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诵读(父亲节)|父亲的脊梁就是那道山岗(作者:陈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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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赵玉（深圳商报·读创客户端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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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脊梁就是那道山岗

作者：陈友涛

三年过去了，父亲静卧的那道山岗已经荆棘密布了。思念的匣子一打开，我的泪腺就崩溃了。

“老爹走了！”大哥从千里之外打来电话，语音停顿片刻。

“他去哪儿了？”我平淡无奇地问到。

从大哥哽咽的声音中，我明白父亲已经走出了时间的关塞，远游到理想天国。瞬间，我感觉到皮肤上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体内循环流淌的血液也降速了。父亲的磁场消失了，我与他同一频率的磁场也失去了引力。

我相信声音是带着温度传播的。在二十四小时内，我和父亲通过一次电话。那熟悉且中气十足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萦绕，我开始怀疑耳朵已经不是附属在身体上的一个灵敏器官了。父亲确实在所有家人的意料之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孤独地长眠了。我用一盏心灯点亮返乡的路。几经周折连夜赶到家。那一夜，我和父亲属于两个世界的人。我跪在厚实的棺木下，向父亲忏悔，倾诉衷肠。我相信父亲活着，他是我灵魂上的父亲。

父亲虽然脾性不好，但是一个细心的人。我们试图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到一张写满对儿子不孝埋怨、对子孙关怀、对美好世界留念的碎片。确定，父亲是在一个孤寂、没有疼痛的秋夜，静静地与嘈杂的世界告别。在他看来，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履行了父亲的职责，的确不需要给任何一个人交代。早几年，母亲走了，父亲就像丢了魂一样，毕竟相伴一生的人中途离场了，他一个人不习惯了。2020年父亲从湖北来深圳过冬，城市里拥挤的房子和无法适应的南腔北调，让他焦躁，抑郁，在他的多次哀求下，回到我们的小村落。父亲平生爱喝酒且有酒瘾，纵使痛风发作，支气管哮喘，也要微醺解愁。鼠年，也是父亲的本命年。他没有躲过“七十三，八十四”的命里学说，意外地摔跤，加上酒精的刺激，药物的化学反应（正在服药期），进入了天堂。

恍惚中，我眼前若隐若现父亲的身影。我该用什么样的形象塑造父亲呢？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正如《平凡的世界》里的孙玉厚，老实敦厚、勤勤恳恳。父亲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保护耕地上，父亲堪称模范，时至今日，我们家保留着全村最为完整的水田和旱地。父亲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战士，又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奋力抗争，不屈不挠。父亲是活在现实中的人，恰似朱自清《背影》里的原型。背二哥四处求医时的身影，送大哥去参军时的背影，影子无言，那一幕幕场景，诉说着父亲爱子心切。

我与父亲隔空对话了一整夜，毫无倦意。清晨，一阵风吹过，让我打了一个寒颤。风是父亲对我的忠告，曾经说过的话在耳畔荡漾开来。父亲只有“高小学历”，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时常引一些经典语录来教育我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我记事起，父亲经常念叨的口头禅。父母从1969年开始，十年间生育了我们五兄弟，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我们家没有一个被列为扫除文盲的对象。家里孩子多，负担自然重，母亲操持家务，父亲驾驶那台手扶拖拉机到处揽活干。说起那台手扶拖拉机，那是父亲的骄傲，也是农耕时代我们村里仅有的一台犁田、打场、运输的机械设备。它是我们家挣钱的工具，它是父亲的“战斗机”。父亲驾驶时常常戴着墨镜，不是耍酷，只是为了挡风，据说他也是村里第一个戴墨镜的人，时尚领先了。因为手扶拖拉机的外型丑陋，结构简单，我的同学常常取笑它，像一个“蚂蚱”。它烧柴油，简称“蚂蚱油子”。不管它叫什么，像什么，它是父亲忠实的搭档，我们家里的“印钞机”。

我上高中那年，父亲为我的学费而苦恼，毅然决然地卖掉他的宝贝，那台曾经让他风光无限的手扶拖拉机。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父亲只能贱卖这台拖拉机。在移交机器的时候，父亲用摇棒打着火，旁若无人地在晒谷场转了几圈。我明白，既在给邻村买家演示机器状况，又是和他的老伙计做最后依依不舍地告别。我站在父亲的身后，看他蘸着唾液清点了十二张百元大钞，手颤抖了，眼眶湿润了。父亲回到家，没有一句言语，整整睡了两天。开学时，父亲骑着那辆八十年代风行的“永久牌”自行车，送我去学校报名缴费。往后的日子，我在学习上非常努力，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我竟然拿到了学校二等奖学金。当我把三百元的奖学金交到父亲手上时，他的眼眶又红了。我清晰地记得父亲说过的那句话，“等你将来读书有出息了，我一定要赎回我那台拖拉机，哪怕就当一个摆设”。如今，我早具备那个回购条件，可惜，我没有在父亲的有生之年帮他兑现承诺，这也是我抱憾终身的事。

我只能从父亲的遗物上还原父亲了。父亲16岁时参军，代表军人荣誉的退伍证上的名字虽有差错，甚至有些地方涂改了，那是特定年代的产物。他在贫瘠荒凉的甘肃天水服役，多次被嘉奖和评优，后复员到原地。按照父亲参军的条件和在部队里的表现，完全有机会提干，不至于复员返乡。在我很小的时候，听到两个版本的说法：一是父亲当时参加国防建设，因公受伤，虽没有落下残疾，但以后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父亲以不给国家添麻烦的高姿态，主动申请退伍。这一点从部队医院出示的住院证明上，似乎可以印证。二是祖父书信给父亲单位，要求其还乡。祖父是村干部，还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党员，让父亲回农村建功立业，无可厚非。父亲回乡后参加了我们县第一批拖拉机手培训，这也有可能说明缘由。祖父走了，父亲也走了，他们既然没有澄清与解释，那就让往事变成故事随风而去！

父亲有一个百宝箱，一个红木大箱子，那是母亲当年陪嫁过来的家当，平时一直锁着。出于父亲的威严，我们五兄弟从来没有窥探过里面的家什。这次主人用一种静默的方式放弃了保管权，相当于自动解密。我们用好奇之心打开了箱子，最后又用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愧疚之心合上了箱子。木箱里，整齐叠放着一套军绿色的棉衣裤，我们也从未见父亲穿过，也许为纪念而留存。还有几本密密麻麻记载着家里大小开支的记事本、土地使用证、父亲参军时的领章、帽徽，当然也有储蓄卡和银行存折。那个来自上海地址的小木盒特别显眼，隐约听父亲讲过，二哥当时患了小儿麻痹症，一种特效药，地方买不到，后来写信给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工作的小舅，特采的药品用木盒包装寄回来的。四十多年过去了，木盒完好无损，可见父亲内心的感激之情。二哥默不作声地把木盒带回去继续收藏，感恩也可以传承。大哥出于军人情怀，继续保管父亲的军用标识物。我把父亲签名痕迹的几本书留存了。尤其那本《高山下的花环》，我在初中阶段已经读过，高中再次重读，这是我的文学启蒙读本。

父亲安息了，一切安顿好了，我们也要各自回归自己的生活。父亲一辈子扎根在农村，却始终规劝我们要走出去，看看大城市的精彩。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这一次离别家乡，我感叹也许是“君问归期未有期”了。我久久地凝望那道山岗，父亲的脊梁就是那道山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