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宋代科举制度是当时选拔人才最主要的途径，对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月23日，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邀请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钟振振，围绕“宋代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与文化精英治国”主题，以生动精彩的讲述将观众带回到那个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

科举制在宋代定型后沿用千年

“古代没有‘国家公务员’，治理国家的是各级官员，所以更专业、更精确的说法是‘进士科举考试’。”演讲一开场，钟振振就自嘲“标题党”，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宋代的科举制度考试和今天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联系对比，让观众迅速地进入了演讲主题的情境中。

钟振振从先秦讲起，介绍了宋代以前官员的选拔经历了什么样的阶段。

秦代以前，官员是世卿世禄，如果你是贵族出身，则世世代代做官。秦朝崇尚武力，选拔官员主要是采用军功爵制，看战功，谁打的胜仗多，杀的人头多，就有资格做官。

到了汉代，官员选拔主要采取的是察举制，就是朝廷下达诏令，各地方向中央朝廷推荐各种名目的人才出来当官，比如有“贤良方正”，即贤人、好人，为人正派，做事情有原则性的；比如“孝廉”，也就是孝顺父母，给公家办事很廉洁；比如“力田”，努力种田，努力组织农业生产有成绩的等等。“但是这个推荐是人治，不是法治。尽管也有标准，但标准很抽象，它就有问题。”钟振振说道。

汉以后是魏晋、南北朝，选拔官员采用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各州郡都推选、设置负责品评人才的大、小中正，按照中央下发的人才调查表，将当地人才分为三六九等，加以品评，呈报中央，以备任用、升迁。这个品评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家世，二是行状，三是定品。钟振振说，这个顶层设计本意是好的，但由于品评的大权往往掌握在当地的豪门大族手里，后来逐渐就蜕变成了“唯家世论”，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个制度实际上还是汉代察举制的延续和发展，本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直到隋朝开始局部试行进士考试，人才选拔有所转变。唐代继续发展但也不够彻底，当时的读书人要想做官，还得通过吏部选拔程序，不仅要看书面表达的文学才华，还会看样貌、口才、书法等多方面。尽管隋唐两代已经有了进士考试，但是考试的优胜者只是国家管理人才的备选与补充，还不是主要来源。

真正经过严格的文化考试来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做官，能不能管理国家，并把进士出身的文官作为国家管理人员的最主要的来源，是在宋代开始定型的科举制，一直沿用到清末，将近千年。

宋代高度重视文化和教育

“科举制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变革和创举。”在钟振振看来，科举制打破了贵族官僚阶级对政治、文化、教育的垄断，血统、门第之类不相干的客观、外在条件不再那么重要，出身不那么高贵的人、贫寒家庭的子弟和普通的农家子弟，只要认真念书，也完全有机会通过自己主观的勤奋努力，在进士科举考试中胜出，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政府官员。

他称，这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管道，使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可以对流，鱼龙变化，优胜劣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阶层的固化。这就大大扩大了国家管理人才的挑选范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进步的官员选拔机制，对于文化、教育在比较大范围内的普及，是有明显的刺激作用的。

钟振振介绍，宋代的进士一开始都会分配到基层做起，一是县主簿，管一县的文书簿记，相当于今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兼县财政局的局长；或者去当县尉，管一县的社会治安，相当于今天县公安局的局长。任期通常是三年，到期或者换岗，或者升迁。“宋代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就是地方官员在升迁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做过府学教授。”这个“教授”不仅仅是一个教师，他同时是这个州府主管教育的官员。这充分体现出宋代统治者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知，可以说，宋代是一个高度重视文化、高度重视教育的朝代。

由于宋代一旦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所以宋代的进士考试是非常严格的。“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比我们今天高考还严格。”钟振振说，今天高考阅卷，老师看不到考生姓名、来自哪个地区，而在宋代还多加了一道程序——誊录，也就是说宋代阅卷官员看到的考卷都不是考生的亲笔。还有，进士考试开始后，阅卷官员都要关起来，这叫“锁院”。“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微信、没有手机，一道大铁门就让你跟外界完全隔绝，通不了消息。你在阅卷的时候，看不到考生任何信息，连笔迹都看不到，那么无论你想抬谁压谁都做不到。”可以说，宋代的进士考试还是力求做到公平公正的。

宋代不少文化精英治理有方

“过去我们有个偏见，总觉得封建时代进士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多半是些书呆子，未必有治国、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错了！至少在宋代，进士考试选出来的官员真的有许多非常聪明的、非常优秀的。”钟振振从进士考试的科目，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

当时的考试科目是两个。一个是考策论，“策”就是针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发表意见和建议；如果说“策”比较务实的话，那么“论”侧重于务虚，在“策”的基础上提升到理论高度，更宏观。“论”有时还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表见解。这个科目可以检测出考生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见识，大家都没意见，而争议出在第二个科目——诗赋。“诗、赋”都是文学创作。你有文学才华，诗赋写得好，就一定有治国的才能吗？“这个我原来也不理解，后来总算想明白了。做官是不是要奉公守法？是不是要守规矩？律诗、律赋的规矩是很严的，要讲究平仄，要押韵，要对仗。这和做官要守法、守规矩是一致的。”钟振振说，“光守规矩也不行，还得在守规矩的前提下写出创意。这是在测智商啊，考你的综合素质啊。” 一个人今后有没有能力担当重任，他的综合素质，通过诗赋考试大体上是可以测验出来的。所以，诗赋这个考试科目的设立，其实是很有远见的。

钟振振也举了不少生动的实例来说明。比如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就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行政管理人才。当年，他在做“杭州市长”的时候，刚好碰上浙江地区的大灾荒。他主持救灾工作的方法让人瞠目结舌——他动员杭州各大寺庙翻新改造，自己也翻新政府办公用房和官员宿舍、粮仓等。此外，他还积极举办群众性的大型体育、游艺活动，如龙舟会。他这些“另类”的举动，当时没人理解，遭到弹劾，他上书申辩，大兴土木，农民们就能挣钱维持生计，举办龙舟会，城里人去看热闹，就会拉动消费。政府再开仓救济一下，日子虽然紧巴巴，但是有口饭吃，有条活路。最重要的是把灾民留在了本地，夏粮绝收，秋粮还有人种，避免恶性循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范仲淹的救灾方法的确是最有效的，这一年，浙江地区只有杭州是“灾”而不“荒”。从此，朝廷就把范仲淹的经验作为中央政府的指令颁发各地，凡遇灾荒就照此办理。

钟振振表示，北宋最终亡于女真人的金，南宋亡于蒙古人的元，说明了宋代在军事管理方面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但是宋代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大量的文化精英来治理国家，也使两宋在国内治理的问题上呈现了一个比较和平的局面。

编辑：陈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