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市政协文化文史委组织委员、专家举行“深聊会”，就“如何协商  怎样文化——深圳政协协商文化体系的内涵要素及构建路径研究”展开“深聊”。

什么是协商文化？

什么是协商文化？委员、专家们各有不同的见解。

市政协办公厅副主任张庆祝表示，政协委员是代表各个界别的，履职过程中将发出各个界别不同的声音。因此，政协协商应该具有几个特点：

一是不同而和，大家有不同的背景、观念，代表不同的界别，但来到政协议事，目标是一致的，是为了和。

二是不同而议，正因为有不同意见，所以要议、要协商。

三是不同而聚，就是通过协商，寻找最大公约数。

张庆祝认为，政协的协商要强调政治性、专业性、平等性，要让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才能协商得起来。而文化，则是深入每个人的骨髓、大家都认同的，带有一定的稳定性、持久性的。因此， 协商文化应该具备政治性、专业性、平等性、稳定性、持久性特征。

在市政协委员、市社科院国际化城市研究所所长兼粤港研究中心主任袁义才看来，协商的过程，就是要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东西方有两种不同的协商，我们的协商是维护人民利益这个共同基础上的协商，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加上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这种协商虽然包括和而不同的意思，但更多是互相促进，大家互相支撑。”

“文化是在实践中形成，又反作用于实践的价值理念的总和。”政协委员、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深圳市驻深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吕绍刚认为，政治协商文化的形成与培育，也必将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深圳政治协商文化的内容，应包括五个方面：首先，是政治文化，旗帜鲜明讲政治；第二，是民主文化，平等更能达成共识；第三，是民本文化，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第四，是广泛参与的文化，不只是委员内部协商，还要引领更广泛群体更广泛协商。第五，是创新文化，这是深圳特色与底色。

深圳市委党校二级教授袁晓江则认为，文化是超越了具体的工作，超越了具体的事件的，带有普遍性、广泛性，有深厚的基础。因此，必须形成了整套体系的协商才能形成协商文化。同时，他认为，协商不光是在政协进行的，全社会都可以协商，但是政协是最重要的政治协商平台。

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于爱成提出，协商文化是全社会的，不仅是委员与委员之间要协商，政协与职能部门的协商，还有委员与社会之间要协商，人与人之间的协商，应该是植根于全社会的氛围和环境。

协商文化需要制度支撑也需要能力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政协委员要‘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良策’。七届深圳市政协正大力探索搭建更多协商平台，给每一位委员发言机会，让委员讲了不白讲。”市政协文化文史委专职副主任王蕾说。

市政协委员，深圳共青团融媒体中心负责人余治国对此也表示认同，他提出，可以持续深入推进协商工作机制变革，更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专业性优势，而落脚点一定是要“讲了不白讲”，要有协商效果。这是协商这个概念能构成的重要支撑。

“委员不能自说自话，不是委员说啥就是啥，所以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协商。”市政协文化文史委主任尹昌龙表示，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说过，政协委员追求的是讲的对。我们要通过面对面商量、反复讨论，使意见更精准。但是要让对的意见管用，则必须“让协商长牙齿”，也就是从制度上去加强协商结果运用的刚性和约束力，让决策人更大程度上吸纳协商中对的意见。

除了在制度上形成协商的刚性和约束力，于爱成认为，还要培养全社会的协商能力：“无论是委员的协商能力还是民众的协商能力，都是可以训练提高的。”尹昌龙对此表示赞同：“文化是一个态度，但是文化也是一种能力，协商文化里也应该包括对协商能力的建设和反思。”

市政协委员、深圳青年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海鸿也认为，协商规则不清晰，导致很多人不知道可以协商、不会协商。因此，在提升协商能力的同时，要把协商的规则变得清晰，让大家在规则中去实现更好的协商。

深圳政协要为我国协商文化建设探路

“什么是深圳协商文化的特色，深圳协商文化对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有什么创新价值和独特贡献？”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玉蓉认为，探讨深圳政协协商文化，要立足于这两点。 深圳政协早在1993年就确立了“发扬敢闯精神，敢于闯先，敢于进言，闯出政协工作的新路子”的目标；1994年的“我为特区献良策，推动良策变决策”活动提升了参政议政实效。这些彰显深圳精神的政协工作创新实践需要总结、提炼和发扬。

“在如何建立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协商文化机制的过程中，我也在考虑网络伦理的问题。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引导网民进行理性的政治参与，警惕网络暴力和非理性行为对协商文化乃至协商主体的伤害。”黄玉蓉说。

袁义才认为，深圳政协要为中国的政协制度发展发挥实验、探路作用，要为丰富和完善政协制度做贡献，协商文化建设、创新也一样要起到为全国协商文化建设探路的作用。

在吕绍刚看来，深圳要在大的协商文化基础上提炼出深圳特色协商文化，这种特色应该有强烈的创新，包括有创新形式、手段、氛围。

“所有创新都是根据时代大环境和我们拥有的外部条件、因素推进这个创新。移动互联网正在重新塑造世界范围的政治生态，也必将深刻影响“协商”在新时代的“进化”和升级。我建议，深圳要建立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协商文化。”余治国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链接更多的专业人士，可以链接更多的政府部门，可以链接更多的市民居民发表意见的话，这个协商文化该怎么建立？这也是我们立足深圳互联网城市建立协商文化应该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在怎么建立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协商文化机制过程中，我也在考虑网络伦理的问题。这当中有一些规则要建立，但是这个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黄玉蓉说。

尹昌龙表示，协商文化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协要在社会协商文化中发挥先行示范作用，来带动整个社会形成理性、科学、有效的、创新的协商文化。协商文化建设同时还有个质量问题，不仅仅是协商，还要看协商得到位不到位，协商得有没有成效，唯其如此，协商才算有质量，协商文化才算深入人心。

（原标题《“如何协商  怎样文化”？来听听委员专家“深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