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诗美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抒情起，到口语、叙事、修辞止，每一种美学范式都为诗歌发展做出过贡献，但每一种美学在单一行进中都损耗着自身的美学能量。以长诗为例，自海子以抒情推动长诗写作失败之后，近30多年来，中国当代长诗写作又陷入了以修辞勉力推进的困境中。

到目前为止，当代诗歌在每一种美学篱笆内都显出了疲态。因此，探索新的诗歌美学形态，势必成为当代诗歌写作面临的新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闯海歌》的出现就具有了重大的诗学启示。

《海天集》 李少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闯海歌》是当代诗人李少君近年完成的长诗力作，收录进诗人的诗集《海天集》，是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的致敬之作。今年7月13日，《闯海歌》获得“第四届中国长诗奖”。该诗有700多行，8000多字，分十节，分别为：序曲、北京到湛江列车上、椰乡公主号渡海轮、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东西湖边的角落、天涯海角、天涯歌手、翡翠小城通什、重返海口、尾声，并且以诗人创作的歌曲《我是有大海的人》作结。

当我们把全诗的题目连接起来之后，这首长诗的叙事性框架就凸显了出来。这种叙事结构的引入，为个人经验的表达，以及为处理1980年代后期的社会历史动态、民情风俗思潮奠定了基础。抒情主人公“我”正是在这种叙事中登场，在从北京到湛江的列车、椰乡公主号渡海轮、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东西湖边的角落、天涯海角、翡翠小城通什等叙事空间中，以抒情主人公“我”闯海南为主线，以口语展开叙事，从而勾连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特征以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向。同时，整首诗又如题目《闯海歌》暗示的那样，弥漫着“歌”的情调，使全诗氤氲着1980年代的抒情气息，从而把我们带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氛围中。

总之，全诗以抒情、口语、叙事相交融的方式，让历史内质自然地融入到诗歌行进中，成为诗歌推进的内在动力，从而打破了近年来以修辞方式结构长诗的困境，也突破了长诗写作中有叙事性而无叙事结构的碎片化写作。正是由于多种诗歌美学相交融、又以历史内质嵌入其中的大胆尝试，使得这首长诗在行进中显得从容、舒展、大气。

实际上，在近年来中国诗歌的写作中，这种新的美学动向已经隐隐约约地显示出来。80后诗人胡桑、洛盏等诗人都在这方面有过成功的探索。而且胡桑在评论同代诗人郑小琼的文章中也对这种美学形态做过准确敏锐的概括：“每一时代的诗歌总会抵达自己的高地，并在这里完成自己的表达任务。我想，郑小琼的诗不知其所以然地抵达了‘合适’，她掌握了诗歌的一种‘度’，或曰‘平衡’。”类似的观点，80后诗人、诗歌理论批评家丁成也提到过。

不过在我看来，虽然60后、70后诗人在口语、叙事、修辞、抒情等美学形态中做出过杰出的探索，但也在常态和惯性中把每一种美学形态由先锋的锐利带入到常态的美学资源库的同时，也不可避免造成另一个问题，即单一的美学形态在走向艺术极致的同时，也陷入到美学的封闭状态中。80后诗人从登上诗坛起，就面对着多样的诗学范式可供选择，但也面临着前辈诗人在各种诗学和非诗学的争论中树立起来的美学篱笆和僵化、单一的美学割据状态。因此，诗学的融合成为这代人所要面对的挑战。这代人也在这种挑战中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但这代人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短诗上，在长诗写作中却面临着美学融合的空白区。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上出现的，仍然是前辈诗人以单一美学形态来推进长诗写作的现状，比如西川在《万寿》中试图以修辞来处理历史资源时面临的碎片化倾向，比如《歧路行》中试图以抒情来反思个人化历史时陷入的海子式的抒情陷阱中。此外，翟永明、肖开愚等诗人在长诗写作中也面临到类似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中，组诗往往成为最后的无奈的遮羞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少君在这首长诗中把抒情、口语、叙事融合在一起的探索，就具有了积极的意义。这种融合为当代诗歌写作，特别是为当代长诗写作突破困境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当然，真正的先锋探索，在具有开拓精神的同时也必然包含着粗粝的部分。著名文学批评家陈思和先生对先锋文学做过独到的概括：先锋在具有开拓、创新和变革精神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粗粝、不成熟的艺术状态。实际上，艺术最怕完美和精巧——一旦完美起来，也就由先锋进入了常态的惯性阶段，也就潜伏着美学的危机从而进入下一轮的美学变革中。

这首长诗同样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也不期待它完美，我们只期待它为诗歌前进做出有益的尝试），这种不完美典型体现在：这首长诗的语言在历史包容量和结构长诗的技艺上取得突破的同时，也面临着语言的诗意韵味不足的问题。诗人安琪在评论这首长诗的时候也注意到，“《闯海歌》太真、太硬、太写实、太突兀”。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诗人李少君没有语言天赋。安琪在作出如上评论的时候，也是为了从反面衬托出李少君在长诗语言探索中的独特性：“写作《闯海歌》这类诗歌是一种冒险，它必须破除语言的洁癖，有时甚至必须颠覆诗人心目中深深扎根的诗之定义”。从诗人过往的诗歌写作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李少君的语言一贯具有自然、典雅、徐缓的气质。

因此，这首诗的语言风格与之前的极大反差，恰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对自我风格大幅度偏离的语言尝试所具有的“否定辩证法”，包含着诗人的自明、自觉和自信。实际上大破大立正是一个优秀诗人持续前行的重要保证。因此这首长诗中语言风格的突转，对于诗人来说，或许恰恰表明，诗人继续前进的巨大潜力值得我们持续期待。

编辑 陈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