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六十岁了，感觉人生就像愚人节

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如果没有2003年的那个愚人节，

今年哥哥应该六十岁。

六十岁的我们，会两鬓斑白，会子孙满堂，会提笼养鸟，会在公园里唱歌、遛弯、打打太极。

六十岁的哥哥会怎样？是在赶各种片场，还是在注射玻尿酸，没人能想像得出来。

2003年的愚人节，戏谑至死。文华酒店楼下的一声闷响，瞬间堵塞了中环诺干道的交通，也堵塞了几亿人的心。

此后十三年的4月1日，人们相互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经意不经意之间，总会想起文华酒店的一幕，悲伤也不是，漠然也不是。

时间会冲淡情感，然而怀念总在继续。

就好像我们会在3月里怀念海子，唱着“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我们会在10月里怀念顾城，唱着“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我们也会在每年的4月1日怀念哥哥，唱着“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怀念是因为装腔作势地厌弃眼前苟且，还是叶公好龙地惦记着诗和远方？

对待生命的过程，我们需要仪式。

对待时光的态度，却因人而异。

逃避仓皇间的老去——不服输的刘晓庆和她身后披红戴绿的广场舞大妈，选择坚强地与时光为敌。

留住最美好的念想——日本的原节子、山口百惠，中国的阮玲玉、张国荣，或是用归隐，或是用自杀，选择与时光和解。

毛尖描述张国荣的美：“这是一张性别特征明显但性意味含混的脸，有足够的魅力可以讨好任何人。”

他可以易装登台，别人看到的只是惊艳。他可以坦承同性恋的身份，人们会很轻松地接纳——对于美到极致的男人，世界还是会显出它宽容的一面。

哥哥的那张脸，是一个时代的“高潮和伤口”。

我们都会变老，但哥哥不会了。

《英雄本色》里的阿杰，充满理想，不谙沧桑，被小马哥的鲜血喷溅了一脸，也喷醒了人生。

《纵横四海》里的阿占，风华绝代，玉树临风，留下一句“我是通天大盗，明天看报纸吧”，经年绕梁。

《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为情痴，为情死，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在想象的异邦与残酷的现实之间，不懂进出。

《春光乍泄》里的何宝荣，孤独、任性、颓唐、感伤，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两个男人的爱情，说不出的寂寞。

四部电影，写着哥哥的人生。

导演吴宇森评价：“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我以前在香港落魄的时候，他总是伸出援手资助我；我不仅敬佩他的才华，更敬佩他的为人。”

老板黄百鸣眼中的哥哥：“明星到外地做宣传，助手、化妆、发型师、保镖通通要带，但是张国荣什么人都不带。”

据说一起拍亲热戏的时候，梁朝伟顾虑重重，哥哥知道后开解他：“放心好了，我不会看得上你。”

戏里戏外，骄傲还是谦和、唯美还是绝望到了极点，才会有这些身后传说。

《阿飞正传》里的谶语，今天想起来脊背发凉：“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没有脚的鸟，它一生都在天上飞啊飞啊，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2011年，室内设计师莫华炳终于开口：2003年的4月1日中午，他接到了张国荣的吃饭电话，饭间哥哥很直率地对他说：“要死，最直接是跳楼。”

2015年，张国荣的大姐张绿萍公布死亡真相：“抑郁症是有两种的，一种是Clinical Depression，因为脑部里面化学物品不平衡了，是生理上的；另一种是就是大家明白的有不开心的事什么导致的。Leslie百分之百是第一种。”

人生会有那么难吗？抑郁会有那么苦吗？

一个本已倾国倾城的男人，何以如此决绝地与世界告别——这是我们想了13年也想不出答案的问题。

加缪说过：“自杀是唯一值得严肃思考的哲学问题。”

我们的理解，或是因为不能负担的痛苦，或是因为对完美、自由和爱的偏执。

然而吊诡的是，还什么痛苦，能大于生命的逝去。当生命不在，完美、自由和爱又何处附寄。

凡夫俗子的哲学，在于好死不如赖活着。哥哥选择将生命停驻在46岁，接受凡夫俗子们深情而又矫情的祭奠和朝拜。

严肃思考之后，问题依然无解。愚人节里的玩笑，哥哥开得最大。

跳楼前，哥哥在留下的纸条中说：“Depression（抑郁症），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这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先生，多谢家人，多谢肥姐。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

跳楼治愈了张国荣的抑郁症，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是喧嚣，越觉得孤独。人们好像都在不停寻找出口，循环往复地逃避。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岁月流转，如今重听这首歌，感觉人生就是愚人节。

编辑 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