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皆攻》以小见大

老友永生兄叮嘱我为他的新书《四大皆攻——用常识解读古典名著》（廖永生著，海天出版社，2022年11月第1版）写一个书评。我曾经在“当当网”的购书链接上写过一段评论，虽然得到了永生兄的认可，但总还是有敷衍塞责之嫌，于心不安。我现在来郑重其事地清偿文债。

我认真地通读了《四大皆攻》一书，发现可以用“以小见大”来做概括。

《四大皆攻》的“以小见大”体现在三个方面：小探方，大蕴藏；小细节，大气象；小人物，大慈祥。

所谓“小探方，大蕴藏”，是我对永生兄以“四大皆攻”为名，闲话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一个看法。虽说是“闲话”，其实话题的选择还是非常用心的。永生兄的独到之处在于选择那些原著作者表面漫不经心、实际匠心独运的叙事来解读，努力探寻其中的“微言大义”之“义”，“文以载道”之“道”。就像是训练有素的考古工作者在一个个不起眼的地方开出小探方，令人惊奇地挖出丰富的宝物。

《<水浒传>中的“局”》就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以小见大”的小文章。它总共不超过八百字，列举了《水浒传》里的七个“局”：高太尉设计陷害林冲；晁盖团队黄泥冈劫生辰纲；王婆西门庆合谋计诱潘金莲；蒋门神为复仇勾结张都监陷害武松；毛太公父子为谋虎陷害解家兄弟；梁山团队为逼朱仝上梁山而拐杀小衙内；宋江吴用诱骗逼迫卢俊义上梁山。文中还有一段话：“整个《水浒传》就是张天师纵容洪太尉私放一百零八个魔君而设的一个局。整个宋朝也肇始于‘陈桥驿皇袍加身’和‘杯酒释兵权’之类的局。二十四史里面更是‘局’出不穷。”

柴大官人家的丹书铁券在整个《水浒传》的故事体系里分量很轻，引出“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之后就功成身退了。在《丹书铁券的传说和象征》里，作者揭示了丹书铁券是赵柴两个家族之间的一个契约的性质，还有赵家没有违约，柴进违约的事实。这是一个层次。在更深的层次还有两点：其一“丹书铁券是一个畸形的契约，倒不是因为其中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而是因为这个契约交易的是第三方的利益。”其二，“丹书铁券最直接的象征就是‘权谋’和‘特权’。赵家之授是一种权谋之举，柴家之受和用是获得一种特权。”看到“丹书铁券是一个交易第三方利益的畸形契约”这一层的见地是深刻、独到的。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行贿受贿，实际上也是同类性质的契约。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和现实里，此类交易第三方利益的畸形契约大量存在，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根据经济学、法学的基本原理，交易双方达成协议，必须对各自拿出来交易的客体具有完全的产权，不能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来交易，否则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细究起来，人类历史上的各种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乃至于政治制度的改善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历史进步，往往就是在循序渐进地消灭这些畸形契约。交易双方既然享受了收益，就必须承担必要的成本，这是公正之所在。

我年轻时读《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只对其中洪太尉自作聪明放纵一百零八个妖魔有感觉。永生兄在《洪太尉私放妖魔的玄机》里说：“所谓的‘妖魔’实际上是统治者自己培养和放纵的。‘洪太尉误走妖魔’实际上用曲折委婉的春秋笔法点了‘逼上梁山’这个主题。”这是一个“以小见大”之处。文中还有一段话：“洪太尉身为负有重大使命的领导干部，在对待使命的态度方面，相较于汉代的张骞、苏武、班超等同样负有重大使命且行政级别更低的人，反而更加懈怠，毫无使命感可言……莫非施耐庵在暗示：从汉代到宋代政府领导干部的素质发生了严重退化。进而言之，甚至是在暗示中华文明发生了严重退化。”这让我联想到陈寅恪先生说的一句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虽然洪太尉是虚构的小说人物，张骞、苏武、班超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单就士大夫阶层的进取、开拓精神来比，宋朝对汉朝是望尘莫及的。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话也是见仁见智的。

在《有余须知足 缩手免无路》里，永生兄承认自己没有通读过《红楼梦》。为了使《四大皆攻》能在外观上保持圆满，用《好了歌》及其解注和“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副对联来概括《红楼梦》的中心思想，永生兄既有用心良苦的一面，也有无奈取巧的一面。不过我觉得用《好了歌》及其解注和“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副对联来避实就虚，基本上还是可以过关的。我可以想象其中的苦心孤诣和惨淡经营，这也符合“微言大义”“文以载道”的古训。

在《击鼓骂曹情理论》里，永生兄结合《三国演义》《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和《世说新语》里的相关描述和记载，对经典京戏传统剧目《击鼓骂曹》的故事进行了一番梳理，得出“三国时代是一个不好的时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末世，所谓的‘群英荟萃’汇聚的大多数都是热衷于零和博弈，甚至于负和博弈的蠢才，建设性的人才凤毛麟角”的感叹。永生兄还给曹操提了一个建议：“给祢衡一个机会教育他、磨砺他，实在不行再来惩罚他，不是更好吗？”

受《击鼓骂曹》故事的启发，我联想到《资治通鉴》卷第十九·汉纪十一所记载的一则汉武帝与博士狄山的故事：“是时，博士狄山议以为和亲便，上以问张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于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

从这则故事来看，曹操与汉武帝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难怪唐太宗“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馀，万乘之才不足。’”（《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

所谓“小细节，大气象”，是讲《四大皆攻》致力于从四大名著的宏大叙事里，撷取隽永的小细节探寻人物的丰富性格和内心世界，或者故事所蕴含的宏大历史背景，印证圣贤的经典教诲。

永生兄通过大量的细节，印证了智真长老对鲁智深“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对宋江“泥沙堆里频哮吼”的点评，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鲁智深的喜爱、亲近和敬佩，对宋江的厌恶、嫌弃和痛恨。永生兄用“慈悲心”和“拯救力”来概括鲁智深的高贵品质，用“杀人灭家”来概括宋江内心阴暗、凶残狠毒、轻贱下流的品质。我认为这种概括是有理有据、准确的。

《<水浒传>中三场典型官司的六个看点》和《三个牢城故事隐藏的大蹊跷》，也是通过大量的细节揭露了《水浒传》所反映的北宋末年那个时代监狱管理制度、司法制度乃至于政治制度的黑暗、腐朽。结合清朝康熙年间方苞《狱中杂记》和当代学者吴思《潜规则》里的相关记述，可以了解到这种黑暗、腐朽是真实存在的。《三个牢城故事隐藏的大蹊跷》有一段论述令我印象深刻：“中国历史上那种长期存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系统性的恶——从金字塔的最顶端到最底层系统运行的、起点方向目标都很清晰的那种恶，它的生命力是那么的强大；以及那种‘免于显而易见的恶行的伤害’的权力如此的微弱，以至于像林冲、武松这样的强者都无法主张。”我认为，永生兄的思考和探寻已经深入到人性的本质的深度了。

《小是非酿大祸论》非常详尽地解析了《水浒传》第五十一回中“插翅虎枷打白秀英”里几乎所有的细节，对所有相关当事人的性格及其缺陷也作了分析，印证了“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道德经》五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些圣贤的教诲。永生兄写道：“我发现一个奥秘，就是平时讲话多用陈述句和陈述的语气，尽量少用反问、质疑的语句和语气，杜绝讥讽、嘲笑、抱怨、责备的语句和语气，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争执，提高沟通效率，降低沟通成本。”我深以为然。

所谓“小人物，大慈祥”，是讲《四大皆攻》不但关注主要人物、英雄人物的性格、命运，也关注同情小人物。在《觅常求明 拙攻四大（代前言）》里写道：“人到中年之后读《水浒传》，可能会逐渐关注人物的命运，关注故事、人物及其命运所关联的种种悲欢离合，开始体会、感悟到其中所蕴含的种种苦难，更加关注、同情那些被伤害、被谴责、被贬损的小人物，比如王伦、阎婆惜、潘金莲、黄文炳等，他们自有可悯、可恕之处，他们的苦难之果自有大人物的恶行之因。”

关于黄文炳，《黄文炳之善恶组合论》有一段论述：“黄文炳揭露宋江题反诗并希望追究其罪行应是符合其身份的正当行为，是善举；他希望以此为进阶获得更高的官位，有恶的成分；宋江题反社会、反合法政府的反诗，是恶行；宋江组织梁山泊团队用极其残忍的方式虐杀黄文炳并灭其家，是恶行；《水浒传》倡导的旗号招牌是‘忠义’，其中的‘忠义’是忠于合法政府赵宋王朝；《水浒传》贬斥黄文炳的善举，褒扬宋江及其团队的恶行，在此，《水浒传》善恶评价标准是混乱的。”我认为，永生兄这一段论述是比较公允的。

关于潘金莲，《王婆之偷情导师悲喜剧》有一段论述：“潘金莲是一位个性强、性欲强的‘双强’女子。她是不幸生不逢时，令人可叹的是，她不是一个心善的人。”《女儿心事漠 香消玉殒悲》把潘金莲和武大两人的悲剧源头追溯到那个大户人家。这里面有对潘金莲深深的体谅和无限的同情。

关于王伦，《王伦之匹夫怀璧与德不配位》有一段论述：“虽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德不配位，必有祸殃’用在王伦身上是合适的，但是我总觉得王伦罪不至死，祸殃也不应重至遭杀戮割首。林冲下手忒重忒恨了些！如果将林冲换作鲁智深，断不会如此血腥。依鲁提辖之仁慈、洒脱，要么自己转身下山，扬长而去，要么将这厮赶出山寨，令之落荒而逃，顶多加上一个‘痛打一顿’的情节。”

关于阎婆惜，《女儿心事漠 香消玉殒悲》中写道：“在这个故事里，宋江犯下了三个错误：第一，娶了阎婆惜却又不跟人家好好沟通，不向她讲清楚两人在一起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对年轻人的生理、心理方面的期望置之不理。第二，‘不合带后司贴书张文远来阎婆惜家吃酒’。第三，未能及时、妥善地处置好晁盖写来的感谢信，这还是宋江心机太深惹的祸。”这里面也有对阎婆惜深深的同情和惋惜。

永生兄在《觅常求明 拙攻四大（代前言）》里写道：“本书采用一种‘温柔敦厚’的态度和叙述方式，努力做到不偏执、不戏谑、不刻薄，宁拙勿巧，无才、无技可炫，从正面来阐述对四大名著的理解和感悟。”“我们应该学会识别什么是空幻、虚妄的泡影，什么是值得珍惜的珍宝。我们应该诚实、向善、质朴、慎初。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所崇尚的‘知常曰明’。”这应该《四大皆攻》的副标题定为《用常识解读古典名著》的良苦用心吧。

编辑 刁瑜文 审读 张蕾 二审 张樯 三审 詹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