击了印度港口城市苏拉特。于是惊恐和紧张爆发了，各国很快颁布了禁止印度旅行的禁令。游客取消了假期。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阿联酋禁止印度货轮靠岸，而俄罗斯则下令隔离所有运输。

鼠疫并不少见，每年都有小规模的爆发，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而苏拉特的爆发最终表现得却相对温和，只有50多人死亡。但是全球性的恐慌却摧毁了这座城市，并给印度经济造成了约30亿美元的损失。

对那次疫情的反应震惊了美国流行病学家大卫·海曼（David Heymann），他当时是WHO的一名高级官员，正在研究WHO对苏拉特疫情的应对情况。尽管印度官员已正确报告了疫情并迅速将其控制，但仍然受到了惩罚。他认为这次应对是“非理性的”。

“这些其实与疫情毫无关系，”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DCD）接受培训的海曼博士说。

当时，《国际卫生规则》就是为防止贸易中断而设计的。但它们仅适用于三种疾病——鼠疫、霍乱和黄热病。执法是不可能的，而且各国经常对其他疾病也武断实施旅行禁令。

苏拉特暴露了最明显的盲点。世界大流行警报系统依靠政治领导人来发出警报。如果要以经济崩溃为代价，那么没有哪个国家会报告疫情。

海曼博士说：“这确实使我们意识到必须更改规则。”

WHO很快对该规则进行了广泛的重新评估，但修订缓慢，直至2003年非典（SARS）疫情到来。对疾病大流行的恐慌，迫使WHO建议不要前往受灾国家，这是其55年历史中最严格的建议。

1994年的鼠疫爆发中的印度港口城市苏拉特（纽时插图）

2003年河内一家医院的SARS患者（纽时插图）

多数受影响的国家在亚洲，但在WHO同时建议不要去多伦多后，感到最委屈的却是加拿大。WHO的成员国在SARS流行期间聚集在一起，要求该机构完成规则的修订。

这次完成得很快。 2005年，外交官达成了一项折衷方案，旨在平衡公共卫生需求与“不必要地干涉”旅行和贸易带来的经济后果。尽管新规则并未明确禁止各国关闭边界或限制贸易，但它们明确指出，这样做（指限制贸易和关闭边界——译注）应该是不得已的选择。

但是这些规则从来都不是基于科学的证据。有合理的假设——例如，关闭边界可能会延缓药品和援助人员的到来。然而，没有人研究限制出行是否会减缓疾病的快速传播，部分原因是没有收集关于此类干预的数据的传统。

参与修订过程的乔治城大学专家戈斯汀教授说：“我们认为不需要测量它们，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但很明显，我们没有。”

新规则于2007年生效，尽管世界迅速就将其淘汰了。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学院研究生院的伊洛娜·基克布施（Ilona Kickbusch）教授说，他们把重点放在贸易上，却没有考虑“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旅游业”。

到2000年代，伊施格尔的夜生活为其赢得了“阿尔卑斯山伊维萨岛”的美名（伊维萨岛是西班牙一个著名的旅游海岛——译注）。当地建造了巨大的停车场，以供来自欧洲各地的源源不断的公共汽车使用。不过，更重要的是廉价航空旅行的影响。

如今，游客可以从附近的奥地利、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八个机场到达伊施格尔。其中之一的德国梅明根机场（Memmingen Airport），曾是一个军用机场，其快速转型始于爱尔兰的廉价航空公司瑞安航空（Ryanair）于2009年开始在那儿飞行。该机场现已为多家廉价航空公司提供服务，去年的旅客超过170万。

在过去10年中，通过慕尼黑和苏黎世的航班将远在美国和中国的游客也带到这里。如今，伊施格尔每年接待来自36个国家/地区的30万名游客。

伊施格尔滑雪场的天台舞池（纽时插图）

该滑雪小镇于199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当时类似小屋的新旅馆开始在狭窄的街道上蜿蜒兴建（纽时插图）

今年冬天，即使已有不祥的报道从意大利传出，伊施格尔的酒店照样爆满。

加藤女士说她从未有过担心。当她的老板警告她不要带回病毒时，她笑了。

加藤女士说：“我想我们是要进到山里去的，我们将在充满新鲜空气的野外度假，会有什么事呢？”疯狂的“出埃及记”加藤女士来伊施格尔除了滑雪，很少出门，但在她50岁生日的前一天，她破例了。当她与丈夫和一些朋友一起到达基茨洛赫（Kitzloch）酒吧时，屋内人群涌动，音乐震耳欲聋。醉酒的顾客甚至穿着滑雪装备跳舞。服务生吹着口哨让喧嚣的人们让开，以便在人群中穿梭服务，其中有两次口哨吹到加藤女士的脸上。

她回忆说：“我只记得整个过程非常潮湿。''

那天晚上是3月5日，冰岛已发出针对伊施格尔的旅游警告，因为此前已有10多名从伊施格尔回国的游客测试成阳性。两天后，基茨洛赫酒吧的一名德国调酒师成为伊施格尔确认的第一起新冠肺炎病例，但当地官员向来宾们保证，一切都很正常。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新冠病毒不太可能传播到酒吧里的客人，”一位省级医疗主管在第二天的一份声明中说。基茨洛赫经过消毒后，重新照常营业。

基茨洛赫酒吧内部。该酒吧全部服务员新冠检测都为阳性（纽时插图）

在当地一位雄心勃勃的居民为修建缆车而挨家挨户集资后，伊施格尔于1960年代成为滑雪胜地（纽时插图）

此后第二天，该酒吧的所有服务员都测试为阳性。 25岁的经理伯纳德·赞格尔（Bernhard Zangerl）咒骂自己“运气不好”，并对管理方的疏忽大意感到愤怒。

同样感染了病毒的赞格尔说：“这种病毒不是来自伊施格尔的，它是被别人带到这里的。”

不过，那时欧洲的无缝旅行系统正在崩溃。焦头烂额的意大利关闭了边界。在维也纳，奥地利领导人努力应对着一个被颠覆的世界。

奥地利卫生部长鲁道夫·安卓波尔（Rudolf Anschober）表示：“就在几周前，我们还在关注中国，并告诉自己‘这样的隔离措施只会发生在中国’，”他说。而当月，他的政府必须做出他曾经认为“不可想象”的决定。

基茨洛赫酒吧被关闭了，但其他酒吧则第二天保持营业，尽管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警告纷至沓来。

3月份奥地利和德国之间的边境检查（纽时插图）

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边境公路（纽时插图）

最后，省长古特·普拉特（Günther Platter）宣布，冬季将在全省提前结束，而不是冒险让已预订酒店的15万游客在即将到来的周六继续抵达。

普拉特说：“这意味着15亿欧元就此泡汤。”

普拉特先生说他的省没有指导方案，因为像WHO这样的国际组织和德国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也反应迟钝。普拉特先生当时说，他觉得自己“走得太远，太快”。

负责对奥地利政府提起诉讼的维也纳律师彼得·科尔巴（Peter Kolba）辩称，在最初几起病例与伊施格尔有关之后，该山谷应该在一周前就关闭。他说，之所以还继续开放，只是因为官员们对旅游经济感兴趣。

科尔巴说：“在冬季，每一天都是宝贵的，特别是在人们花很多钱的伊施格尔。”

普拉特先生决定关闭度假村后，当地官员迅速起草了疏散计划。外国游客将离开，而奥地利人和季节性工人则被隔离。但在该计划被公布之前，奥地利总理出人意料地在电视上突然宣布全国封城。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离开。

来自伦敦的维特女士看到店主匆忙将自己封闭在附近的圣安东村庄。她仍在滑雪的女儿注意到滑雪缆车操作员已经离开了岗位。

维特女士说：“仅仅过去一个小时，大街上已空无一人，太可怕了。”

山谷的主要道路被喇叭轰鸣的车辆堵塞。科尔巴先生说，警察根本无法从众多正在离开的游客那里收集联系追踪表，致使他们就这样回到自己的祖国，而国人们对这些高危人群完全无法辨识。

科尔巴说，至少有27名游客在伊施格尔、圣安东和邻近城镇感染该病毒后死亡。奥地利公共广播公司（ORF）的研究显示，有超过11,000名欧洲人在奥地利受到感染，其中许多人在伊施格尔和附近的度假胜地感染。

英斯布鲁克医科大学（Medical University of Innsbruck）的研究人员于4月份测试了1,500名伊施格尔居民，发现有42％的人已对该病毒产生抗体。

极不确定的未来

伊施格尔旅游委员会活泼、机敏的董事安德烈亚斯·斯戴布（Andreas Steibl）对该度假胜地的恢复毫不担心。

一些游客，例如霍米勒先生，则决心返回。“我们应该回去，”他说，“即使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最终生病了，但那仍然是很棒的一周。”

然而感染仍在上升，没有人能说出11月份滑雪季节再次来临时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至少到目前为止，回到一个畅通无阻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

随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争相生产疫苗，了解旅行在大流行中的作用以及哪种限制可能被证明是有效的，也至关重要，即便可能会花费更长的时间。本月，WHO开始了对国际卫生规则的再次审核。

帮助制定上一个修订版的海曼博士承认，目前的规则“不适合旅行和贸易目的。”

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有时候旅行和贸易可能需要受到限制。”

不过，像乔治城大学的戈斯汀教授这样的专家则担心，如果没有数据，世界会再次被矫枉过正，直到下一次大流行期间才会发现，修订后的限制措施会令人们难以获得药物，会延误救援行动，并且还会不必要地摧毁本已脆弱的经济。

他说：“如果我们要做出对世界有深远影响的选择，我们就需要了解它是否可行。”“否则我们只是在盲飞。”

滑雪场顶部的封闭式酒吧（纽时插图）

本文辜晓进编译

作者简介：

Selam Gebrekidan：《纽约时报》驻伦敦的调查记者，曾是路透社的数据和财经记者。

Katrin Bennhold：《纽约时报》柏林分社社长，此前曾在伦敦和巴黎负责报道。

Matt Apuzzo：驻布鲁塞尔记者，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

David D. Kirkpatrick：驻伦敦的国际记者，今年因报道俄罗斯暗中干涉其他政府而与其他记者同获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

编辑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