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二〇〇五年我因为拍摄梁启超的纪录片，知道梁思礼（1924－2016）还健在，于是通过各种渠道申请能访问到他，后来接到通知说批准了，但要到航天总署签批手续。虽然他早就退休了，但因其重要性，需原单位核准。之后我们来到他住的小区，主人梁思礼和夫人麦秀琼早在客厅迎接我们了。梁老虽然已八十开外，身体依然硬朗，精神更是神采奕奕，十分健谈。

梁思礼

一九二四年他出生时，梁启超已经五十一岁了，老来得子，视如珍宝，亲昵地叫他为“老白鼻”（老Baby之意）。相差五十多岁的父子两人相处起来倒像是爷孙。毕竟梁启超大女儿梁思顺的小儿子（梁启超外孙，称“小老白鼻”）都比这个小舅舅“老白鼻”大两岁。梁启超在写给儿女的书信中，有多处文字描述这位“老白鼻”的天真可爱。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给孩子们书》中说：

老Baby好玩极了，从没有听见哭过一声，但整天的喊和笑，也很够他的肺开张了。自从给亲家收拾之后，每天总睡十三四个钟头，一到八点钟，什么人抱他，他都不要，一抱他，他便横过来表示他要睡，放在床上爬几爬，滚几滚，就睡着了。这两天有点可怕——好咬人，借来磨他的新牙，老郭（保姆）每天总要着他几口……

幼时的梁思礼

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给孩子们书》中说道才三岁的小梁思礼：

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

由于哥哥姐姐们在国外，老白鼻天天嚷着要去美国，梁启超便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戏称：“老白鼻天天说要到美国去，你们谁领他，我便贴四分邮票寄去。”

梁思礼在访问中表示（根据当年的录音稿）“在九个子女里头，他最喜欢的是我大姐梁思顺。我出生以后，就成了他最喜欢的儿子，因为老来得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出生前，我的大姐大哥梁思顺、梁思成，他们全都在国外，一共有五个子女在国外，他很想念他们，结果就把所有对子女的爱，都放在我身上了。”梁思礼又说：“我小时候联想力很好，他有时候在写文章，想抽烟就叫给他拿香烟来，我每次不仅拿来香烟，同时也想到他的烟嘴、火柴盒，通通我全给他拿来了，所以他挺高兴的。”

谈到父亲对他的影响，梁思礼说：“有一点我很遗憾。他原来不是一九一九年以后就放弃了从政，就专门作文化研究、写东西了，那时候他大概才五十出头。他说到六十岁以后，他的重点就放在教育子女了，结果他只活到五十六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否则的话，我就能够更多地亲身受他的教育了。虽然没有直接教育，但他传给我比较重要的东西也是爱国主义的思想。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有七个都到过国外，这七个人最后全都回国来报效祖国。”

谈到梁启超一贯讲求的“趣味主义”，他在《学问之趣味》中说：“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梁思礼笑笑说：“我也是讲趣味主义的，在工作上也是比较多样化，比较追求新的领域、新的事务，而且觉得对工作有好处的话，我就钻进去；另外，我个人的兴趣比较广泛，比如游泳、下象棋，过去还打网球，在学校的时候还加入过‘摔角’校队，这也可能是受到父亲的遗传吧。”接着他又说：“我觉得父亲在很多问题上很有远见、有前瞻性，所以我现在工作上也不会搞一个短期效应，应该把眼光放远点。”

梁思礼

对于子女的培育，梁思礼认为父亲并不是有计划的，主要还是机遇。当然“他本身就是大百科全书，所以我们就继承他，沿着他的道路走下去，可能对思成、思永，他是有些想法的，会给他们提建议，最后怎么办当然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像思庄学图书馆（专业，编者注），他也建议过，但最后还是思庄自己选的。我就更谈不上了，因为他原来希望有一个子女学自然科学，所以碰巧我自己学工程师，学工的话，主要还是我自己的选择，一方面是爱国主义思想，一方面想工业救国，想学好工业，回来给国家多做这一方面的事。我回来的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我）原来是搞无线电这方面的，后来就转到搞火箭、搞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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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梁思礼高中毕业，申请到美国的奖学金，母亲王桂荃（梁启超的二夫人）将凑来的四百美元给他，买完船票，仅剩一百多美元，母亲将其包好揣进他的口袋，说：“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今后一切要靠你自己了！”年仅十七岁的梁思礼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

梁思礼到了美国仅半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从此中美间的通道被全部切断，梁思礼和中国的亲人也彻底失联。八年在美求学期间，他从未得到家人的接济。平日他在学校食堂当服务生，端盘子，洗碟子，洗碗；假期和同学一起去豌豆罐头厂做工，在流水线上一边干活，一边吃豌豆；在拿到救生员执照后，还去做过游泳救生员……他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

梁思礼（前）1949年9月在美国旧金山登上回国的轮船。

一九四五年他从美国普渡大学电机系（后来的无线电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当时美国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CA已同意接受他。“如果要到美国公司工作的话，随时可能被抽调去当兵，可我不愿给美国当兵，所以决定继续上学。”因此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九四九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毅然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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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后，梁思礼面临了极为窘迫的局面。他回忆说：“当时既没有资料，也没有仪器，没有导弹实物。除钱学森外，谁都没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一九五六年十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是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从此梁思礼将全部身心融入到发展中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

梁思礼（前排中央）为火箭班学员做讲解。

他当过导弹教导大队教官，参加过多个重大型号的仿制与研制，参与“两弹结合”试验。他最难忘的是一九六二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当时他站在离发射阵地仅两公里远的吉普车旁，聂荣臻元帅坐镇在五公里以外的帐篷前。这颗导弹刚起飞就掉了下来，距发射点只有三百多米，望着它落地后炸出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都泣不成声。

“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是一言不发。后来他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在这次试射前，妻子快要分娩，他离去前告诉爱妻“若生男孩取名‘凯’，若生女儿取名‘旋’。”他是多么盼望能凯旋归来！但结果试验失败了，他仍给女儿取名“旋”，因为他相信下一次一定会成功。

果然，一九六四年，梁思礼作为控制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地地导弹的研究，并发射成功。

工作中的梁思礼

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多次试验的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提出“质量和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不是统计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管理出来的，不是实验出来的。”在无数次的失败中，他“摔”得越发痛切。这时父亲的话“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就越发透彻真切了！

我们不难查到一组数字：二〇〇六年九月九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第十六次发射成功，创造了十六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九十次飞行，也是一九九六年十月以来，中国航天发射连续第四十八次获得成功。这是相当傲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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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五十岁的梁思礼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让他得以远离是非。他每天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他二十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仍饶有兴致地说：“都说我抓质量是全面质量管理，其实我养猪也是这样。从配种、小猪接生、催肥到最后吃肉，每个环节我都一丝不茍。当然，屠宰时我一般都不在，主要是不敢下手。”

梁思礼经历过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的过程，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中国航天人以勇于攀登、不断进取的精神，一步步地迈向航天科技的高峰。当“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载着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从太空翩然归来那一刻，梁思礼发自内心地感慨：“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凭的就是‘中国航天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这就是‘中国航天精神’，也是我们航天事业的传家宝。”

梁思礼与杨利伟等航天员合影

梁思礼晚年为北京十几所著名高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讲课，他曾多次讲到这个故事：“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林桦（现在他已经去世了）。当年我们都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曾经是航天部的总工程师。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民兵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他的年薪是三十万美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里，回国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里。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民兵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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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礼的夫人麦秀琼，被他称为“资料室主任”。在采访的过程中，梁思礼遇到想不起的资料或照片时，麦秀琼都会准确无误地手到拿来，还不时为梁思礼补充一些细节，难怪梁思礼会说：“她是我的资料室主任”，足见其聪颖细心，并且有长期整理资料工作的经验。

梁思礼和妻子麦秀琼合影。

梁思礼是留美归来的“洋博士”，麦秀琼在一九四四年十八岁高中毕业时也是成绩优异，完全可以上大学。但由于受到家庭的熏陶和抗日进步思想的影响，她毅然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人们都说，梁思礼和麦秀琼是“洋博士”娶了“游击队小八路”。其实麦秀琼的祖父麦笃臣是一位老革命家、老同盟会员，一生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多次起义。后来不幸被陈炯明为排除异己杀害了。麦秀琼的父亲麦鼎勋是一位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复旦大学毕业以后就投身到进步事业。抗战时他赴香港办报，宣传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返回广东。后来因为长年颠沛流离、积劳成疾，于一九四一年不到四十五岁就病逝了。

一九五四年，梁思礼在单位的周末舞会上认识了美丽娴雅的麦秀琼，当时麦秀琼在人事部门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逐渐熟悉后就“交上了朋友”。梁思礼很喜欢麦秀琼的温婉美丽、文静内秀，麦秀琼也很欣赏梁思礼的真诚直爽、博学多才。两人很投缘，仿佛已相识多年。他们惊喜地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志趣，对事业都有着饱满的热情，对生活有热切的期望。让梁思礼惊讶的是，文静内秀的麦秀琼还是一名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小八路”出身的老党员。一向积极上进的梁思礼对这件事还真有些“耿耿于怀”，担心麦秀琼看不上他。直到一九五六年梁思礼被批准入了党，他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这年年底，梁思礼和麦秀琼举行了婚礼。麦秀琼对朋友还打趣地说过：“就他那个倔脾气，要是入不了党，我们的婚还真结不成了。”

梁思礼

两人的经历看起来似乎差别很大，有点传奇色彩，其实两人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还有着相近的文化、社会背景。两人生长在同一个时代，受过相似的社会影响。两人的家庭背景也很相似，都是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家庭。二〇〇六年是梁思礼夫妇的金婚纪念，梁思礼说：“在这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二〇一五年梁思礼因病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重复播放《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威廉·退尔序曲》等旋律欢快的曲调，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都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音乐并没有留住这位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他带着熟悉的旋律，走了！他生前最喜欢文豪萧伯纳的这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他确实做到了，虽然哲人日已远，但典型在夙昔，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效法。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