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有一个叫做王圆禄的道士，承包了莫高窟大修工程中的三层楼，在清理第16窟的流沙时，发现墙壁有裂缝，他和手下人使劲扒了扒，一个洞窟露了出来，里面满是经书、法器等物。这就是后来举世瞩目的敦煌“藏经洞”。里面藏有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

此时，八国联军正在侵华，前一天，慈禧太后刚颁布了向西方列强宣战的上谕。

中国往西，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正在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之路上，正要迈进中国新疆境内。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不久后将长久地与“敦煌”联系在一起。他更不会知道，半个多世纪之后，有一位中国学子从中国远赴英国，将他的日记手稿等一一复制带回中国，将毕生之力用于研究“斯坦因档案”。

2023年6月29日，在兰州大学的课堂上，兰州大学“萃英学者”、敦煌学教授王冀青，在深圳报业集团的“一带一路”新闻业务专题培训中，讲到百年前这历史性的一刻时说：“在这样一个动乱时代和偏远地区，藏经洞的发现，注定了这些文物的命运就是四处流散。”

王冀青，就是上文提到的学子，他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研究斯坦因档案的学者。他从海外带回中国的斯坦因档案多达10万页。

我在采访时问王冀青，“这么多档案意味着什么？”

他说：“如果有一天中国要向世界各国追回散失的敦煌文物，这些档案是最原始的证据，它们证明着，以斯坦因为代表的一批近代西方考古学家从中国西北运到海外的珍贵文物为非法掠夺。”

斯坦因与敦煌

1907年5月，斯坦因站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门口，被深深震撼了。多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沙漠契丹废墟记》，里面记载了他当时的感受：“在王道士昏暗而微小的烛光里，它高达足有十英尺，整个手稿近五百立方英尺！”

斯坦因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自幼精通德语，还懂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梵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他主要研究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斯坦因本来在印度到中国新疆沿线进行考古和发掘，在得知藏经洞的消息之后，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迅速转道敦煌。

那年5月21日，斯坦因一行在莫高窟下安营扎寨。此后，斯坦因在莫高窟进行了为期23天的考古活动，主要与王圆禄打交道，获取大批藏经洞出土文物。直到6月12日，斯坦因一行离开莫高窟。

前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勋爵（ Lord Curzon ，1859-1925年）于1909年3月8日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莱奥纳多·达尔文写的一封信中说：“在考古学发现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事件能够比斯坦因博士在敦煌石窟里与王道士之间的长时间讨价还价更富有戏剧性、更富有成果。据我所知，这次讨价还价的收益现在存放在伦敦，将会提供另一批证据，展现东方和西方之间那些神奇的汇合点，中亚充满了东、西方的汇合点。”

▲奥雷尔·斯坦因

▲斯坦因于1907年拍摄的藏经洞前的经卷。

1995年，王冀青在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查阅斯坦因考古档案，发现了“斯坦因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斯坦因1907年3月30日至8月2日在甘肃敦煌县等地考察时的旅行与考古笔记里面，详细记录了斯坦因和蒋孝琬与莫高窟道士王圆禄打交道并最后劫走藏经洞出土文物的过程。

到达莫高窟的第二天，斯坦因先考察了几个主要洞窟，并对一些壁画拍照，“以此来掩饰此行的主要目的”。当他路过最北端的藏经洞入口时，看到洞口已被砖头封闭了。这让斯坦因感觉有些不安。

王冀青在他的日记中发现，斯坦因是靠着《西游记》骗取了王圆禄的信任，“在调查石窟的过程中，斯坦因于5月22日下午在蒋孝琬的陪同下，首次拜会王圆禄，并请求王圆禄带领他参观千佛洞第1号窟（莫高窟第16窟）。在参观该窟的过程中，斯坦因经过了藏经洞，但只是偷偷瞥了一眼室门。斯坦因根据蒋孝琬的观察，判定王圆禄没有太多文化，于是决定以给王圆禄讲述唐僧取经故事的手段，拉近两人的关系。王圆禄对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略知一二，听了斯坦因关于唐僧的叙述后，将斯坦因带到窟前凉亭里，参观他刚请敦煌县一画师为他绘制的唐僧取经故事壁画。”

斯坦因发觉王道士是一个虔诚、愚昧、迷信而又相当顽固的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知之甚少，就极力描绘自己是如何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又是如何去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等等。

很快，王圆禄便解除戒心，给了斯坦因一批经卷。斯坦因在日记里写道：“拿出来的最初几包写本都是汉文佛经，它们都被整整齐齐地卷着，然后裹以棉布经帙。很快，我便在一个卷子的外侧发现了中亚婆罗谜字的经文或题记。藏文写本也写在连接起来的一张张纸上，但每页和每页之间有分隔物，它们也被包捆成卷子形，但最初是否打算这样做还很难说。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什么经帙包裹皮的，只是用结实的绳子将它们绑成捆子。所有的东西都令人吃惊地保存完好。没有任何受潮的痕迹。”

▲王圆禄在三层楼（莫高窟第17窟）《西游记》壁画前。 斯坦因/摄

接下来的时间，斯坦因用了37个夜晚，说服王道士帮他搬空了藏经洞。据王冀青的统计，1907年5月28日斯坦因以3个银元宝（150两）的价格从王圆禄手中买下他挑选出来的至少57捆各类文物，外加至少50捆典籍。6月6日，斯坦因又以50两银子的价格，从王圆禄手中买下至少33捆文物。6月7—11日，斯坦因在莫高窟为这两批文物打包装箱，一共装了12只箱子。

当时，敦煌县城出现农民暴动和白喉疫病。6月12日，斯坦因带着未能购买更多藏经洞文物的遗憾，离开莫高窟和敦煌县城，去到安西。

几个月后，身在安西的斯坦因再起贪心，想利用动荡的局势，设法与王圆禄取得联系，以求购更多的藏经洞文物。他派遣蒋孝琬出马前往莫高窟，用了600两银子买到了230捆文物。王冀青发现，这是斯坦因唯一一次提到230捆中包含了近3000件典籍卷子。无论是捆子数，还是卷子数，都要比斯坦因1907年5—6月在莫高窟获得的藏经洞文献多。

王冀青表示，斯坦因1907年10月初在安西得手的约230捆藏经洞文物，构成了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由于斯坦因公开出版物中对他在安西获取藏经洞文物的记录语焉不详，后世学者研究英藏敦煌写本来源时，往往只关注斯坦因于1907年5—6月在敦煌莫高窟的活动，对他于1907年10月初在安西获取敦煌写本的经过，反而重视不够。

无论是在论文中，还是在公开的讲座中，数十年来，王冀青都在向世界明确一个事实，“斯坦因利用1907年7月敦煌农民起义后的动乱局势，私下与王圆禄达成秘密交易，以极低廉的价格私购并非王圆禄私有的藏经洞文物约230捆，并以伪装方式将它们偷运到安西，再偷运到新疆和阗，最后将它们走私出中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乃至整个英藏敦煌文物搜集品，从法律层面上讲，所有权仍归中国。”

▲2007年5月17日，王冀青在伦敦“纪念敦煌学一百年”国际会议上作有关斯坦因的主旨发言。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的敦煌画。

王冀青与斯坦因

2007年5月，英国科学院、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在英国联合召开“纪念敦煌学一百年（1907—2007年）国际会议”，全世界最重要的敦煌研究学者都在现场。主办方请王冀青做一个主旨发言，演讲题目是：《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

这个题目看似安全，避开了关于文物归属的敏感话题，但王冀青依然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斯坦因到达敦煌，碰上当地正流行白喉、政府又忙着镇压一场农民起义，斯坦因利用瘟疫与战争，拿走藏经洞文物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英国理应把敦煌文物归还中国。”

这是他一直在呼吁的事，“不只是数字化回归，敦煌文物应该回到中国。”

2023年5月，王冀青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结项。这个早在2012年12月立项的课题，一做就是11年。

我问王冀青，“想过会研究斯坦因这么久吗？”

王冀青说：“我的人生仿佛注定要跟斯坦因和敦煌紧紧相连在一起，刚上大学，斯坦因就进入我的视野了。”

1978年，王冀青考入兰州大学，他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国学大师姜亮夫1956年出版的著作《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里面提到，斯坦因1907年把敦煌珍贵的文物劫掠到了英国伦敦，入藏大英博物馆，这句话至今让他记忆犹新。于是他到英文书库，找到斯坦因的著作《沙漠契丹废墟记》开始进行翻译。为了看懂里面的佛教用语，王冀青又开始翻译约翰·休伯特·马歇尔《犍陀罗佛教艺术》，1989年，这本译著正式出版，王冀青成为国内第一次把犍陀罗佛教艺术引入国内的学者。

40年前的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举行成立大会。王冀青在论文中回忆道：“回想学会于1983年8月在兰州召开成立大会时，笔者还是兰州大学一名以研究斯坦因搜集品局主攻目标的敦煌学方向研究生，奉命服役于大会，也有幸列席会议，并参加会期举办的一系列敦煌学讲习班。在学会第一任会长季羡林先生等前辈学者的谆谆教诲和鼓励下，笔者当时发愿，要将斯坦因在敦煌、新疆的考古活动研究到底。”

▲1989年9月，王冀青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研究敦煌文献。

1989年，作为学会第一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宁可先生的助手之一，王冀青于1989年第一次赴英国伦敦，开始走上研究斯坦因考古档案的漫漫长路。王冀青说：“原本以为五年十年就能完成的课题，没想到用了半生。”

到了英国，王冀青发现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到处都是斯坦因档案。在那一年的年底回国之前，王冀青已经搜集了相当一部分和他的第四次中亚考察相关的档案。

其中过程自然相当困难，大英博物馆档案部不准外国人看，但因为王冀青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做英藏敦煌文献研究，就利用这个机会，去查和斯坦因有关的档案。王冀青回忆说：“那个时候非常紧张的，白天抄档案，不能复印，只能拿铅笔抄，还不能拿油笔抄。晚上回到宿舍里面就翻译成中文，到年底翻译出来厚厚一大摞子。”后来英国国家图书馆管敦煌文书的中国部部长、著名汉学家吴芳思说，既然你把这些东西都翻译成中文了，那以后我们再给你找找经费你继续做下去。

1994年，王冀青与吴芳思合作申请到英国科学院“王宽诚英国学术院奖学金”资助，他再次赴英开始系统性地复制拍照斯坦因档案。这一整理就是十万张档案。

这些档案带回国之后，王冀青持续性地进行翻译整理，不断有新的学术成果发表。他也持续到世界各地去收集有关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档案。

▲1997年7月19日，王冀青在名古屋中日新闻社礼堂介绍斯坦因档案。

王冀青介绍，1908年伯希和到达敦煌，花了五百两银子收买王道士，搞到敦煌莫高窟晋唐写卷六千余种文书、唐代绘画二百多幅，以及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等珍贵文物，悉数运回西贡，整理后存至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伯希和在莫高窟详细查看了所有洞窟，对每个洞窟做了描述，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伯希和是科班出身，比斯坦因专业，他从王道士手里挑选的敦煌文物与斯坦因运回英国的相比，虽然数量上略少，但精品居多。

我问他：“为什么花了这么多年研究斯坦因档案？”

“斯坦因的日记、账簿、信件，这10万张档案大部分都是手写体，只有一部分官方文书等是印刷体。识别手写体非常费时间，这里面有400多个人和他的往来通信，这400人里有一些人的书法是很难辨认的，你要费半天时间才能一个字一个字辨认出来。”

王冀青笑着说：“我本来打算研究完斯坦因档案，再做伯希和档案，没想到研究斯坦因就花了半辈子，伯希和的档案怕是完成不了了。”

是什么支撑他同“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一样“择一事终一生”？他告诉我，如今的敦煌莫高窟有一座新建筑叫莫高窟陈列中心，樊锦诗曾经在2000年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活动上跟王冀青提到，如果你真能把敦煌文物要回来，我们是有地方保存的。王冀青说：“樊院长这句话鼓励着我把这个事继续做下去。”

在如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陈列馆门口有一个石碑，上面刻着陈寅恪的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文物的散失，让“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术的潮流，如今百年已矣。王冀青曾在杂志《文史知识》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与流失》，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今天，敦煌学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未来敦煌学的目标是将散失于世界各地的藏经洞文物逐步收归中国保管。因为从法律上讲，它们的所有权仍属于中国，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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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