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播观 | 被收编、被规制、被观赏:混剪视频二十年的话语形态转向
2022-01-11 16:23
收录于专题:新传播

彭  兰

混剪,并非基于社交短视频平台的新事物,而是互联网发展早期“恶搞视频”的衍生。20年的发展,它经历了发轫、野蛮生长、秩序重整、融合多元的发展阶段,其内容生产模式,完成了由UGC-PGC-PUGC-OGC-BGC的转身。在网络作为主导价值媒体的语境下,由草根喧嚣演变为精品节目,由另类张扬表达到融入主体价值体系,这无疑都是话语形态转向的表征,这也是混剪视频被收编、被规制、被观赏的结果。

【关键词】影视混剪   收编   恶搞   话语形态

从WEB1.0到WEB3.0的跨越式发展,改变了传统单向度的传播模式,也培养了网民日益视觉化的信息接受倾向。在众多视频类型中,混剪类视频是最早的类型之一。本文以混剪视频为研究对象,纵观网络视频20年的发展历程,对其定义做了相关规范,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由“恶搞”到“戏仿”,再到“混剪”的概念流变,尝试从话语形态转向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一、什么是混剪

(一)混剪的定义

混剪,从学术上并无明确定义。一般认为,这一技术概念最早源于YouTube网站,对应“mashup video”(也称“video mash-up”),是一种基于剪辑功能的二次创作视频类型。是以预先存在的影视作品为素材,通过画面进行剪辑、拼接、配音等蒙太奇处理技术,达到拼贴、霸占、脱冕等艺术效果。

(二)混剪视频的概念流变

早在21世纪初期,我国就已经在互联网上有了小范围传播的混剪视频《大史记》系列,2005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更是将这种视频形式推向高地。只是当时的研究并非从技术层面分析,而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解读,称之为“恶搞视频”。“恶搞”,英文“KUSO”,源于日本 ACG(Animation,Comic,Game)的“KUSO”文化。踏着互联网的春风传入中国,主要是围绕影视类作品做消解或逆向的另类创作,用来表示用游戏、嘲讽的心态对待喜欢或不喜欢的各类作品。对于这类视频,也有学者称之为谐仿、戏仿、模仿讽刺等,翻译自英文“parody”,其义是指对原作品的嘲弄、讥讽性模仿。西方法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客观上,谐仿对原作品的模仿应当保持其风格和态度,不得歪曲。主观上,谐仿作品是基于对原作品的模仿的取笑或者讥讽。[1]从“网络恶搞视频”到“网络混剪视频”或“网络戏仿视频”,这即是从文化到法治到技术的概念流变。

(三)混剪视频发展

1.发轫之始(2001—2005年)

已知最早在网络上传播的混剪视频是《大史记》系列,一般认为共有三个篇章,主创都是电视台工作人员,均有明确署名。作品融合各类老影片断画面、当下流行词汇热点事件,通过拼接、重新配音等方式讲述新故事。《大史记》系列作品更多地显示了中国电视文化人的幽默,拿自己“开涮”的勇气,起到游戏与娱乐的作用。

如果说出自电视台工作人员之手的《大史记》系列作品的产生与传播,依然是在视频拍摄与剪辑技术不普及时期少数群体自娱自乐的一种“特权”,那么对中国联通服务质量进行大胆幽默的讽刺作品《网络惊魂》,则标志着在新的时代视频制作与传播已经成为一种“平权”,互联网的发展给予受众表达的渠道和展示的舞台。

2.野蛮生长(2006—2008年)

胡戈以及他《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走红,得益于“播客”风潮下中国网络视频的业态萌芽。同时,他的成功也引领了一批“网络鬼才”,他们大秀其技,一批视频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再创造”时代。结合这样的网络热潮,2006年,大量国际资金进入网络视频领域,产生了各类视频分享网站和客户端,用户上传和获取视频资源不再仅限于P2P模式,更加方便与快捷。这一年又被称为中国“网络视频产业元年”。处于市场开拓期的各大网络把恶搞类视频当作吸引用户、增加流量的一大法宝,商业的刺激和放大的表达得以合谋。视频片段多来自用户上传,同时,这也是最早期的视频UGC内容呈现,会普遍存在大量低俗、粗制滥造的成分。

3.秩序重构(2008—2012年)

短暂的野蛮生长、无序竞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惨烈的行业大洗牌。市场方面,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国际资金陆续撤离,此时的视频行业还处在市场培养期“烧钱”状态下,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商业模式。政策方面,行业部门的规制开始收紧,北京奥运会这个重大体育赛事也从侧面革新了行业经营理念,传统广电入局网络视频行业,逐步推进版权保护进程。

4.融合发展(2013年至今)

秩序重整之后,一边是高额的版权购置成本,一边是受众日益提高的内容需要度,都倒逼网络公司进行更深层次的内容生产革命。同时,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短视频行业的兴起,给混剪视频又创造了新的机会。腾讯、新浪、美图三家公司率先推出了微视、秒拍与美拍三大短视频工具。而后,抖音异军突起,杀入音乐社交创意短视频,视频行业呈现出明显的移动化、社交化趋势。大量混剪类、剧情类、美食类视频出现,并快速探索到适合的商业模式。

二、混剪视频的话语形态转向

混剪视频20年的内容生产,已经由早期“恶搞”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发展到PGC(专业生产内容)、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OGC(职业生产内容)、BGC(品牌企业生产内容)模式,这一转变必然带来话语形态的变化。也即是,混剪视频从消解主流话语到表达主流价值,从批评现实表达自我,慢慢成为被观赏和物化的商品。

(一)从抵抗到被收编

纵观混剪视频发展历程和概念流变,可以看到,在不同的阶段中大致有三类研究视角,一是恶搞; 二是戏仿;三是混剪。角度不同,关注点亦有差别,但共通的地方在于,都认为网络视频发展之原动力,是民间话语权的诉求。[2]

1.混剪视频的早期:青年亚文化的抵抗与狂欢

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编辑软件的问世,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传受结构,大众不再是被隔绝于艺术殿堂创作之外的朝圣者,网民对各类素材的借用、组接就能形成全新的文法和表意,同时借助网络传播和丰富感官,当网民掌握了更为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他们便认为被赋予了构建合乎自己理想世界的权利,于是维系着旧有世界的种种神话首当其冲面临被肢解、被抛弃的危难。[3]

狂欢与抵抗。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提到,狂欢节的发生需要具有空间因素,而基于互联网架构起来的空间再生产就是广场。狂欢形成了一个与现实制度相隔离的第二世界,这是与主流世界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主文化与亚文化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彼此渗透、相互交叉,共同建构了纷繁复杂的社会。伯明翰学派基于对英国工人阶级亚文化的研究,认为这种文化表征了一种反霸权的意识形态。其灵魂人物霍尔指出,青年亚文化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但是它是对一种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4]

去神圣化。经典,特别是“红色经典”,在民族国家想象的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在网络恶搞者眼中,经典不但不再是膜拜对象,而且成为一种可以反其道而用之的文化资源。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恶搞视频《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隐射社会现实,表达不满情绪。这类恶搞不可避免地触发了国家权力机关对它的调整和规制,从此,网络上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恶搞红色经典的视频。

去精英化。大师级导演习惯于高高在上地向观众倾销文化优越感和历史忧患意识,高投资、高科技加持下打造的是“命运”“权力”等恢宏主题叙事。混剪视频反其道而行之,一种微观叙事策略,一个接地气的故事,消解了主流文化的话语逻辑,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和批评色彩,获得网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

2.混剪视频后期:被收编

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incorporation)是伯明翰学派的关注重点。收编,指的是主导文化对体系外的文化进行再界定和控制的过程,是主导文化放弃武力或暴力方式,对亚文化进行柔性地遏制、整合、消毒和缓解的过程。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件的抵抗风格产生以后,支配文化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坐视不理,它们对亚文化进行了不懈的遏制和收编:第一种,商品的方式。把亚文化符号转化为大量的文化工业产品;第二种,意识形态的方法。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5]

意识形态收编。现今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为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占据的重要阵地。迪克·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提及,对越轨行为贴标签,形成“道德恐慌”是意识形态收编的主要方式之一。混剪类视频从它诞生之初就有了一个标签:恶搞。当视频的对象涉及经典与红色的内容时,考虑到有可能会混淆青少年的是非观,弱化民众对文化和权力的规训,降低民族国家想象中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有关部门有了完全不同于“馒头事件”中的中立态度,引发了一系列的整肃行动,并严正声明不允许娱乐化、不允许庸俗化、不允许颠倒主流价值观等。

商业收编。在混剪视频野蛮生长的阶段,就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商业收编消解原有的颠覆意义,余下的只不过是一种宣泄的仪式、一种虚无的抵抗和一种时尚的商品。[6]随着版权意识的增强,高速增长之后的网络视频行业,开始退掉资本的原罪。UGG视频网站进行了一轮洗牌,花重金购买各类版权内容、网络首播或独播权,同时通过打造优秀内容满足用户日渐挑剔的需要。资金也要求视频的生产按照商业逻辑去考量,实现了内容生产由UGC到PGC的跨越,具有教化作用和精准打击的PGC模式踏上商业资本逻辑的快车道,朝着规模化生产方向发展。[7]最初的“恶搞”只有赚眼球,而后企业、网站、制作公司三方合力而成的微电影宣传,则是为了商业利益,从作品到产品,从表达观点到展示商品,即是亚文化符号到商品的收编过程。最终,亚文化风格被重新界定,在市场和日常生活中被剥离了最初的生成语境,成为凡夫俗子或时髦商品

(二)从暧昧到被规制

1.混剪视频早期:主体社会态度暧昧

混剪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重重地砸下,激起了各方讨论,可谓是百家争鸣,但又各方暧昧。一是传媒人惺惺相惜。央视认为有创意,原北京电视台工作人员卢小宝认为作品不算侵权。二是学者解读多元。有人认为这是搞笑方式呈现的文艺评论,更多是学者把《无极》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当成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垒。三是法律裁决难定。不少法学专家表示这一新的形式新的表达,是否侵权,援用哪条哪例,尚无标准。四是电影人欲说还休。有导演包容,有导演支持,传言陈凯歌欲诉诸法律,终究归于无声。五是网友追捧。网友对胡戈及作品持普遍支持的态度。最终,主体社会的暧昧态度,因为触动了政治意识形态“雷区”,而提前终结,规训和惩罚接连到来。

2.混剪视频后期:被规制

混剪视频发展早期确实存在不少法律和道德层面的风险。这也是其备受争议的地方。有秩序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结合多方内容,在后期发展中,从管理和法律层面上给予相应规范。

规制管理上。视频UGC内容的娱乐化、低俗化倾向下,行业管理部门的规制开始收紧,整肃到来。《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正式确立了我国互联网视听服务的牌照许可制度,规定企业提供互联网视听服务必须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抽查情况公告(第1号)》,公布了62家违规网站名单,并进行了关停、警告等处罚。“整顿互联网低俗之风”的专项行动,将300多家涉嫌违法违规的视频网站关停,进一步清理整顿,关闭了多家无证BT网站。

监管部门有关内容视听内容相关的政策文件有近20项,从明确管理部门与监管对象,到许可制度与准入门槛,从内容监管到社交媒体传播的重点规制等,从总体趋势上,规范管理思想由主体准入逐步转向内容和全过程动态监管。

法律层面上,版权保护和表达自由这对矛盾由来已久,而互联网时代将其冲突进一步显性化。混剪类视频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纷争不断。争议主要围绕着是否为合理使用,是否为二次创作,以及侵权法律关系认定。2021 年 6 月 1 日,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式开始实施。其中回应了混剪短视频司法保护问题。关于“视听作品”类型及权利归属、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权利的限制、损害赔偿等规定的修改及完善,将对短视频的司法保护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混剪视频创作者最为关注的“合理使用性”问题上,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增加了构成合理使用的原则性规定及兜底性条款,给予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更大的解释空间。可以看到,这20年来在不断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新的版权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三)从批评到被观赏

1.早期混剪视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体

从批判学派的观点看,大众文化是一种下层文化,文化大众用两种基本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下层性:一是逃避,二是对抗。[8]网络恶搞,是“弱者”低姿态反抗的武器,也是大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武器”。在不少研究学者的视角下,早期的混剪作品是大众思想和态度的表达。如果说《大史记》中对工作环境的自我批评,是创作者刀刃向内,那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对影视大片的文艺批评,则向外“逃避”精英文化的规训;《春运帝国》这类针砭时弊的作品,亦是刀刃向外,在逗笑中以批评和对抗不公正的社会现实。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确实有各种矛盾的纠结,混剪视频的创造者将自己的社会正义感灌注在夸张的情节之中,一是满足了其创造欲望;二是让阅听者起到释放社会情绪,缓解社会压力的“安全阀”作用;三是通过传播,让更多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管理上层关注并解决问题。

2.混剪视频后期:被观赏

身体消费。“视觉转向”已经成为网络消费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以形象或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更多地关注身体和外在。“颜值即正义”“三观跟着五观走”等观点因受到网友的追捧而大行其道,身体已经成为一种资本,是获取关注和成功的一大推动力。混剪视频往往通过极具感染力的身体形象来刺激受众的感观,如“金庸小说中的美人群像”“这是什么盛世美颜”“港剧经典美人镜头”等充斥在互联网上。鲍德里亚认为,身体已经取代了灵魂以及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救赎的对象,成为最美的消费品。在各类混剪视频中,身体的消费已经成为日常审美的展示,不但满足了对身体幻象的追逐,同时也拉动了身体消费,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消费市场。[9]在身体价值不断被挖掘和消费的背后,各类商业机会在推波助澜,比如很多健身机构、美容机构都通过短视频混剪获取流量和关注。混剪视频是一种包装推广和宣传手段,而被定义的美好身体是被展示的消费品、被观赏的对象。

被物化。在网络视频发展的后半场,互联网的混剪视频类型大同小异,但是其内涵特征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还是会有关于是否合法合规的争论,但是早先的批评社会、讽刺主流审美的精神内涵已经消失殆尽,留存下来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一是影视混剪类,大多是对电影内容的缩编,如“谷阿莫几分钟带你看电影”系列,这一类法律风险系数最高;二是动漫混剪;三是明星混剪类。后两类主要是粉丝基于原视频符号的解构与重组,作品带有浓郁的粉丝意志。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淹没在媒体信息中的受众容易迷失自我。

三、结语

如果说恶搞是一种文化思潮,那么,混剪则是一种外在技能。而今,“恶搞”一词的潮流已经退却,正如斯科特所谓的“弱者的武器”并不可能最终改变“弱者”的阶级从属,“弱者”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一样,网络恶搞对权威的解构和颠覆,也不可能带来现实秩序和体制的革命性改变。[10]一是恶搞权威而来的快感很快让创作者失去批判和抵抗现实的能力。受众看客或哄客心理也使得其娱乐游戏性要远大于其批评价值。二是抵抗很快被收编和规制,并成为商业社会下的具有观赏价值的商品。

最初具有“抵抗”意识的混剪视频,最终更多地成为“群体在场”的狂欢与游戏。未来,如果没有思想的述说,只会是一片荒芜,即便繁华。

参考文献

[1]罗莉.谐仿的著作权法边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说起[J].法学,2006(03).

[2]何志武,葛明驷.网络原创视频话语形态的转向[J].当代传播,2014(01).

[3]芦何秋.网络恶搞视频的文化考量[J].电影艺术,2008(03).

[4]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3.

[5]胡疆锋,陆道夫.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06(4).

[6]蓝爱国,网络恶搞文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109.

[7] 何志武,葛明驷.网络原创视频话语形态的转向[J].当代传播,2014(1).

[8]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60.

[9] 柯泽云,向军.混剪视频的传播心理机制——以哔哩哔哩弹幕网站为例[J].新闻与写作,2020(11).

[10] 刘桂茹,喜剧美学抑或话语暴力[J].创作与评论,2013(07).

作者彭兰系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编辑 编辑-刁瑜文(客户端)审读 舆情研究部-李诚审核 编辑-詹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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