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生

曾生（1910～1995），原名曾振声，广东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东江纵队的创始人。历任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主席，中共香港海员工会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东江纵队暨两广纵队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渤海军区党委副书记兼副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珠江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地委书记，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长，国家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顾问等多种职务。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10年(清宣统二年)12月19日，曾生出生于坪山乡石灰陂(原属惠阳县，后属宝安县坪山镇，今属深圳市坪山新区)。父亲曾庭杰先在一艘英国轮船上当厨师，后到澳大利亚悉尼做厨工。母亲钟玉珍是一位纯朴的农村妇女，一直留在坪山，除种田外还兼做裁缝。曾生出生后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并在6岁那年进入教会学校福音堂读书，一年后转到知新书室(私塾)就读，嗣后又转到龙岗圩外沙梨园小学读完初小。10岁时，就读于香港超然学校。因不满于学校落后的教育、和恃强欺负自己的学生打架等原因，被校长认为“难以教化”，仍回坪山读高小一年级。1923年，曾生由在远洋轮上当轮船管理员的曾三叔带领赴悉尼就读。在轮船上，曾生看到一群人惶恐不安地蜷缩在轮船幽暗的角落里，就向叔叔曾三打听。曾三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在国内无法谋生，想到国外去寻找活路但又没钱买船票的穷人，只好托相熟的船员把他们藏在船舱里。碰上军警核查时，就像蛇那样蜷曲在床底下或木箱中，一经发现，就会充军或被驱逐出境。船上俗称这些人为“屈蛇”。曾生为此感到非常难过。多少年后，这些“屈蛇”的形象还深深地印在他脑海里。　　　

曾生到悉尼后，先是到一所教会办的补习学校读书，然后读初中。初中读完，就转到商业学院学习，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到附近的汽车行学习修理汽车。在悉尼，看见中国人被白人称作是“劣等民族”，遭受白人欺侮和歧视的现实，曾生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怒，并且在暗地里许下了效忠祖国、振兴中华的志愿。1928年，曾生从商业学院毕业，与父亲一起回到了阔别6年的坪山。曾生也由一个不懂事的少年长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6年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战争，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在井岗山会师等等。这些事件，逼得曾生不得不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曾生回国后，先是到潘子湘开办的广州百粤补习学校补习中文，半年后考入中山大学附中预科，住在“学旅”(专门租给学生住的旅店)。1929年冬，正当曾生准备期考之际，一天晚上莫名其妙地被军警抓进牢房。经与同牢房被抓的几位同事交换情况后分析得知：学校的房东黄明堂曾经追随孙中山，后成为张发奎的部下并派回广州做策反工作，密谋推翻陈济棠在广州的统治。但曾生和他的同学们与黄明堂只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并未参与。为了尽快出狱参加期终考试，曾生先是要求中山大学出面担保，不果；继而写信给百粤补习学校的潘子湘校长，经潘保释出狱。　　　

这件事．对曾生感触很深，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内部腐败、争权夺利，对下则横征暴敛，不顾人民死活的真面目，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同时，曾生在牢房中，看到了共产党员留在墙上的“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从而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和信仰，并开始留心打听有关共产党的消息，阅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关进步书刊，和惠阳的同学们一起创办了旨在反帝反封建的杂志《铁轮》并邮寄到香港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曾生在中大附中上学期间，就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组织领导才能和斗争精神。　　　

中大附中的毕业生，按惯例必须要和其他学校的高中毕业生一样：要进入中大学习，必须再次参加开学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录取。但曾生认为这极不合理：中大附中实际上就是中大的预科班，按道理应该直接升入中大，不必再参加考试。曾生上高三时，恰逢大学学生都举行罢课，曾生乘机联络并发动附中高中部的同学就此事向中大校长邹鲁请愿，并以高三班主席的身份出面和邹鲁淡判。邹鲁怕罢课风潮闹大，就答应了曾生他们的要求。　　　 

1933年7月，曾生由中大附中直接升入中大文学院教育系读书。

中山大学是一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大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有党员近7 0人，共青团员300人左右；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许德珩等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都曾在中大任教或讲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山大学的党组织也受到破坏。曾生入学时，中山大学已没有党的组织，但仍有何思敬、何干之等少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在学生中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邓初民等进步教授仍在向青年学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加之曾生在附中上学期间，就和附中的同学钱兴、粟稔、韩瑶初、钟远蕃、罗宗皇、褐万禾、张凤楼、黎伯枢、黎元杰等10多人成立了读书会，广泛阅读当时在广州发行的《读书生活》、《世界知识》、《文学月报》等进步报刊和书籍，一起参加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讨沦。这些，对曾生在中大成长为学生运动领袖并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4年冬，曾生经同学介绍，参加了由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王均予发起和组织的进步青年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曾生利用担任中山大学平民夜校校长的便利，以夜校教师中午或晚上需要休息为理由，向学校当局要了几间木屋作为中青秘密活动的场所。这个场所，后来成为广州学生运动的指挥中心和根据地。　　　

1935年，随着日军在华侵略活动的进一步加剧和全国抗日热潮的高涨，广州的青年学生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活动中。曾生和他的同学们，在中青的领导下，采用张贴剪报、编排壁报等方式，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为了反对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华北自治”，中大文学院社会系、教育系，法学院法律系、政治系分别成立了抗日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九”抗日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广州后，中山大学群情激昂，奔走相告。10日，全校各班的班代表在文学院宿舍召开会议，商讨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及召开抗日大会的问题。会上，进步的同学们和受校董、广东省民政厅长林翼中操纵的“抗声社”的成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日，中大各学院3000多人在大礼堂隆重集会并通电全国，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呼吁政府领导抗战；12日，全体师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13日，中大2000多名同学又举行集会决定停课5周，组成抗日宣传队并分为5个大队133个小队，分头到广州市内各处进行演讲和张贴抗日标语。中山大学的举动，扫除了广州市内各处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一片沉寂的气氛，推动了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为了阻止学生们的抗日救亡活动，广东国民党当局于15日成立了御用的“广州市学生联合会”，提出“读书救国”并让学联也召开“抗日”大会，宣扬“游行无济于事，有效的抗日就是埋头读书”；同时，还成立了御用“广州市学生救国会”并由反动学生把持，专门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阻挠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曾生等中青成员认真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要进一步团结和发动全市的爱国师生和市民群众更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把阻挠抗日救亡运动的抗声社成员从抗日大会主席团中清除出去，掌握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12月30日，中大全校同学在石牌中大礼堂召开大会，严厉谴责了抗声社成员把持中山大学抗日会主席团席位，消极抗日的行径并撤消他们的席位、重新选出学生代表团组成主席团。会上，曾生当选为主席团主席。　　　 

12月31日，中大学生举行第二次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沙河、黄花路等地时，庚戍、执信女中、广雅中学、知用中学、中山大学附中、教中、女师等校师生陆续加入了游行队伍。下午2时左右，游行队伍到达西南政务委员会门前请愿，并选派代表6人由曾生带领和当局交涉，要求政府当局表达对抗日的态度。嗣后，队伍继续游行，沿途都有群众不断加入游行队伍，“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反对卖国投降政策!”“消灭汉奸，收复失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回荡在羊城上空。　　　

1936年初，中山大学的师生员工在进步教师何思敬、邓初民、广东“中青”负责人王均予等的影响和指导下，决心把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推向新阶段，但此时已由“反蒋”转为“护蒋”、被陈济棠斥为“治校无方”的校长邹鲁，已决心压制和破坏中山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1月6日，刚从南京开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的邹鲁，在中山大学大礼堂召集全校师生员工“训话”，一面宣称自己此次进京就是为了催促蒋先生实行抗日救国政策，一面指斥中大的抗日运动“过火”、“行为越轨”，并宣布解散由学生民主选举出的中山大学抗日会筹委会，成立由学校领导的抗日会。邹鲁的讲话，令全场哗然。被同学们指斥为汉奸教授的法学院院长郑彦桑、文学院院长范琦等上台演说，要学生服从校长“领导抗日”，被学生轰下讲台，招致邹鲁勃然大怒，并大骂中大学生是“亡国学生”，会场气氛十分紧张。这时，邓初民教授出来讲话，他面向同学们大声说：“同学们，你们的抗日救国行动是正义的行动，你们的呼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呼声。但，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大业，应不分党派、不分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谁不抗日，我们就打倒谁，谁抗日，我们就拥护谁，邹校长什么时候不抗日，我们就什么时候打倒他。”邓初民的讲话，博得了同学们的热烈的掌声，同时也给了邹鲁下台阶的机会。关键时刻，曾生抓住时机走上讲台，高声宣布继续开抗日大会，同时“请抗日会的筹备委员上台来!”当等委会的委员都上台之后，曾生又宣布筹委会的委员是今天大会主席团的成员，邹鲁立即表示“有意见”，曾生马上机灵地宣布“邹校长也是当然主席团成员”。随后，曾生即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提出建议让同学们现场讨论今后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动计划并提出议案，又经主席团归纳为如下几大提案：　 

1、立即正式成立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日救国会，领导今后的抗日运动；　 

2、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3、停课一周，扩大抗日示威游行；　 

4、联合全市学生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　 

5、由学校在学生保证金内，每人抽出一元作为抗日救国会的活动经费；　 

6、为保证抗日运动顺利进行，抗日救国会成立联络宣传队和纠察队。　　　

上述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但在讨论成立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人数和名额分配问题时，以曾生为代表的学生方和以邹鲁为代表的校方又产生了重大分歧：学生方提出全校文、理、法、工、农、医6个学院、附中各选学生委员5人，教职员工也选委员5人，校长为当然委员共41人组成；而邹鲁提出学生方和校方各选委员25人，以使其多插人手通过控制救亡委员会来压制和取消抗日救亡运动。曾生、钱兴等人经过巧妙的斗争，最终否决了邹鲁的意见并正式成立了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敌会(因南京政府还未对日宣战，为争取合法存在，故公开不称抗日会而称抗敌会)执行委员会，曾生被推选为主席。　　　

1月9日，中山大学学生3000多人，早餐后齐集石牌孙中山铜像前宣誓，然后浩浩荡荡向市区进发。虽然广东省教育厅已提前知道这一天的示威游行并提前通知各学校放假，但由于事先已进行了联络，所以，各校广大师生都冲出校门，陆续加入了游行队伍。中午，游行队伍已达1万多人。午后2时左右，游行队伍汇集到长堤新填地广场(今省总工会一带)举行大会，发表抗日演说，一致通过成立了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并推举曾生为主席，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学生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期间，不断有广州市民参加大会，大会人数达到了两万人左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等口号震动了整个广州。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又到省教育厅示威，教育厅无人出面，愤怒的同学砸烂了教育厅的门窗，并把教育厅的牌子摘下来扛到文明路中山大学操场，抗日示威大游行宣告胜利结束。这次游行，表明广东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原来的教育界扩展到全社会，由分散自发到集中统一领导的新阶段。　　　

“一·九”大游行，引起了广东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动和恐惧，公然宣称学生“造反”，马上派出侦缉、特务四处查捕广州学生运动的领导和骨干，通缉曾生、钱兴等主要领导人员，曾生等被迫转入秘密活动。1月13日，国民党当局打着“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旗号，对国民大学等学校近1000名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的学生大打出手，打死打伤爱国学生数十人，史称“一·一三荔枝湾惨案”。惨案发生后，广东军阀陈济棠立即宣布戒严并到处通缉搜捕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骨干，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被迫逃亡，中大学生粟稔、张凤楼、冯道先、朱义畅、褟万禾等陆续秘密逮捕，其中冯道先、朱义畅惨遭杀害。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接着，中山大学停止了曾生的学籍，“中青”也停止了他的组织生活。经商量：钱兴仍留在广州继续坚持斗争，曾生到香港寻找党的组织。　

1936年1月中旬，曾生到达香港，先在香港一个海员工会组织“余闲乐社”创办刊物《余闲》，不久又到招收海员子弟读书的学校“养正学校”教书一一他认为，香港海员人数众多，1922年就组织了工会并举行了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通过海员组织一定能找到党组织。　　　

1936年2月，设在上海的赤色海员总工会写了一封信给“余闲乐社”，内容是如何开展海员工作的问题。曾生把信的抄件拿到广州给钱兴看，两人均一致认为这封信是共产党的指示。这更坚定了曾生通过海员关系找到共产党组织的信心。钱兴告诫曾生说：要找到党组织，就必须成为海员工人中的一员，取得工人的信任和党组织的信任。返港后，曾生即通过其同龄侄子曾琮一一他现在是“日本皇后”轮船的二台亚头一一的关系，到有近千名工人的“日本皇后”轮游船上做了一名听铃的“走钟仔”：哪个客房的电铃响了，就去问需要什么服务，月工资港币20元。曾生是船上唯一的大学生，经常向大家讲国内外形势，开阔了工人的视野；又和蔼可亲，积极主动地接触工人。很短时间内，就和工友人们打成一片了。　　　

“日本皇后”轮上原设有党的支部和赤色工会支部，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曾生到船上时，船上己没有党的组织，“余闲乐社”的活动也被禁止，但还有曾寿隆、张东荃等几位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和一些赤色工会的会员。他们了解到曾生是因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通缉而来当海员的情况后，都积极主动地找他谈心和介绍船上的情况，并希望改变日前冷冷清清的状况，再新恢复和开展活动。为合法存在，减少损害，曾生与曾寿隆等会商并根据船上惠阳籍船员较多的实际，决定采用灰色组织的形式和以慈善福利事业的名义，成立了“惠坪乐善公所”(以下简称公所)。公所成立后，成员很快就发展到100多人，除组织演戏、募捐筹款之外，还适当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船上气氛活跃，船长也感到满意。其后，又在香港租了一间房了作为公所的办事处并出版了定期刊物《坪潮》。　　　

曾生在船上的活动，很快反映到曾在该轮做过海员的赤色海员总工会负责人丘金那里。同时，曾生随船从加拿大返航途经日本时，又接到钱兴的来信，告诉他陈济棠已垮台，他仍可回中山大学读书。王均予已通过中共北方局找到党的组织并在广州发展党员。如回广州，可吸收入党。钱兴的信令曾生十分高兴。船经上海，丘金通过曾寿隆找到曾生，两人在旅店租房彻夜长谈。当曾生向丘金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丘金说自己也没有组织关系。曾生把钱兴来信内容也告诉了丘金，丘金也十分高兴，并把在香港的赤色工会会员介绍给曾生，还写了一封信给“余闲乐社”的负责人，要曾生回去领导他们的工作。从此，曾生就担负起香港海员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1936年9月，曾生复学回到中山大学继续读书。10月，经中共广州市工委书记王均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曾生在香港开展海员工人运动的工作已有了一定基础，经曾生请求并经党组织批准：曾生一边在中山大学读书，一边继续做香港海员工运的领导工作，其组织关系转到设在香港的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受南临委书记薜尚实直接领导，每月四五趟往返于香港——广州之间，着手在海员中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同年12月，经请示薜尚实同意，由曾生、丘金(此时已通过曾生介绍由南临委恢复组织关系)、叶盘生成立了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海委)，丘金任书记，曾生任组织部长。香港海委成立后，陆续恢复了曾寿隆、周石永、刘达潮等一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的组织关系，吸收了肖春、曾文瑞等同志入党。除了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积极稳妥地在海员工人中发展党员之外，香港海委重点抓了发展余闲乐社，成立香港海员工会和支援广东人民的抗日斗争几项工作。　　　

余闲乐社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海员工人中一个重要的群众性的进步团体。它表面上是一个慈善和文娱性质的团体，但实质上是为我党掌握，并通过它来团结和组织广大海员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余闲乐社”的名称于1930年出现在“日本皇后”号轮上，而其它的轮船或前或后都有类似于“余闲乐社”的组织。1935年7月，由曾寿隆发起在香港成立了“余闲乐社”总社，(住址设在九弥敦道)并以互助公益组织的名义向香港政府注册。成立后，首先安排了几名党员加强了余闲乐社的领导．重点抓了余闲乐社的社刊《余闲》的办刊工作并在刊物上发表《海员抗日救国纲领》等文件和各船各单位抗日募捐情况；建立了海委的对外宣传和秘密联络点“新文化书店” (因为太“红”，几个月后被港英当局封闭)。　　　

1936年11月，傅作义率领绥远部队和当地群众奋起抗日，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百灵庙。曾生和丘金抓住时机，决定以救济战区灾民的名义，由“余闲乐社”发起并联合了36个团体，共同组织了“香港海员、洋务工人筹赈绥远兵灾联合会(简称“赈绥会”)，并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大会和募捐活动。从此，余闲乐社的抗日救亡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成为全港闻名的爱国进步团体。社员人数由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2000多人，到1937年更发展到1.7万多人并成立了许多分社(后来还在新加坡成立了一个分社)。通过余闲乐社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曾生由中山大学毕业，以曾子屏的名字向香港政府申请开办了海员子弟学校——“海华学校”并兼任校长，以教师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坚持革命斗争。而此时，随着海员、群众抗日情绪的日益高涨和局势的发展，“余闲乐社”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于是，海委决定采取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建立海员工会。　　　

同年8月15日，由香港60多个海员团体组成的香港海员工会宣告成立。出于工作便利和统战工作的需要考虑，工会由海员上层分子李发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共产党员、老工会会员刘达潮任副主席，曾生任组织部长。工会成立后，海员的抗日罢工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工会提出：1、在日本船上做工的中国海员自动离职，拒绝替敌人工作；2、在别国轮船上工作的中国海员，拒绝运输任何军火赴日；3、要求公司船员不要开赴日本。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七·七”事变到同年底近五个月中，参加反日罢工斗争的海员达5479人，所有日本轮船公司的中国海员3500人全部离职回国。不仅在日轮上，在其它各国轮船上的中国海员，都因拒绝运货到日本而罢工离职，如德轮“习亚”号，美国“巴拿马”轮、“阿伦布”轮、英轮“皇后”轮等等。在香港，一时竟有40多艘船只不能开航；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也有部份船舶，因海员参加反日罢工不能)开航。据1936年7月到1939年11月的香港职工运动工作报告记载：抗战爆发后，“最少也有5200个海员工人为了反日斗争而失业……目前，香港还有1万6千多失业海员工人，没有一个回日本船上去乞一碗饭吃!”　　　 

由于海员工会的抗日罢工斗争使日本受到很大的打击，日本政府向港英当局施加压力并提出抗议，要求对海员工会实行制裁：同时，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也损害了英国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也纷纷要求港英当局制裁海员下会。港英当局也害怕罢工斗争继续发展，威胁到他们对香港的统治。12月初，港英当局颁布紧急治安法；同月30日，以“煽动罢工，扰乱治安”为由，封闭了刚成立三个半月的“香港海员工会”。　　   

海员工会封闭后不久，曾生接任海委书记。他根据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的形势，以余闲乐社为重点，采取多种形式在海员中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时积极做好另外两个群众组织“香港惠阳青年会”(简称“惠青”)和“洋务工会”的工作。为了支持广东的抗日斗争，“七·七”事变前后，上述几个组织分别组成名称不一的回乡服务团，回到以珠三角为主的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斗争，向尤以惠阳和宝安籍的海员为最多并成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骨干。　

1938年10月中旬，日军入侵华南。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13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召集曾生(时任中共海员工会书记)和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广东恩平人)开会，传达中央关于东江地区可能迅速沦陷和在东江敌后开辟游击区的指示，研究回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问题。曾生和吴有恒都请缨回乡。最后决定：曾生和具有一定军事经验的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周伯明、香港区委书记谢鹤筹三人回广东组成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由曾生在海委抽调几名得力干部回东江组建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24日，曾生带领一支由共产党员、进步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60多人的工作组，到达家乡坪山。随后，中共香港市委又紧急动员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68人，以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的名义(简称“惠青”工作团)，由刘宣率领到坪山汇合。此前，原“惠青”负责人严尚民、叶锋等人，在中共香港市委和海委的领导、支持下，已于1937年8月和1938年初，以“惠青”工作团的名义，组织了两批人员回到淡水，在惠阳沿海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已在常田、横排塱、坑梓、坝岗、澳头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组建了抗日自卫队，游击小组等民众自卫武装，为曾生他们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曾生到达坪山时，坪山一片混乱，地主、富商等纷纷逃往香港，土匪四处抢劫，国民党驻军军心浮动，老百姓苦闷彷徨。怎样迅速打开局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曾生等决定先从抓党的组织建设入手，于10月30日在羊母嶂李少霖家召开工作组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曾生任书记，主管全面工作；谢鹤筹任组织部长，负责党的工作；周伯明任宣传部长，负责组建武装的工作。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隶属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曾生等人回乡的同时成立)领导。会议确定了当前的主要工作：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抓紧对干部进行培训；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自卫武装；派人做当地国民党驻军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　　　

党的建设和干部培养方面。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先后建立了淡水、平山、坪山三个中心区委；由刘宣主持在坪山学校开办了训练班，对从香港回来的100多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理论、军事知识、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并同时进行考察。培训结束后，适宜作军事工作的，留下来作可组建抗日武装的骨干：适宜做群众工作的，以“惠青”工作团的名义分配到乡村做群众工作，或派到国民党军队作统战工作。　　  

组建武装方面，惠(阳)宝工委采取了三条措施：　　　

1、动员党员群众献枪和参加工作团。工作组刚到坪山时，仅有一支曾生从家里拿出来的左轮手枪。一星期后，淡水、坪山党支部挥动员了一批青年参加工作团，团员叶维儒从家里拿来全新德国造长短枪7支，坪山党支部又送来5支步枪，很快就拥有了一支有30人、枪的武装队伍：　　　

2、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支持。曾生利用已与海外华侨建立的广泛联系，取得了他们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很大支持；　　　

3、对国民党驻军开展统战。当时，驻防坪山一带的有国民党151师温淑海旅(旅部设龙岗火井村)和地方部队罗坤大队(队部驻坪山附近)，均孤悬敌后，处境困难。经过工作，两部队均表示愿意合作。　　  

10月底，曾生到香港向廖承志汇报工作。廖承志指出：“要在国民党军队驻防的地方建立党的武装，先要争取一个公开合法的名义。这对发动群众有利，特别是对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更为有利”。返回坪山后，曾生与刘宣等5人于11月初与温淑海部淡判，要求他们支持组建部队并给予合法名义。温淑海当即给曾生颁发了委任状：“任命曾生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并于11月21日借给了10支步枪和一些子弹。　　 

12月12日，有100余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淡水附近的同田村正式宣告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郑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0团长)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就地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于11月11日建立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王作尧任队长)；增城县建立了“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第三区常备队”；中共东(莞)、宝(安)边工委组建了“东宝边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二大队(黄木芬、蔡子培分别担任大队长)。12月下旬，东宝边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阮海天从增城带来的部分人员，以及各区地方党组织动员来的武装人员共约200人，集中在东莞县的苦草洞进行整编，从中挑选了120人，于1939年元旦重新组成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政训员何与成，党总支书纪黄高阳)。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烽火。其中曾生带领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集中在坪山、淡水一带活动，所到之处立即铲除伪政权，惩办汉奸、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不断袭击日寇，迫使日军于12月7日仓惶撤出淡水。随即，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进驻淡水，并于1938年12月10日在淡水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进行了重建乡镇政权、惩办汉奸土匪，救济难民和处理伤亡、废除苛捐杂税、恢复集市贸易、兴办教育、组织生产等一系列工作，迅速恢复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赞扬。日军撤出惠州后，国民党惠阳县的党政军人员又从后方跑回来并恢复了各类办事机构。日军进攻时逃离淡水的罗坤大队又回到淡水，并提出要曾生部回坪山。出于顾全抗日大局的需要，惠宝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于12月中旬撤出淡水重返坪山；而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已更名为“区署”，共产党员、区长严尚民及其他工作人员仍留任，只到1935年5月被迫结束。　　　

先是，1938年11月，叶挺为筹集新四军经费、物资到达香港，主持国民党军政的余汉谋想拉拢他，委任他为东江游击指挥。叶挺想利用这一机会，拟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抗日游击大队为核心，建立一支规模较大的、由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力量，并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东南特委，在深圳鸿兴酒家建立了指挥部，以东莞模范壮丁队为基础建立了指挥部警卫连。事为蒋介石知悉，命令余汉谋撤销对叶挺的任命，叶挺不得不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12月下旬，警卫连70余人由何与成、李燮邦率领，编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一中队，同时，香港九龙陶化罐头厂工人18人也到达坪山，编入特务队；1939年春，惠阳地方党组织又从淡水、坑梓等地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自卫队员参加并组成第二中队。至此，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已拥有两个中队、一个特务队共200余人；有轻机枪一挺、重机枪一挺，长短枪120余枝。部队以坪山为基地，全力开辟以坪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方面积极加强部队的政治建设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一方面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发传单、写标语、办夜校、文娱演出、举行节日纪念活动等形式，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日斗争；以抗敌后援会、抗日同志会、抗日妇女会、抗日青年会、抗日儿童团、抗日自卫队等多种开式，把各阶层的群众广泛组织起来，为以后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对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于1939年2月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委，尹林平任书记；稍后又成立了由梁广(中共东南特委书记)、梁鸿钧(由东南特委派来游击总队)、曾生、王作尧、何与成等人组成的东江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由于原先由温淑海给予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没有得到国民党第四战区的承认，广东省委指示部队必须取得新的番号。曾生乘“南洋英荷两属惠侨救乡委员会”回东江调查灾情和慰问抗日部队的机会，陪同他们到博罗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部拜会了司令骆凤翔，由骆凤翔争取给了一个番号：“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1939年5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为“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曾生任大队长，郑晋任副大队长，周伯明任政训员，名义上受第四战区第三游击大队指挥。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也已于一个月前改称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随着部队的发展，还在坪山建立了枪械修理所、医务室、鞋厂、被服厂等军事服务设施。枪械修理所不但能修理枪械，还能生产步枪。廖承志又帮助部队建立了电台。为了加强部队的建设，除调来了懂军事的梁鸿钧外，还调来了在“南方局工作的卢伟良加强部队的领导。　　 

从1939年秋开始，曾生领导的新编大队在葵涌、盐田、沙头角、横岗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与日军作战30余次。这些战斗规模都不大，但充分体现了我军面对强敌敢打敢拼的精神，积累了阻击战、夜间奔袭、伏击敌人等多种战术形式的作战经验，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军民的抗战热忱，使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初步打开了局面，部队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春，新编大队已发展到500多人(加上机关、后勤、宣传等人员达700多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后，广东军政当局也开始对曾生领导的新编大队和王作尧领导的第二大队采取措施：先是限制发展壮大；继而“调虎离山”，要新编大队放弃坪山根据地去增城，再采取拉拢腐蚀、分化瓦解的办法。几招都不奏效之后，国民党当局决定用武力消灭新编大队。　　　

1940年2月，香翰屏命令新编大队到惠州“集训”，以便集中缴械或歼灭，被曾生、周伯明识破。同时，东江军委也作了万一国民党顽军进攻就东移海陆丰的部署。2月底获得确切情报，国民党顽固派已加紧部署，围攻坪山、乌石岩。东江军委于3月1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对队伍进行了整编，作好东移的准备工作。3月8日，正当抗日军民在坪山圩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时，广东国民党当局纠集了第186师凌育旺团、保安第8团两个营及其他地方部队号称3个师的兵力，从龙岗、坑梓、淡水三地合围，其中便衣已接近坪山。9日晚，新编大队在夜色掩护下，顺利突破敌人包围圈，经石井、田心向东突围；王作尧领导的第二大队也于8日晚从乌石岩出发，在观澜圩旁突破封锁线，向淡水方向突围。顽军发现两支队伍都向东突围后，广东当局和第四战区司令部急电各部顽军迅速截击，第四战区保安司令章远飞亲赴海陆丰指挥，新编大队于10日走到吉隆圩以北约5公里时，遇顽军罗坤支队截击，虽然打退了敌人，但部队损失了几十人，还有几十人失去联络。18日，部队到达高潭暂住，22日又北撤到水口地区，23日，第三中队遇袭，除两名“小鬼”外，其余30多人全部被俘。26日，部队进入陆丰县境碣石溪附近的山上隐蔽，但第二中队在突围时失去联系。27日，部队转移到党的基础较好的海丰县石山村休整。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行军和多次战斗，新编大队由500多人减员到100多人。4月中旬，部队整编为1个长枪队，1个手枪队和1个政工队，分别在汕尾、梅陇、公平一带活动，女同志和非战斗人员均暂时疏散。王作尧的第二大队也已减少到70余人，到达海丰县整编后分散隐蔽。5月下旬，曾生与王作尧经海丰县工委书记郑重安排见面，共同商讨重建部队，继续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6月初，曾生接到了梁鸿钧从香港带来的由廖承志转交的中共中央书记处5月8日的电报(简称“五·八”指示)，指出：(一)目前局势既不易整个投降分裂，也不易好转；国民党既保持抗日面目，同时进行反共投降，但地方性的突变随时可能。在此局势下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同时不怕磨擦，才能生存发展；(二)曾(生)、王(作尧)两部仍应回到东、惠、宝地区。

为了贯彻中央的“五·八”指示，曾生与王作尧、梁鸿钧研究确定了回惠东宝地区的具体办法。6月中旬，曾生率领的长枪队60多人与王作尧第二大队的30多人，在鮜门西北四马岭会师，做返回惠东宝的准备工作。7月，部队由王作尧率领，在地方党协助下，回到坪山西南的小三洲，曾生到香港为部队筹款。　　　

曾、王两支部队的命运亦引起了中共广东省委的高度关注。广东省委于6月召开会议，决定由东江特委统一领导东江地区的军事斗争和惠东宝地区党的工作，委派具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林平为书记兼任曾、王两部的政治委员。8月，林平先到三洲村会见了梁鸿钧、王作尧，又专程到香港会见了曾生并同返三洲村。9月中旬，林平、曾生、梁鸿钧、王作尧等在宝安县布吉乡鸡公头山的上下坪村召开了为时5天的会议，会议的主旨是确定抗日游击队今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大家一致认为，部队东移海陆丰是严重错误，曾生主动作了检讨。会议决定抛弃原新编大队“第二大队”的番号，统一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并整编为第三、第五两个大队，曾生任第三大队长，王作尧任第五大队长：会后，第三大队70多人开赴东莞活动，创立以大岭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30多人留在宝安，创建以羊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0月初，第三大队进驻大岭山大环村。曾生赴香港筹款时动员了几十名同志回来，中共大岭山区委也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参加游击队。10月下旬，部队扩编为两个中队、一个短枪队，部队又派干部深入到乡村成立抗日自卫队，大岭山的8个乡都成立了乡级联防自卫队，东移时失散的同志也陆续返回部队。到1941年 5月，曾生部已发展到300多人，加上脱产的抗日自卫队500多人，已经拥有了近900人的武装力量。部队一面发展壮大队伍，建改根据地；一面积极地开展对日武装斗争，其中黄潭之役击毙击伤日军30余人：同时还要抵抗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先后击退了陈禄大队、保安8团第3营对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奔袭。其后陆续进行的三败伪军刘发如的杨西乡之役，百花洞大败日军之役等均有声有色。　　　

1941年10月4日，国民党保安第8团及地方部队3个大队、1个炮连共约1500余人进攻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曾生部则在大王岭至大环一线阻击敌人，连续3天以寡敌众，形成了对峙局面。曾生与梁鸿钧等研究后决定：用小部队在大岭山牵制顽军，主力转出外线作战。因寻找不到战机，从外线打破顽军对大岭山的进攻的计划未能实现，曾生率队开赴惠宝边地区，恢复和发展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时把指挥部设在宝安的上径村。邬强仍率领第三大队的“大华队”和“西征队”留在大岭山继续坚持斗争。大岭山根据地虽然遭到破坏，但部队主力却保存了下来。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曾生按照廖承志转达的周恩来指示，立即投入到挺进港九开展游击战和营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及文化人士的斗争。曾生抽调精干人员近百人组成2个小分队(后组建为港九大队)深入到西贡半岛、新界元朗地区开展对日斗争，并收集到英军撤退时丢弃的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几百支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同时，大营救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　　 

一、梁广、林平按照中央提供的名单，负责在香港寻找、安排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分批秘密成行事宜，曾生在游击区负责接待，安全保障和转送内地；　　 

二、进一步巩固原有的东线沙头角至沿海西线(广九线)两条陆路秘密交通线，开辟第三条深涌湾一塔门一坪洲一沙鱼涌的新海上交通线并成立武装护航队；　　 

三、抽调精干武装组成专职护送队。　　　

1942年元旦，紧张的营救工作开始。第一批被营救人员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各买了一些香蜡纸品扮成香客混出九龙，通过了启德机场附近的几重日军封锁线，在短枪队的护送下，经九龙坳、大环村，乘曾生部的武装船只偷渡大鹏湾到达沙鱼涌，于元月3日到达曾生的暂住地一一坪山石桥坑，然后与曾生一起对以后的营救工作进行安排和分工：连贯到老隆负责惠阳秘密接待站的工作，乔冠华到韶关，负责韶关转桂林的接待工作：曾生回宝安白石龙村游击队总部，负责全面安排及宝安线的接待工作。曾生又在游击队内部作了具体分工：曾生留白石龙负责接待工作，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王作尧负责港九至游击区交通线的警戒和人员护送工作。整个营救工作从1942年元旦开始，至6月底大体结束，先后营救出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600多人，少数国民党高级官员，以及英、美、印(度)籍的国际友人近百人。此外，游击队还护送了港澳的青年学生1000多人赴大后方，上万名港九同胞、侨商、侨眷回到内地。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在离开白石龙前，为曾生题词留念。　　　

1942年3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主持在白石龙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军队和地方党的工作。委员会由林平任主任，曾生、梁鸿钧、王作尧、杨康华、谭天度、黄宇为委员。会议还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任副总队长，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而对外则称曾生、王作尧为正副总队长，以地方人民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总队下辖5个大队。会后曾生率领第三大队重返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在大平一带几次痛击顽军第六纵队杨参仪部之后，旋于6月重返路东，负责港九地区和惠宝边的领导工作。此时，反抗国民党军队的“剿共”己成为武装斗争的焦点，“剿共”指挥官张光琼声称对游击队要坚持“勤剿、穷追、杜绝”的方针，并悬赏购买曾生、王作尧的人头。曾生、王作尧在多次打退顽军优势兵力对羊台山根据地进犯的同时，还先后在东莞的绍基胡、赤岭和宝安的西乡等地伏击日军并取得胜利；而铜锣径伏击战，惠阳大队(白龙石会议成立)以一个大队的兵力击溃数倍于我之敌并毙敌20余人，缴获战马三匹，创造了游击队的“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光荣战例。其中缴获的三匹战马在送给国民党惠淡守备区指挥部时，大队政委谭天度在马背上写上了“曾生游击队缴获的战马”字样。　　　

1943年2月，曾生参加由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香港九龙新界沙头角区乌蛟腾村举行的军事会议。会议期间，收到南方局周恩来发来的电报：一是批准了广东军政委员会成员名单：林平、曾生、王作尧、梁鸿钧、杨康华、罗范群、林锵云为委员；二是批准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领导干部调整名单：总队长曾生，副总队长王作尧，参谋长梁鸿钧，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会议确定了敌后游击战争今后的指导方针：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教育；进一步深入敌后、发展新区、积极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与顽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精兵简政，加强主力部队建设及外围武装建设等等。会后，曾生回到惠宝边，向部队传达了乌蛟腾会议精神，并确定了积极主动地反顽、抗日的军事工作方针：　　　

一、反击顽军的进攻。继元月坝岗坳伏击战歼灭顽军陆如钧1个大队、大小坳阻击战、梧桐山阻击战获胜之后，又在三洲田设伏全歼独立第九旅1个连；澳头镇歼灭了王竹青中队、暗街全歼反共救国军第二大队、平海全歼盐警中队。其后，顽军不得不停止对我惠宝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二、积极主动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在沙井头村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坳下毙日军70多人、陈贵村夜袭全歼伪军一个中队、马鞭岛海上全歼伪海军第四大队，粉碎了日军企图在大亚湾一带建立据点的企图，将从坪(山)、龙(岗)、横(岗)中心区，西到梧桐山，东到大鹏半岛及大亚湾海域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还开辟了稔平半岛游击区。羊台山和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1943年8月23日，新华社通过播发我党发表的两个文件，第一次向外界公布了在广九铁路地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抗击日伪军的消息。同时，中共中央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东纵”)宣布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和就职通电：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纵队下辖7个大队，有人员3500人。194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来关于《建立东江抗日民主政权的原则》的指示，要求在东江地区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建立民主政权。按照中央指示，东江纵队以政治部的名义向全军发出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凡部队所到之处，立即宣布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切不合理旧制度和苛捐杂税，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44年7月1日，路西解放区(含东莞大岭山和宝安羊台山抗日根据地)正式成立行政督导处(谭天度任主任)，下辖9个区：属宝安的4个区，属东莞的5个区，人口约40万。　　 

同月，路东解放区(含惠宝边及港九抗日根据地)参照陕甘宁边区民主政府的模式，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由49名参议员组成的参议会和由9名行政委员组成的路东行政委员会，下辖6个区及一个特别区(港九)，人口约58万。　 

其后，部队陆续向北挺进，先后于6月至7月成立了博罗县民主政府、海丰县民主政府。各地在建立民主政府的同时建立抗日自卫武装，整个东江解放区民众自卫武装力量达到了一万多人，在保卫、建设解放区、支援和配合部队作战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民主政权的陆续建立和根据地的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其中篁村战斗、霄边战斗、黄猄坑战斗、梅塘战斗、平湖车站夜袭战、博西阻击战等均获胜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给东江纵队的嘉勉电中给予了较高评价：“自广州沦陷，迄今6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欧洲反法西斯战场，盟军和苏军节节胜利；在亚洲，日军在太平洋一带与美军的对峙中逐渐失利。日军为了加强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力量，企图以中国大陆作为基地，实施打通从东北到广东、南宁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计划。日军自打通了平汉铁路之后，又于6月攻占了长沙、衡阳。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给广东省临委两次来电，在肯定了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和游击根据地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尽力阻止日军打通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南段的重要性，要求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凡是日军侵占并有久占意图的地区都要开展游击战争。根据中央来电，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土洋村召开军事联席会议(简称土洋会议)，决定：　　 

一、东江纵队要创立罗湖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抗日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之间发展；　　 

二、大力发展武装。到明年上半年，东纵应发展四倍，即由现在的4千人发展到1.6万人；　　 

三、建立纵队一支队一大队编制，东纵建立一个主力团。　　 

根据土洋会议精神，曾生组织了北江先遣队(邹强任队长)挺进北江，于 9月9日夜袭清远，解放了清远县城后继续向北推进，陆续解放了英德、佛冈、翁源、新丰等部分地区，并成立了县一级抗日民主政权一一北江东岸抗日行政委员会，有人口20余万；第三支队以港九大队之独立小队为基础组成第三大队北渡东江，进入罗浮山西南、增江河以东地区并展开一系列战斗，先后解放了博罗全境(除县城)及增城、龙门等部分地区，东江南北两岸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1945年5月，省临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进入罗浮山根据地(临委机关和纵队司令部设在冲虚观，直到抗战结束)。东进的第六、第七支队挺进韩江并打通了东进通道，使惠东和海丰根据地连成了一体，于1945年建立了县一级政权——惠东行政督导处，下辖4个区政府、18个乡政府和3个镇政府，根据地人口 40余万。到1945年6月，东纵已有9个支队、6个独立大队1.1万余人。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同日，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受降命令。11日，曾生发布紧急令，命令东纵各部队立即动员全体军民开赴敌占据点，解除日伪武装，维持治安。15日，朱德总司令给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的命令指出“在广东的日军由你指定广东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16日，广东区党委召开会议，确定惠东宝及港九是东纵收缴日伪武装的主要地区，同时传达了中央关于要准备反内战的指示。曾生按照区党委的决定，率领东江纵队向东江两岸、广九铁路和沿海日伪军据点推进，并以东江纵队司令员的名义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19日，收复广九线重镇常平，歼拒降之伪军21师一部，东莞赤岭伪军45师170人投降；20日，收复深圳，伪宝安县长、第三区区长及县警全部投降；21日，围攻博罗县城并与拒降日军展开激战；22日，收复增城县；23日，收复沙头角。9月，陆续收复海丰、惠阳、稔平半岛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在受降工作中，东纵共受降日军171人，收缴海岸炮4门，野炮一门，重机枪28挺、轻机枪21挺、步枪2385枝、短枪56枝(歼灭日伪军及投降的伪军不计在内)。在抗日战争中，曾生和他领导的游击队先后开创了总面积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的东江、北江、粤东和港九地区抗日根据地，对口伪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投诚3500余人，缴获各类枪枝6500余支，炮25门。东纵先后有2500余名指战员为国捐躯。  

日本投降后，内战迫在眉睫。国民党第63军、65军早在1947年7月日本投降之前就已经向粤北解放区进攻，并且在始兴县外营村屠杀了无辜村民12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外营私惨案”。在粤东南，国民党从滇西等地调来了美式装备的号称“王牌远征军”的新编第1军、第6军及54军、64军共4个军1个师，准备在经香港空运到华东、华北战场之前，先在东江地区歼灭东江纵队。为保存力量，曾生按照中央分散坚持的方针，将1.4万人的部队整编后化整为零，分散到粤北、赣南、湘南、东江两岸等地区活动。曾生仍留在惠宝边坚持斗争，并率部于1945年11月、1946年2月，两次打退了国民党第154师、新l军、新6军对稔平半岛和路西解放区的进攻。　　 

“双十协定”签订、国共双方颁发停战令后，负责调处国共双方冲突的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州。国民党广东行营主任张发奎一方面积极部署攻打广东的中共部队，一方面对第八执行小组矢口否认广东有中共军队。对此，执行小组中共方负责人方方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建议执行小组到东江地区实地调查。因国民党的阻挠和安排假证，执行小组到达东江后无法与东纵接触。　　　

1946年1月31日，新华社发表了华南抗日纵队发言人的谈话，公开揭穿了张发奎的谎言，并指出其目的是“企图掩饰近几个月来大举进攻中共军队及摧残解放区人民的罪行”。香港的《华南报》又先后发表中共广东区委发言人的重要谈话和第八执行小组中共方代表方方在广州对各报记者的谈话，用铁的事实闸明了在广东境内中共武装部队的存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代表叶剑英又郑重地向重庆和广州方面交涉，“要求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并指出“它的领袖是曾生”。3月9日，党中央又安排东纵政委林平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11日在曾家岩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东江纵队的建立、发展和在7年抗日战争中的成绩。中国民主同盟港九支部、被东纵营救过的国际友人、宗教界人士和香港的报纸等，都纷纷发表谈话或撰文，呼吁停止内战，促进和平，并盛赞东纵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和其军事进攻失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广东当局不得不承认东纵的存在和进行淡判，并在重庆与东纵签订了关于东纵北撤的协议。4月2日，广东行营又与第八执行小组就东江停战和东纵北撤问题签署了联合会议决议，决议包含了三项原则、十项决议和附则等内容，如：北撤不得超过3000人、复员人员及家属应保证安全、不受歧视等等。　　 

1946年6月30日，曾生、王作尧等东纵指战员2583人乘美军585、589、1026号登陆舰，由沙鱼涌北撤，于7月5日晨到达山东烟台，受到胶东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及副军长张云逸，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热河军区司令员肖克等，均先后发来慰勉电。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北撤部队“保存华南骨干，提高干部质量”的方针，中共华东局与曾生等经过讨论研究，确定了5条措施：保留东纵名义；战斗部队编为教导团，仍由东江纵队司政机关统率；地方干部、技术人员分别进入党校、卫生、通讯等学校学习；军政干部编成一个队在华东军政大学统一指挥教育。曾生仍保留东江纵队司令员职务并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分管北撤部队的学习及训练。教导团的学员一边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整风、纪律教育，一边学习战斗、战役指挥和五大军事技术并加强训练；参加了莱芜战役迷惑敌人的行动，提高了阵地战土工作业的水平。　　　

按照中央决定，1947年8月l日，由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以北撤部队为骨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在渤海区滨县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务是：瓦解国民党军队中两广籍军官及溶化两广籍解放战士；建立一支有3个师9个团的两广主力部队，成为南下解放两广、解放华南的力量之一；先作为机动部队跟随华东野战军行动，在实战中学习和积累正规战经验；作好将来南下的准备工作。　　　

11月，两广纵队由雷经天率领开赴鲁西南前线，曾生率领接收人员前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区，接收武器和兵员。在河北省河间县，朱德总司令批给了一门山西产一三式山炮，并叮嘱说“要好好学习使用，为建立两广部队炮兵团打好基础”；杨得志司令员拨给两广纵队一个营的两广籍战士和步枪、轻重机枪等武器700多件。曾生到达西北坡时，刘少奇同志针对曾生曾想离队学习提高的思想状况，对他说：“党叫你当两广纵队司令，你就要尽最大努力把两广纵队建设好”，给曾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曾生又到达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副司令员义从鲁南军区调拨了一个新兵团给两广纵队，使曾生深受鼓舞。　　　

1948年2月中旬，曾生率部在鲁西南配合晋野1l纵及冀鲁豫军区独立旅，进行宽大正面的防御战，抗击装备精良的国民党第五军，初步取得了组织指挥运动防御作战的经验。6、7月，曾生又率部与华野1纵、4纵、6纵和特种兵纵队一起参加豫东战役，于金乡阻击国民党第五军第20旅、第96旅；其后又在杞东阻击战、杞县守备战中担任主力，抗击邱清泉兵团的进攻；稍后又奉命急驰睢县，阻击黄百韬兵团经商丘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