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石林
近代新文化或者说新文学、新文艺,基本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统,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因此从根本上断裂,对古代文学名著的解读用新文化的价值尺度和新文学的裁剪方式,“文以载道”的传统价值被怀疑与抛弃;传奇小说的教化功能被鄙视,比如对《红楼梦》就特别突出了所谓的“宝黛爱情”,以其悲剧结局,尽情渲染,衍生出一代又一代《红楼梦》新文学或新文艺次生品。
其实,古代男女彼此两情相悦,产生爱意,是事实,但却不像现代人如此轻易地说出爱情两个字。用所谓“宝黛爱情”解读《红楼梦》,一定会产生断章取义和误导误读。以“宝黛爱情”导读《红楼梦》,犹如江湖导游,以狎亵不经话术将大观园歪曲,是非常误人的。所以,我主张现代人读《红楼梦》,一定要排除这种干扰。
新文艺过度夸张宝黛爱情悲剧,以至于覆盖懒于思考的读者人心,顺着这个误导,完全背离了人情世故,继而罔顾通情达理。而看原著,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的事,处处都在整个大家庭的人情世故当中,人情世故所在,就不得不顾忌各种厉害关系。
贾母看黛玉神气不好,便出来告诉凤姐等道:“我看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难好。你们也该替他预备预备,冲一冲。或者好了,岂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么样,也不至临时忙乱。咱们家里这两天正有事呢。”……“我方才看他却还不至糊涂,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
贾母这些话,在现代人看来非常残忍,绝对不可接受。而在古代,或者说现代担当家务大事的人,却不这样认为,甚至传统型的人,反而因此得了启发。
宝玉婚姻的偷梁换柱这种荒唐的事,作者(续写者)并非像现代读者那样,焦点定位在爱情悲剧这种虚浮主题上,而是通过这种乱了分寸的安排,展现贾薛等大家族的衰颓窘境,从原著中,丝毫看不出公府大户人家最注重的体面,完全是苟且与凑合的难堪与窘迫——贾琏过来见了薛姨妈,便说:“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过来回姨太太,就是明日过礼罢。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饬就是了。”贾琏赶着回去回明贾政。贾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说,既不叫亲友们知道,诸事宁可简便些。若是东西上,请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诉我。”王夫人叫了凤姐命人将过礼的物件都送与贾母过目,贾母看了都说“好”,轻轻地与凤姐说道:“你去告诉姨太太,说:不是虚礼,求姨太太等蟠儿出来慢慢地叫人给他妹妹做来就是了。那好日子的被褥还是咱们这里代办了罢。”凤姐答应了,出来叫贾琏先过去,又叫周瑞旺儿等,吩咐他们:“不必走大门,只从园里从前开的便门内送去,我也就过去。这门离潇湘馆还远,倘别处的人见了,嘱咐他们不用在潇湘馆里提起。”那过礼的回来都不提名道姓,因此上下人等虽都知道,只因凤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风声。
这种难堪与窘迫,其实从前的读者看着会很揪心,但现在的读者会对黛玉平死的描写更揪心——
贾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黛玉睁开眼,只有紫鹃一人,自料万无生理。气得两眼直瞪,又咳嗽起来,又吐了一口血。随即焚烧诗帕,绝望已极。
大致说来,看黛玉之死而不动恻隐之心者,其人不仁;看宝黛未能成婚而恼怒愤恨者,其人似不智。执拗于宝黛爱情悲剧而罔顾书中大旨者,其人偏枯。
(作者系文史学者,一级作家,深圳市杂文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