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前，研究生初入深圳大学的于晓峰，站在文山湖边望着茫茫湖水，不知道未来会在哪里。不过很快，他就会在方圆一公里内，遇见此生的两位挚爱：他的妻子和翁贝托·艾柯。

21年后的2022年9月17日，由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承办的中国第二届翁贝托·艾柯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于晓峰以研讨会组织者的身份，进行了题为《艾柯论媒介》的演讲。

这场研讨会持续2天，赵毅衡、戴锦华、卢德平、周启超、陆扬等国内外近70位学者通过网络参会，演讲涵盖符号、传播、媒介等内容。线上会议，参会只需点击链接，十分便捷。

为了这场本应是学者相见的线下会议，于晓峰在之前的5个月里，找了8家场地，改期3次，无数次协商和电话，为争取一个理想的学术交流时机。用巢乃鹏院长的话来说：“于晓峰每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

最终，因为疫情原因，研讨会还是改成了线上。但其中的用心和奔波，难以就此带过。于晓峰抓了抓头发，往杯里加了4次水，在咖啡香四溢的会议室，说起和艾柯的渊源。

在深大遇见艾柯

2001年，校园的热门读物是张爱玲。于晓峰来到深大图书馆，想借一本《红玫瑰与白玫瑰》。在搜索系统中输入“玫瑰”二字，一本《玫瑰之名》跳出来。怀着对校园浪漫的期待，他猜测：这应该也是一本爱情小说？借回两本“玫瑰”，他准备在书中体会一把爱情的跌宕起伏。

翻开《玫瑰之名》，这个男孩傻了眼。爱情在哪里？

翁贝托·艾柯（UmbertoEco，1932-2016）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型作家。他的作品不仅有随笔、杂文和小说，还有大量论文、论著和编著，研究者将其粗略分为8大类52种，包含中世纪神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等。《玫瑰之名》是艾柯在48岁时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糅合了神学、哲学、历史、政治、侦探等元素，被翻译为35种语言，销售量过千万，曾获意大利最高文学奖和法国梅迪西奖。

“这本书很难读，但因为有侦探色彩，还是很吸引我。”说到这里，于晓峰分享了自己因为艾柯养成的读书习惯：在看到不懂的地方，为了不影响阅读的流畅感，就先把那页标注好，贴上便签或折起来，等整本书读完后再回过头来去研究细节。就这样，他咬牙切齿地消化了艰涩内容，从此和艾柯结下了“梁子”。

在艾柯思想的陪伴下，于晓峰很快面临着毕业论文的考验。当时，文学专业的他想围绕艾柯的小说做文艺学研究，但在2003年，有关艾柯的研究还较为小众，未成风景。在导师的指导下，用于晓峰的话来说，他“很轻易”地被说服，转而去研究俄苏文学。

2006年于晓峰到中山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一年后，很快到了博士阶段的开题。于晓峰再一次提起对艾柯的执念。“在去找导师之前，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不能像墙头草或者橡皮泥一样被老师捏掉念头！”但当真正面对导师，于晓峰再一次“妥协”，他带着“艾柯”走进办公室，带着“中国现当代文化批评”走出办公室。今天谈到那一幕时，于晓峰身上已经没有那种啼笑皆非的游移，他讲述得绘声绘色，置身事外，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表示了同情：“所以今天，我都要求学生自己找选题，一定要做自己感兴趣的。”

2007年3月，翁贝托·艾柯来到中国参与学术会议，并在上海举办了《波多里诺》的新书签售会。眼见艾柯在中国的知名度扩大，其读者越来越多，开始有学者发表有关艾柯的文章……已投入博士论文选题“中国现当代文化批评”写作了4万多字的于晓峰，左思右想，坐不住了：“我手里现有的研究内容，能够创新的余地不多，像是在拾人牙慧。而艾柯是我感兴趣的作家，又是新领域，那时，我有一种在学术中建功立业的雄心。”他来到博导办公室，鼓起勇气：“老师，我实在写不下去了。”

“怎么了？”

“这种感觉就像面对自己的心上人，起初不自信，觉得没有希望和人家在一起。但过了很久，依然惦记着，发现人家还是单身。所以说，还是想去追求一下。”

“那你还是去追求心爱的姑娘吧。”

于晓峰向博导保证：“毕不了业，责任自负。”

就这样，于晓峰重新开题，正式走上了对翁贝托·艾柯的研究之路。幸运的是，他顺利毕业，还拿到了高分。博士论文结束后，他趁着劲又发了一些艾柯相关的论文，申请到了2011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金，专门用于做翁贝托·艾柯的文艺思想研究。2012年，他进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任教。一切看起来都走上了正轨。

但于晓峰内心清楚：“自从来到传播学院，我有意转向新闻传播学，去学习了相关的研究方法，讲授传播学课程。但我慢慢发现，新的赛道没转上去，旧的赛道开始荒芜了。”课程内容与兴趣爱好的距离，让他感受到“割裂”，慢慢地丧失了动力。“想着想着，我想人生不能这样过下去，艾柯的思想和符号学、传播学也有关系，我就想从这里重新拾起对他的关注和阅读。”

艾柯的书需要读者有大量的知识储备，这样才能拥有好的阅读体验。因此，这种门槛使得针对翁贝托·艾柯的学术研究，在中国一直是小范围的存在。不过在这小众的研究圈中，正因其作品涉猎广泛，类型丰富，也给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切入的机会。

从传播学视角切入艾柯思想的于晓峰，将学术研究分为“饱腹”和“享受”两种类型。如果是自己感兴趣而无他人关注的课题，谁能在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坐冷板凳呢？而面对一个自己不感兴趣，但有社会价值的课题，坚持做下去能够填饱肚子，已经是非常满足的事。当他将翁贝托·艾柯确立为自己的研究靶心：“如今我能饱腹，又能拥有精神享受了。”对于学者来说，这是幸福的一件事。

2021年初，于晓峰接到来自重庆大学的李静老师发来的邀请，在4月前往参加“中国首届翁贝托·艾柯学术研讨会”。这是由重庆市语言认知及语言应用研究基地，重庆大学艾柯研究所，四川大学符号学与传媒学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会议，主要围绕艾柯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文艺美学思想、符号学理论、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四个主题展开。

对于远在深圳的于晓峰来说，这是件久别逢知己的乐事，也是一种机遇——在出发前，他找到传播学院的领导老师们，表达了对下一届艾柯学术研讨会由深大传播学院来承办的想法，得到了学院的大力支持。于是，他带着这样的鼓舞和期许，前往重庆。

从春到秋的等待

“我参加过很多次学术研讨会，发现很多高校都有属于自己的学科阵地：川大的符号学，厦大的华夏传播，华东师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数字劳工……回想深大，新闻传播类学科更像是个大熔炉，学术孤勇者、专家名师辈出，很多分支领域在学界都有较大的代表性，却始终感觉少了一个标志性的logo和记忆点。我想把艾柯的符号学研究下去，在深大举办研讨会，完成自己的兴趣和心愿。”

回到深大后，第二届艾柯研讨会的筹备计划在于晓峰心里生了根：全国各地的学者不远千里，为了共同的学术追求相聚一堂，这本身就是一份莫大的肯定。于晓峰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前后找了不下8家酒店。从踩点考察周边环境及便利性，到与酒店负责人协商会议布置与安排，事无巨细。这些常人眼里枯燥乏味的筹备工作，于晓峰却乐在其中，洋洋洒洒地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幸运的是，学院的巢乃鹏院长和传媒中心的吴予敏教授、尹连根教授，都非常支持我的想法。深圳大学是一所开放的学校，我的申请很快得到了肯定的回馈。”

找回了失联已久心爱的姑娘，更要把握分秒。在于晓峰看来，这次研讨会的筹办也算是弥补自己过去几年的彷徨，因此更是铆足了劲。很快，万事俱备，只等东风。

2022年3月，深圳疫情反复，学生的返校时间也一延再延，大家陷入了焦灼的等待。眼见会议临近，于晓峰只有等待。巢乃鹏院长提议，将地点改成线上，会议还是可以如期召开。“按我说，人是需要沟通的动物，需要社交活动、交流。思想碰撞和热烈的互动，很多时候都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发生的。此外，许多学生能够见到学界大咖，这对于他们的研究方向和重点，都是一种帮助。”

学术灵感往往不在正襟危坐的议程中迸发，它们更多发生在漫步的林荫下，片刻的茶歇时间，在寒暄与指点中触类旁通……线上会议，机械零件替代了社交氛围和表情动作，表达无法得到及时反馈，人们似乎更易束手束脚，欲言又止。这些情形和研讨会的初衷完全不符。回想前期投入的大量时间和准备工作，于晓峰不是没有动摇过，但权衡之下，他还是决定延期：再等等吧，还是再等等。等疫情好转，正常开学，一切都能恢复如初。

研讨会再次被提上议程，已是5月。此时，因疫情在外的学生返校在即，毕业季也很快到来，教学工作占据了于晓峰大部分的时间。而6月的深圳天气炎热，暑期生活又将送走一批学生，此时召开研讨会，将是学者受累，学生缺席。这种情况下，于晓峰只能再次作罢。

第三次，会议商定在11月进行。而后由于学院经费的分配问题，最终提前到9月17日。没关系，好歹能落实下去了！于晓峰安慰自己——或许是延期太久了，他心里始终不安，只盼时间快来，以免再生变故。

计划还是没赶上变化。

全国多地疫情再度来袭，成都、重庆都未能幸免，而出席会议的学者就主要来自这两座城市。线上会议的方案被再次提起。于晓峰仍在争取，他挨个联系学者，50多个电话，最终能来的只有3人。那段时间，于晓峰总是愁眉苦脸，巢乃鹏看他唉声叹气，只好安慰他好事多磨。个中细节，他摆摆手：“就不说了。”

于晓峰最终还是决定，将9月17日的研讨会改为线上。许多和他同样热爱艾柯的学者已然从春天等到秋天，整整160天。这场会议承载着太多期盼，不能再等下去了。

2022年9月17日至18日，来自意大利都灵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等30多所高校70多位专家教授和中青年学者相聚云端分享交流，吸引了全国符号学、传播学、外国文学等学界师生400多人观摩听会。

会议尾声，深圳大学尹连根教授为本次研讨会作了总结发言，总结了此次研讨会的四大特点：其一，涉及的内容丰富，有古有今，中外兼顾；其二，演讲内容视角独特，提出了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其三，有强烈的时代性，例如学者们提到的跨媒介叙事，数字传播，当代艺术等等，体现出了极强的现实关怀；其四，体现了比较浓厚的中国特色，例如学者们对主旋律电视剧，中国民族动画电影，民族共同体想象等议题的探讨。同时，他认为此次研讨会老中青结合，老一辈教授至今思想敏锐，中青年学者功力深厚，视野开阔，是此次研讨会的主力军，为全国学界奉献了一场丰厚的学术盛宴。至此，中国第二届翁贝托·艾柯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

为什么要讨论艾柯？

翁贝托·艾柯，这个意大利人的名字，对生活在东方的芸芸众生来说，终究是有些距离的。在新冠时期的当下谈论他，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此发问，而于晓峰似乎早已思考过这个问题。

艾柯精力充沛，涉猎广泛，极为勤奋，曾被誉为“行走的图书馆”。在如今的时代，能以高度注意力来投入热爱，似乎成为奢侈。而艾柯将热爱贯彻终生，正提醒着我们，要以何种态度面对自己和世界。

虽然艾柯本人没亲历今天的疫情，但是他一生所经历的战乱、灾荒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角度出发，于晓峰认为，在此时召开研讨会，能提醒大家在疫情时代下，需要更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学术会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都是形而上学，没那么入世，也没那么积极地关注社会现实。疫情下坚持召开的研讨会，难道不是我们最有力的态度吗？告诉大家，我们的生活处于一种平静、不受影响、继续前进的状态，在疫情下我们依旧保持着观察和思考，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没有中断。”

于晓峰提起贯穿了艾柯职业生涯的“调停”与“综合”意识：“在如今的时代，我们应当拥有一种更加综合和全面的视角看待问题。”

这场“缘起艾柯的深圳聚会”，在深圳渐有秋凉的日子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而对艾柯持续的关注、热爱和研究，还远远没有停下脚步。

（原标题《元故事 ｜ 为了艾柯的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