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文化中，人命至重。对生命的救助不仅有礼俗宗教的道德指向，也有行政法的褒旌赏赐，还有刑法的明确惩处，法律和道德形成双重合力，开发善性，抑制恶性。

新年伊始，随着一审法槌落定，江歌案暂告一段落，被告刘暖曦为自己的自私冷血付出了代价。但这种代价仅仅是一种民事上的赔偿和抚慰，难以从根本上荡涤人性的阴翳，暖化人心的冷漠。

江歌案折射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死关头怠于救助的道德缺失；一个是对于生命救助的法律缺位。实际上，民法典第184条已经开启了生命救助的有效通道，不管危险来自外部侵害，还是来自受害人自身的疾病，只要救助人自愿、无偿救助，哪怕造成或加重了损害，救助人都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是一道免责金牌，有利于激活善性，激发善行。但民法的道德立场如果缺乏公法的强力支撑，很难达成扶危济困的立法目标，更难以消解人性的卑污怯懦。见死不救，无论是危险引入者，还是袖手旁观者，大不了背上缺德的骂名，但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有鉴于此，《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规定了“怠于给予救助罪”，法律后果是5年监禁和被处罚金；《德国刑法典》规定了“不作为以及非故意杀人罪”，见死不救者会被同时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判处1年自由刑或被处罚金。日本刑法第217条规定了“遗弃罪”，认定见死不救构成一种积极的“遗弃”，属于犯罪；而第219条的“遗弃致死伤罪”，属于结果加重犯，由此导致被救助人死亡或伤残，则加重处罚。

传统中国如何处理见死不救的缺德行为？传统法文化中，人命至重。对生命的救助不仅有礼俗宗教的道德指向，也有行政法的褒旌赏赐，还有刑法的明确惩处，法律和道德形成双重合力，开发善性，抑制恶性。以秦代为例，商鞅变法，赏罚分明，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杀伤人，百步之内的人不予施救，罚缴两件铠甲。这惩罚很重，重到什么程度？秦代铠甲样式复杂，用料昂贵。有鲛革，原料是鲨鱼皮；有犀革，原料是犀牛皮；当然，也可以上缴铁甲，但秦代的铁不是今天的生铁，而是当时极为稀缺的青铜。

不救人，惩罚很重。救了人，有赏吗？有。罚重，赏也重。如果制服罪犯，按战场上杀死敌人的功劳受赏。按照韩非子设计的标准，杀掉一个敌人，赏爵位一级，一首一级，这就是“首级”的来源；要想做官，起步也是年薪五十石的级别。有官做，就有岁俸，细水长流；有爵位则可能得到衣食田，子子孙孙，世代传承，所以，秦代的人都真心想当英雄，也出了很多真心英雄。

这种立法精神，从秦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有效支撑了见义勇为的道德底座。以唐代为例，不仅在刑法中规定了“不救助罪”，又在行政法层面颁布了可观的奖赏条令：只要见义勇为，无论是救助人命，还是捕获贼盗，政府都自己出资，按所保全财产的十分之一比例赏赐救助人。

概而言之，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西方，见义勇为既是一种道德义务，也是一种法定义务。正是凭借公法与私法的合力，生命救助才上升为一种积极的善行，法律也最终成为善良的守护神，公平的矫正器。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