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战：抗战期间中日的另一场交锋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 翟意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4月版

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社会形势错综复杂，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宣传对于战争局势可谓影响深远。翟意安这本《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对全面抗战期间包含国共两面的中方与日方的宣传战的系统研究，为我们呈现了另一条战线上中日双方的激烈交锋，为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有益参照，也为继续思考和解释为何1949年国民党政权最终败亡提供了一个落脚点。

“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这是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维尔的经典论断。宣传在人类活动历史中由来已久，而“宣传战”的出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英、法、德、美等参战国广泛利用各种宣传手法来鼓动本国民众、诋毁敌人、拉拢中立国和盟友，其涉及范围之广泛、手段之无所不用其极，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而抗日战争期间中日双方对于“宣传战”这一战争模式高度认可，在军事斗争之外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

日本在一战后总结德国失败的教训，认为其正是因为宣传战中的失利。基于这种认识，日本政府对于宣传战的谋划可谓煞费苦心，逐步设立了包括陆军新闻班、外务省情报部等机构，从组织架构、战略构想以及人员配备上为对内、对外的宣传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反观中方，国民党的对内宣传以压制为主，在七七事变之后才着手组建国际宣传处进行对外宣传。而共产党则发挥自身优势，借助群众运动，宣传工作在抗战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早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及各抗日根据地创办的报刊中，就曾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共宣传工作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抗战资料文献相继公开出版，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宣传战。而且，日本方面在反战思想的感召之下也陆续披露和出版了有关反映抗战时期在华日人反战组织情况的材料，为研究中方对日宣传战提供了有利条件。翟意安认为，综观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在史料采择上多以中文为主，着眼点多为中方对日宣传，而对日方的对华宣传相对较少。

本书依据大量中日双方的档案文献等资料，主要从组织架构、政策演变、宣传效果等方面入手，对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宣传战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并将包含国共两面的中方与日方进行分析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日本方面的对华宣传战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探源，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知识阶层对华观念的转变。作者指出，当时的日本知识阶层随着时局变化对华态度产生了尊崇敬仰到贬抑嘲讽的颠覆性改变，甚至有不少知识分子走上了鼓吹征服中国的道路，在此推动下，甲午战争开启了后续一系列的日本侵华行径。

抗战期间中国方面的对日宣传一方面由国民党政府主导，在广播、报刊、国际宣传乃至战俘工作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本书着重叙述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宣传工作和成果，但国民党始终存在畏日心理和国民党高层对外政策意见不统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的作用，尤其重视群众工作。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曾提出：“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也即要求不仅要用口来宣传，同时要用行动来宣传。抗战期间，毛泽东发出了许多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制定了详细的对内对外宣传政策，十分注重方式方法。

作者在本书研究结论中指出，三方对于宣传战的理解、思想核心以及重视程度等的差异直接带来了宣传效果的不同，尤其组织能力的强弱对现代宣传活动的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宣传应当做到赢得最广大的底层民众的支持，以此作为宣传活动达到目的的基础，是为“底层效应”。

本书虽主要着眼于对组织架构、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的剖析，偏重宏观叙述，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对“人”的因素的微观考量，作者征引大量的口述、回忆等资料，表明为数众多且信仰坚定的中共党员是共产党宣传工作能够取得瞩目成绩的根本原因。抗战时期的共产党的宣传战，成功瓦解敌人，争取一批敌人，与革命时期广为流传的经典语录：“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这些“因人而异”的细微差别，共同构成了组织架构、机制运转、政策实施等方面的差别，当然也导致了最后的宣传工作成效的天差地别。历史主要由人的活动构成，重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才能使历史研究真正回到历史现场，对历史事实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原标题：《宣传战：抗战期间中日的另一场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