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郑永年 杨丽君 著 中信出版集团·商业家 2022年9月版
“中国为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内部这些年也在讨论“何为中国”的问题,但这只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中国的内部认同问题和“中国”形成过程中那些恒定的因素与变化的因素。而国际层面的讨论似乎更具哲学和理论意义,即要为中国定性——中国代表的是一整套什么样的价值系统。
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人们不难理解近年来我们一直所从事的“读懂中国”事业的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往何处去有很多不确定性。一些西方国家更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逻辑强加在中国身上。所以,我们要逆转这个局面,帮助国际社会读懂中国,不要让西方把对中国的理解强加到我们身上。和西方不同,我们有中华文明自身的逻辑。
就我们自身而言,如果“读懂中国”主要是帮助世界读懂中国,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自己读懂中国。不难发现,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我们中国本身的理解还是有欠缺的地方。近代以来的主流是西方文化,一开始我们用了大量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做中国研究。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失去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文化。西方叙事反映的是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而这些都是建立在西方的实践经验之上的。简单地用西方叙事的概念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很难把中国故事讲好。
这里便涉及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在读懂中国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释中国。如果说现在读懂中国的效果还不够好的话,那么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把中国解释好。在笔者看来,读懂中国的核心目标其实是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最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便是“知行合一”理论,就是所有理论都有坚实的经验基础,是可以验证的。中国如果要强大起来,那么随着经济的强大,也必须建立起一套能够解释自身行为的知识体系,而这套知识体系是帮助外在世界读懂中国的终极工具。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社会科学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从社会科学的建构来说,有两点是相当清楚的。第一,基于“价值中立”之上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所有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对“社会事物”的分析。近代以来流行各种“主义”,但它们一开始都是基于实证之上的研究,而非“主义”。一旦成为“主义”,那么就成了意识形态。第二,“社会事物”是变化的,对“社会事物”的解释也需要变化,解释、再解释构成了社会科学创新和发展的巨大动力。
不管怎样,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必须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之上。中国的崛起必须伴有自己的一套能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没有这样一套知识体系,不仅自己不能读懂中国,更难帮助外在世界读懂中国。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读懂中国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基于“解释中国”是读懂中国的基础这一信念,这些年来,笔者试图在解释中国方面做一些努力,涉足政党、政治体和政治经济系统等各个方面。这本《中国叙事》就是对这些研究基础的“非学术”表述,意在让读者意识到,只要我们有意识,解释中国不仅必须,也是可能的。希望《中国叙事》这本小书能够为读懂中国这项事业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编辑 王子烨 审读 韩绍俊 二审 张雪松 三审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