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正义基石所在。以现代眼光看，社会经济发展只有体现到人生活质量提升、人生存境遇改善上来，才有意义。

中国古代有两种治理理念，都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相应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亦对今天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春秋前期，管仲提出了“富民”治国论。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百姓富裕易于治理，百姓贫穷则难以治理，其历史依据是，“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百姓富裕就能安居，重视家业，就能服从管理，就怕违法，这样就容易治理；百姓贫穷则不能安居，轻视家业，就会作奸犯科，这样就难以治理。

由此“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管仲协助齐桓公实行了一系列“通货积财”的富民政策和相应改革，如“遂滋民与无财”，关心百姓，救济贫困者；“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推行税制改革，废除树木税、六畜税和人口税，只抽铁税和盐税；重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开创职业技能教育等，齐国也由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这一“富民”治国论是中国最早的“国富论”，不少理念与18世纪亚当·斯密《国富论》有相通之处。

战国末期，商鞅则提出了“贫民”治国论。认为国家要治理好，须以贫民、弱民为前提。“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理由是民贫易治，民富难治，“家有余食，则逸于岁”“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此“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就是要让贫者求富，富者复贫，这样人们就匍匐于生计而无力于其他，天下可治也。

商鞅是基于“制民”效能最大化提出“贫民”治国论的，认为“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　“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治政之道在于抑民致富，不让他们在智力和财富上“强”起来。

从文明发展看，“富民”治国理念有着翔实的历史依据。所谓“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民愈富，愈益治，这一“技术理性”在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一个简单事实是，历朝历代起义者赤贫者居多。从人性角度看，正如孟子指出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有恒产者要守一份家业，这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从社会结构看，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的，有一定财产的中产阶级是城邦最稳定的因素，中产阶级阵容越大，贫富两头越小，城邦就越稳定。

重要的是，“富民”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正义基石所在。以现代眼光看，社会经济发展只有体现到人生活质量提升、人生存境遇改善上来，才有意义。这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所实施的一系列富民政策所具有的远见卓识。无论在治政技术上，还是治理价值上，“发展”是硬道理，“富民”也是硬道理。

（作者系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

（原标题《观澜丨善为国者 必先富民》）

见习编辑 秦涵 审读 吴剑林 审核 郑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