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称是“老汉”，影迷昵称他为“科长”，而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他回归到自己最本真的定位——贾樟柯导演。7月25日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的当日下午，作为首场“大师班”的主角，贾樟柯分享了他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这大半年里的生活和思考。

跟许多电影人不太一样，他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陷入停滞的状态，相反，倒是一直忙碌于形形色色的事情——写剧本、拍短片、开网课、当播客、种菜修草、追昔溯往。更难得的是，在电影从业人员陷入困顿之际，他敢于站出来为他们发声，明明他本人的作品从来都不是影院里的热门。如今，幕布上的灰尘抖落干净，影厅里的灯光再度亮起；电影，终究又回到了我们的日常之中；而贾樟柯也得以重拾导筒，继续他自己的电影之路。

贾樟柯。本文图片来自上海国际电影节官网

疫情之后，会有一些导演拍出更加具有电影感的作品

贾樟柯将他在疫情时期的生活分成了前后两个时间段：前段在北京，带着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去了趟柏林电影节，拍了以非典时期为灵感的短片《来访》；后段，则回到山西老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前段，他回看过往；后段，则望向未来。

《来访》海报

“一月份开始一直在北京，每天写作。最大的收获就是帮‘理想国’做了一个电影方面的普及性有声读物（《电影，我只略知一二》），疫情期间写了12讲。这段时间，一共写了70000多字的文章，也包括两个剧本。”“对我来说，疫情的前半段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只是你不能外出了，产生更多的封闭感。”

“后来，我就从北京回了老家。疫情得到控制之后，那时就比较多的是为行业的复工复产做一些呼吁和努力。因为当疫情控制取得一定成效之后，有一百多万从业人员的电影业得复工复产，很多人的生计也得通过这个行业来维护和维持。”

“另一方面，回到老家弄弄庄稼、弄弄菜，原本是作为写作的调剂，但这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有韧劲？这跟我们拥有广阔的农村这样强大的后盾有关。疫情来了，紧张了，我们就回家，在自家门口种点西红柿、豆角，生活就能过得很踏实。现在城市化的脚步很快，电影也是主要发生在城市里，但对于创作者而言，回望乡村，就是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基础，就是理解人与土地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疫情期间的回乡生活给了我很多新的认识和思考。电影创作就是表现你作为个体对于你所处的生活的反应，我相信这些崭新的感受会反映在未来的电影里。”

虽然生活充实，但原本的拍摄计划意外中止，总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但在贾樟柯看来，疫情还是有它积极的一面。“它让我们可以重新理解过去看来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也让我们对人的脆弱性有了新的认识，因此我们会更加珍惜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过去我们看电影很方便，现在经过半年没有电影的日子，这让我们可以重新理解电影这个媒介，特别是它的聚合作用和仪式感。”

“经过一百多天没有电影的日子，我们应该能更好地认清：电影这个媒介不单是关于分镜头怎么创作，还有我们为什么要通过电影院来展示我们的作品，而不是在家庭或是在美术馆里，电影院的美学价值在哪里。我相信，疫情之后，会有一些导演拍出更加具有电影感的作品出来。”

不是要给观众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带着他们过一段生活

在这大半年里，贾樟柯将他的主要创作由影像转到文字上，而他的最新作品、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恰恰是四位中国作家的访谈录。谈及文学对于电影的意义，贾樟柯认为“文学是基础”。“文学创作是将碎片化的生活跟碎片化的感受糅合成一个完整结构、完整意念的过程。而拍电影就要写剧本，一开始的思维就是文学性的思维，两者是有重合的。”

此外，电影与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共性。“我拍电影二十多年，发现创新的维度是很多的，但最难的就是寻找到全新的人物形象，文学也一样。好比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个形象就是他在革命前后对于人的理解，又比如说老舍先生的虎妞、祥子；而卓别林的穿着大一号皮鞋的流浪汉就是在大萧条时期塑造出来的形象；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里面无脚的人，也是发现了香港社会的一种人的触景，通过刻画张国荣演的阿飞来表现这种独特的时代性。我觉得，塑造新的人物这是最重要的，也是电影艺术家面对的最大考验。”

至于一部电影应该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故事为中心，在贾樟柯看来，“这其实只是一个逻辑关系”。“有一种电影是先有事情发生，然后在事件中，人物渐渐确立了起来。而且，每部电影创作的不同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我拍《山河故人》的时候，原本想的就是拍不管哪个时代人都会遇到的那些关于生老病死的问题在当下该是何种面貌。然而，我也知道这部影片还亟需一个精神意识上的提升。当时，任总（任仲伦）就在这个酒店对我说，‘小贾，我送你一句话：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后来，这句话就成了这部电影的灵魂。所以，创作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说我找到这个人物形象就解决了所有问题，或者有好的故事就解决了所有问题，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得扎实。”

那么，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又该如何做才能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贾樟柯分享了自己的“独门秘籍”：“经常有人说，‘贾导，你的电影特别不顾及观众。’其实这话是错的，我特别看重观众，只是角度不一样。大部分电影是希望给观众讲一个故事，我是希望拍一部电影，能带着观众过一段生活，体验一种人生。带着这么一种理念拍电影，你就能找到你电影中人物所需要的所有细节。”

上影节的举办是电影从业者的宣誓

既然疫情的阴霾已经渐渐散去，那么贾樟柯的影迷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何时才能看到他的新作，首先就是已经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完成全球首映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大师班”现场，贾樟柯先做了一些“剧透”。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海报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电影有两种味道，都是咸的。前半部分是汗水的味道，就是关于中国人怎么辛苦地活过来的，这七十年里，一代一代的人怎么生生不息走到今天。后半段也是咸的，海水的味道，就是说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它由十几个篇章构造，第一个章节是‘吃饭’，第二个章节是‘恋爱’，最后一个章节就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我称它是一个海洋版的《愚公移山》。”

“影片2月份在柏林电影节放映，本来我们想4月发行的，现在可能最近几个月就会发行。至于说会不会有改动，我不会做任何修改。我一直秉承什么年龄拍什么电影。我28岁拍的《小武》，现在回看一定会觉得有一些稚嫩的部分，但是不能改。因为那部电影带着那个年纪对事对人的理解，也是带着那个年纪的体力拍出来的，你要尊重那个时候的自己。我们讲电影是遗憾的艺术，这个遗憾其实也不遗憾，所谓的遗憾，只是成长的遗憾。你30岁的认识跟40岁的认识肯定不一样，50岁时拍电影的体力跟30岁时肯定也不一样。我觉得，电影最终回到作者论，就是包含着这个作者所有的优点、缺点、体力、那时的情感状态——那时正在热恋，可能拍出来就是热恋状态的电影；那时正在失恋，拍出来的就是失恋的电影，所有的生命信息拍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不要改变它，要尊重它。”

除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之外，贾樟柯以导演之外的身份参与的多部作品，也有望在这两年陆续与观众见面。

“我们还是挺骄傲的。今年虽然经历了疫情，但是我们团队制作了六部影片。2月份的柏林电影节上，除了我自己导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还有女导演宋方的《平静》首映。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单元里，有我们跟鹏飞导演合作、也是我和河濑直美导演合作监制的《又见奈良》。影片是讲‘二战’日本遗孤回了日本之后，中国养母去找他的过程。另外，跟陌陌影业合作的《不止不休》，刚刚完成后期；以及《滚蛋吧！肿瘤君》、《后来的我们》的编剧袁媛的第一部导演作品《更好的明天》等。还有一部程耳导演、我演的《不浪漫》，预计今年冬天开拍。我很高兴跟这些年轻导演合作，因为我自己的成长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现在有一些能力了，也尽量跟年轻导演合作，让他们的才华能够表现出来。”

此番来上海参加电影节，也是继2月的柏林电影节之后，贾樟柯时隔五个月再次出席有关电影的大型活动。问及感受，贾樟柯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是疫情爆发之后第一个恢复举办的电影节，虽然仍然是线上跟线下结合的方法，但是能够在今天开幕，首先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果。没有良好的疫情防控和防控机制，不能想象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能放映三百多部电影，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人的一种韧劲、一种行业精神的体现。这离不开各个层面工作人员的努力，说明整个中国电影系统的配合能力是非常强的。要知道，这中间只要有一个环节掉链子就开不了，短短的时间里面三百多部影片的准备、密钥的上传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协调能力、协作能力，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在更加团结的精神之下，有能力做得更好。”

接下来，贾樟柯主持的平遥电影节，也将在十月如期登场。在他看来：“国际电影节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越是在世界大环境动荡的时候，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了解就变得越重要。通过不同的文化，是不同国家的人去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一个最佳途径。因为文化不像经济上的往来，看数字、看报表就行了，它是一种情感的交流。越是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大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我们越是应该更加努力进行国际文化的交往，通过文化来达成一种人民之间的亲近，来克服一些政客的误解所造成的困扰。从这个方面来说，应该鼓励各种各样民间文化交往，让文化发挥作用。而且，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除了是我们电影界的一个节日之外，也是我们要在这个行业做得更好的一种宣誓。”

正如贾樟柯疫情期间在荷兰电影杂志《FILMKRANT》发表的文章《步履不停》里写到的：“我们需要重新站立起来，以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名义，诚实而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我盼望我们早日回到电影院，肩并肩坐在一起。这是人类最美的姿态。”

编辑 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