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卫平

1957年出生，广西钦州人。1982年大学毕业来深，先后供职于深粮控股所属的多家企业，长期从事粮食流通与经营管理工作，是深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曾获“企业改制与兼并工作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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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时间：2022年7月13日

口述地点：深粮控股文化展厅

采写撰稿：深圳特区报记者 申卫峰

1984年11月1日，深圳大大小小的粮店贴出告示：“即日起，买粮不需要凭粮本，三号大米每斤由0.146元调到0.29元。”

无论多少年过去，我的思绪仍会经常飘回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在离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深圳市粮油公司不远的罗湖解放路第一粮店，这一天，门前人头攒动，这家地处东门老街最大的粮店挤满了前来购粮的市民。这样的景象，在这一天深圳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在那个凭粮票吃饭的年代，深圳率先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和票证管理，开启了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先声。

每月粮食定量只有30斤，偶尔买点肉菜都高兴得不得了

1982年，深圳市粮食局经历政企分离，变更为深圳市粮油公司，办公地址还在罗湖东门老街，而我也在这一年大学毕业来到深圳工作。

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建立还不到两年，深圳主城区集中在现在罗湖区的一小部分地区，以东门老街为中心。当时，从深南大道以南到深圳河畔一带都在成片开发，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印象最深的就是国贸大厦，从我入职深圳市粮油公司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这段时间里，亲眼目睹了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拔地而起。

那时大学刚毕业，意气风发的我被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景象深深震撼。自感努力读书求学，能有这样施展才能的机会，确是一件幸事。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我将有幸参与到一项影响中国粮食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中去。

作为国家干部职工，当时我每个月只有30斤粮食定量。在统购统销计划经济的年代，如果遇上粮食歉收年，个人的粮食定量还可能搭配一些杂粮。那时我还是单身，被安排住在东门菜市场旁边的湖贝粮仓宿舍。除去粮食定量供应，偶尔买点肉菜给自己调剂一下伙食，都高兴得不得了。

那时食用油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2两油。因为饭食油水少，所以大家的饭量也比较大。由于多年的习惯，我直到现在做饭用油也很“吝啬”，那段不能敞开吃饭的日子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很大。

深圳率先取消粮票有其特定历史条件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也就两三万人。然而，随着特区建设需要大量人才，1981年到1982年，30多万人一下子涌到了深圳来。这里面不光有来深投资建厂的港商以及外商，还有以招调工形式来到深圳的建设者、打工者，其中很多没有把户口迁过来或者是农业人口，自然就没有粮食供应关系，也不能按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所以，大多数人只能在市场上以较高价格购买粮食来解决吃饭问题。

但是，由于当时户籍人口的粮食主要还是通过统销的方式定量供应，大量非户籍人口和农业人口涌进来，导致了较大的粮食缺口，特区内外市场粮价形成一定差异。加上管理体制尚未完善，当时粮食市场管理比较混乱，充假掺杂、粮食走私等乱象屡有发生。与其他领域大刀阔斧改革开放相比，深圳粮食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也影响到深圳改革开放的步伐。

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农民种粮积极性被全面激发，全国粮食市场已经形成了相对充裕的局面，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原有耕地大多转为建设用途成为粮食纯销区，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其他产粮区调入和从外地采购。

为慎重起见，在彼时只有327.5平方公里、几十万人的深圳经济特区率先改革，已具备了一定的前提条件。上级党委和政府决定让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开创国内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先河，同时也为全国的粮食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当时广东省委省政府也十分支持深圳的改革，为深圳的先行先试提供政策支持，当好改革的后盾。

港商在泮溪酒家“眼睁睁吃不上饭”，触发取消粮食统购统销

当深圳相当多一部分人吃饭不能按统购统销政策供应粮食，而只能在市场上解决吃饭问题的时候，统购统销的粮食管理制度在当时的深圳经济特区就出现了相当大的不适应性，而这种不适应性在当时作为深圳商业文化中心的罗湖、在罗湖桥畔的泮溪酒家被触发。

泮溪酒家是从香港过罗湖桥到深圳后的第一间酒家，不少港商来深圳吃的第一顿饭都在这里。深圳招商引资来的投资商中，港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港商们有钱，但没有粮票，所以来深圳却“眼睁睁吃不上饭”。

因此，泮溪酒家总经理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市相关部门，希望市里允许泮溪酒家买一些高价粮，做成“高价饭”，让没粮票的客人也能吃得上饭。这个建议很快就获得批准，允许泮溪酒家小范围试一下。没过几天，泮溪酒家总经理就反映称：“没粮票也能吃饭，大家都说好。”

除了泮溪酒家等饭店之外，外资工厂、建筑工地，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员吃饭问题同样突出。这些人员都来自全国各地，不少工人来自农村，都没有粮食关系，都在吃“议价粮”(也被称作“高价粮”)。那时港商工厂食堂、外来人员及一部分饭店商店都只能通过市场价购粮来满足吃饭问题。

在当时粮食市场相对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种矛盾交织繁复。当1984年11月1日“购粮不再凭粮本”告示贴出来的时候，我作为粮食行业的从业者，觉得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也是在此时，深圳开启粮食流通市场化道路探索的同时，深圳市粮油公司更名为深圳市粮油贸易公司，正式迈向市场。

深圳在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探索，比全国早了近10年

在我看来，深圳取消粮食统购统销，让粮食流通体制跟上了特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完善了特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促进了特区建设发展。听说当时一些打工者向亲朋好友介绍深圳时，都会加上一句：“快来深圳吧，这里不用粮票。”

深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先行先试，意义重大。首先，通过在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取得宝贵经验，为全国提供了重要借鉴。改革后，我曾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详细介绍深圳改革的情况，全国各地粮食部门纷纷来深圳学习取经。此后，全国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粮食供应形势进一步宽松。从1992年起，全国开始实施粮食购销同价，到了1993年，粮油实现敞开供应，粮票已再无用武之地，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长达近40年的“粮食票证经济”就此落幕。由此可见，深圳在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探索，比全国早了近10年，也为全国改革提供了借鉴。

其次，取消粮食统购统销也促进了特区粮食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粮食市场乱象大大减少。同时，市民可以吃到更多品质优良、功能多样的粮食，高低消费市场一应俱全，群众需求得到了较大限度满足。

再次，促进了粮食产业发展。从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开始，深粮控股的前身深圳市粮油贸易公司进行公司制改造，正式向企业转型，作为国有粮食企业率先进入市场，并发挥了市场主导作用，每当深圳出现粮食市场波动时主动平抑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深圳的改革还促进了很多民营粮食企业发展，很多之前很小的粮商后来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粮食企业，成为深圳粮食市场的很好补充，使深圳粮食市场的发展更加完善。

在罗湖每一个角落里，能找到深圳这棵“参天大树”的年轮

从1982年大学毕业住进湖贝粮仓宿舍，中间搬到了东门老街那里的粮油公司宿舍，再到成家后安家，如今退休安享晚年生活，我一直都住在罗湖。整整40年，我亲眼目睹了罗湖从一片很小的城区发展到如今的繁华。可以说，我们在罗湖每一个角落里，都能找到深圳这棵“参天大树”的年轮。

作为深圳最早的城区，罗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年有一句话：全国看深圳，深圳看罗湖。这里有“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也有敢闯敢试的“深圳精神”。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虽然针对的是当时整个深圳经济特区，但罗湖作为当时深圳的商业文化中心，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影响最大、意义最大的区域。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都吃饱饭了，才能进一步推动其他领域的发展。

事实也是如此。解除粮食禁锢促进了深圳经济进一步发展，罗湖也迎来了商业文化的大繁荣。当时有著名的“三都”酒店（新都酒店、晶都酒店、名都酒店），还有竹园宾馆、东湖宾馆，以及国贸商圈的大商店和林林总总的文化娱乐设施。

如今，罗湖区委区政府响亮提出建设新罗湖，我仿佛又看到了40年前初到深圳时那一片热火朝天的奋斗景象。期待罗湖再次开启新的变革、新的变化，我也深信罗湖将再度激发出新的荣光。

本文图片由深粮控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