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疫情在2003年骤然降临又倏然消散，就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像一个紧箍咒，时时刻刻笼罩在我们头上。世卫组织在近期宣布“新冠疫情结束就在眼前”。COVID-19疫情的当下我们最需要的是反思疫情如何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世界历史的进程也许会因为这场疫情发生深层的变革。关于疫情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得够多够广了，但我想要说的是，面对疫情，我们最大的敌人还是来自内心的恐惧和面对世界各国抗疫政策和方法的偏见。

瘟疫的恐惧贯穿人类历史

地中海文明一直被视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公元前5-6世纪古希腊凭借高度发达的科技和高度繁荣的经济，缔造了光辉璀璨的希腊文化，成为地中海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雅典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希腊霸主。雅典和斯巴达争霸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公元前430年到前427年暴发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详尽记载的瘟疫——“雅典大瘟疫”。这次疫情是雅典由盛而衰的起点和希腊城邦分崩离析的肇始。本来强盛的雅典军民因一场诅咒一样的瘟疫损失近四分之一的有生力量，疫情打破了该地区固有的政治格局和雅典的优势，改变了整个地中海的历史。雅典居民在疫情期间陷入绝望般的恐惧，雅典引以为傲的民主和秩序也在恐惧阴影下被破坏殆尽。

再看中国，在群雄并起、豪杰逐鹿的三国时代，始终伴随着兵燹、饥荒与瘟疫。近百年的时间里，瘟疫暴发数十次，赤壁之战、吕蒙白衣渡江袭荆州、江陵之战等皆有瘟疫发生。据《三国志·周瑜传》载，周瑜等人商量曹操大军逼近的对策时就准确预测了北方士兵水土不服易患疫病的情况。孙权问计周瑜，公瑾对曰：“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赤壁之战初期，两军初一交战，曹军就遭到失败。“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曹操军中已有成规模的疫情感染。《三国志·郭嘉传》中也相互印证了赤壁之战中曹军中持续不断的疫情，“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在曹操引军回北还许都，经过巴丘时疫情又起。同时曹操父子对疫情的深刻感悟也体现在他们的诗歌和文论中。创作于建安初年的新乐府《蒿里行》中有这样的诗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就深刻阐释了瘟疫带来的恐惧和惨状。而中国诗歌史上群星闪耀的建安七子，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大瘟疫中，零落殆尽，七子中有五人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都因感染瘟疫命丧黄泉。曹植在他的《说疫气》一文中这样写道：“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可见当时北方疫情肆虐下让人恐惧与绝望的凄凉。

在疾病社会史研究开山大作《瘟疫与人》和后续影响深远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两位作者不约而同把疫情带来的恐惧故事指向了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殖民者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故事当中。1520年，西班牙贵族探险家科尔特斯率领600人的探险队进军位于墨西哥、拥有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在有预谋的挑衅之后，双方展开了斗争。西班牙人并不占据多大的优势，当时的探险队所装备的火绳枪难以装填和发射，而且装备数量极少。为什么他们能突然取胜呢？答案就是阿兹特克人把科尔特斯的队伍驱逐出墨西哥城的那个“悲伤之夜”，瘟疫开始蔓延，中美洲生态中前所未见的天花开始肆虐，阿兹特克军队和首领大面积暴毙，天花以毁灭者之姿大面积地杀死印第安人，同时摧毁了他们的信仰、意志。恐惧让披着基督教外衣的西班牙掠夺者有如神祇，从肉体和精神上双重摧毁了阿兹特克人的抵抗意志。

美国史学泰斗威廉·麦克尼尔在他的《瘟疫与人》中指出：“（面对疫情）人们只得随机应变，或争论、逃跑，或祈求、威胁和祷告。换言之，存在多种行为准则。面对社会生活中大家都无法回避的疫病威胁，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来应对”。没有强有力的疫情应对手段和现代医疗研究介入之前，大多数人只有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听天由命。

偏见是抗疫的大敌

简·奥斯汀在她的《傲慢与偏见》中喊出了“你从来不会受到偏见的蒙蔽吗？”我们知道瘟疫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运输工具的进步带来空间压缩和距离上的急剧缩短。当世界联通起来的时候，病毒跨越山脉和大洋变得易如反掌，而这些天然屏障被技术进步反向抵消了。现代防疫制度的第一道闸门就是19世纪海关的检疫制度，而偏见的敌人在这个时候就不合时宜地横亘在了科学面前。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简·奥斯汀的母国——彼时世界的霸主——日不落帝国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把检疫制度看成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粗暴侵犯，并致力于清除这些所谓专制和罗马天主教愚昧的残余。他们的自由主义偏见根深蒂固，认为这些制度侵犯了个人对自己财产任意处置的权利。只要疫病传播理论尚在争论中，双方就很难在实质问题上达成共识。面对瘟疫的恐惧、面对死亡的威胁，无所作为已经难以交代，偏见成为了公共卫生机构难以逾越的大敌。

而时至今日，各国的防疫政策依然在争执不休中的偏见中与科学防疫展开着艰难的拉锯。最近爆出的辉瑞公司CEO接种4针辉瑞疫苗后检测结果仍然呈阳性，正在加剧这种认知分裂和疫苗有效性质疑的偏见问题，更进一步地撕裂美国社会和整个抗疫方面的科学共识。而这种情况并非在新冠疫情来临之后才出现。美国免疫学家迈克尔·金奇在他的《希望与恐惧之间》指出：“疫苗真正有希望解决登革热、基孔肯亚出血热和其他所有的病毒性出血热。迄今为止成功开发的无数疫苗，已经证明了疫苗的可行性。疫苗拯救了上百万（也许甚至有数十亿）人的性命”。而美国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是狂热的反疫苗接种运动支持者。一些把孤独症与疫苗产生关联的已经被证伪的荒谬观念，竟然成为了偏见者笃信的科学依据，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相信科学才是走出阴霾的希望

人类迈入现代社会以来已经战胜了曾经让我们闻之色变、恐惧得无处可逃的多重疫病，包括黑死病（鼠疫）、天花、霍乱、疟疾、牛瘟等。COVID-19疫情截至现在已经感染了全球6亿多人，死亡人数为650万人，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但是，新冠对人类的死亡威胁正在明显地减少。同时全球疫苗接种也持续向好。我们对病毒的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变得更加从容和有效。

当我们面对传染性微生物的威胁时，应该在短暂的恐惧和不知所措中抬起头来，相信科学的防疫政策能使大家拥有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安全有效的疫苗是能够起到控制或预防效果的。同时消弭全球抗疫的偏见，尊重各国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适时调整的防疫政策，才能避免公共卫生灾难成为人为的灾难。

编辑 刘珂 审读 刘春生 二审 连博 三审 刘思敏

（原标题《聚光灯｜防疫最大的敌人是恐惧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