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Ⅰ》 《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Ⅱ》 ［波］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 著 林洪亮 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19年4月出版

我理解爱情不能理解的

希姆博尔斯卡（又译作辛波斯卡）虽然被称为抒情诗人，也享有“诗坛莫扎特”的美誉，但我们从这两本《希姆博尔斯卡诗集》发现，她并不像我们习见的抒情诗人的形象。将她与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或是与现代主义时期的诗人比照，在她身上智性的成分总是占有上风。这从她写下的为数并不太多的以爱情为主题的诗作，可以证明。

从气质上，她不是那种激烈的诗人，毋宁说，她更喜欢追求一种平淡却隽永、清晰却绵长的诗意。她的名诗《一见钟情》——据说催生了基耶洛夫斯基电影三部曲《红蓝白》之《红》的灵感——然而，这首诗本身，与其说是关于爱情，不如说是对于命运的沉思。诗人处理的其实是一个永恒的题目，正如马尔库塞感叹过的：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彻底消除了所谓机遇或命运的社会，比如十字路口的相遇，邂逅或错失等，社会制度再精确的设计也无法避免（见《审美之维》）。诗人在诗里说：一见钟情固然美丽，而“并不肯定”依然美妙。接受这样的现实，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说到底，所有的故事，都只能算是从“中间”开始的，如同一本故事书“总是从半中间打开”。

所以，即便是读她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诗人也时时让我们想起斯宾诺莎的警句：“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希姆博尔斯卡确有一颗富于“同情之理解”的诗哲之心，这使她在看待爱情、婚姻这样的问题上表现出超凡的冷静和高超的智慧。《微笑》一诗写得诙谐、幽默，却毫不肤浅，且颇具戏剧性的张力。《火车站》一诗也是如此，冷静的叙述与想象，体现的是道德的克制、“失乐园”的惆怅，而非人造天堂里的男女私情、情感烈焰。名诗《金婚纪念》则感叹性别模糊，婚姻中神秘感的消退，个性中差异性的一面淹没在相似性中，虽然涉及“金婚”，诗也没有落入对神圣婚姻礼赞之类的窠臼。

《感激》一诗也许更能体现作者宽阔的爱情观，因为这首诗里的第一人称完全可以视为作者自己（有时则不然，见下文）。诗人说：“我理解/爱所不能的理解，/我原谅/爱永远无法原谅的事物。”写的是多么优雅得体，深沉大度！“从初次见面到情书来往/那只是几天或几个星期/绝不会是永恒。”显然诗人绝非不相信爱情，只是她有一个更高的尺度——“永恒”，在永恒面前，实在没有什么是需要计较，是值得计较和放不下的。但诗人并未落入虚无，她仍然相信生活的真实性，相信在爱情之外、在和平相处之中，有着更美妙、更美好的爱情：“我什么也不欠他们的。”

顺便说下，米沃什对希姆博尔斯卡诗歌风格有过一个精确的评论。“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比如《回家》里的男主人公跟作者其实无关，《我离他太近了》里的“我”也未必写她自己，《墓志铭》明确是写自己，但也没有透露多少个人的私人信息，诗里只是简洁地给了自己一个概括：“一个老派的女人”、“未曾加入任何文学派别”，如此而已。希姆博尔斯卡一贯拒绝展示私人性的东西，而宁要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生活里更是如此，她严守个人的隐私），这在诗学上与艾略特主张的“非个人化”暗合，而与我们汉语文学/诗歌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的潮流似乎截然相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值得诗人们思考的。

偶尔，我们有灵魂

和抒发爱情的主题一样，没有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曾沉思有关灵魂的问题。自然，希姆博尔斯卡也不例外。对“灵魂”的沉思，更是经常成为她晚期写作的题目，考虑到“灵魂”（不朽）与“死亡”的密切关系，这样算起来她在诗中讨论的次数则更多。早在《在一颗小星星下》（发表于1972年）一诗里，她就以一种自嘲的语调写道：“灵魂啊，请不要指责我很少谈到你。”

她这种异常谦卑的态度，会使那种对“不朽”自以为具有十足把握的人羞愧。我想，正是在这种并非故意的谦卑里，包含着某种神性。如果我们同意米沃什所言，这是一个“后宗教的时代”，希姆博尔斯卡这样关于灵魂的态度，肯定就更显真实，也更令人信服。在最新的诗作里，还有一首直题为《谈谈灵魂》的诗，可以读到她更为坦直清楚的表述。在她笔下，“灵魂”是那样一种超然的存在，跟我们人的身体有关，跟我们有关，但也更经常地“外出不在”。“这里所谈的灵魂，/没有人能不间断地/或永远地拥有它。”换句话说，无人时刻拥有一颗灵魂。这不是今天尤其普遍的事实吗？这个事实，令人难堪，但诗人以微妙而善意的反讽道来（而且讽喻的对象并不自我排除），故而使人容易接受。对于灵魂，诗最后说：“就像我们需要它，/而我们/对它也有某种需要。”前一句好理解；但为什么说“它也需要我们”呢？这就是我说诗人在灵魂问题上更为真实、也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因为在我们不存在，在我们死后，灵魂是否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是不能被证实、当然也无法被证伪的。希姆博尔斯卡虽成长、生活于一个天主教传统浓厚的国度，但是，无论就其教育背景，还是个人思想的发展而言，或许都倾向于接受无神论、进化论这样一些思想资源，本质上，她是一个更倾向于科学精神、现世价值的现代主义者。

正是由于这样，她在写作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时，同样表现了比较理性、达观的态度。《毫不夸张地谈谈死亡》写于作者创作力旺盛、才情丰沛的时期，不仅典型地代表了诗人的风格，也很好地揭示出作者在死亡问题上的独特意识：

虽然她一再成功，

但也有无数次的失败，

无数次的击不中目标，

以及无数次的再试身手！

……

谁认为死是至尊万能的，

那他本人就足以证明，

死并不是无所不能。

无论是何种生命，

只要生存过一瞬间，

就会有永生的可能。

这首诗，也许会令人想起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名篇《死神，别骄傲》，不过希姆博尔斯卡显然让人觉得更加亲和，而较少多恩诗歌那种高蹈、玄学派风格。在希姆博尔斯卡的诗里，一切都是具体可感的；诗歌的主题，对“瞬间可以永恒”的确信，表达得透明，奇思异想均以生动而实在的细节与意象而呈现，让人不得不叹服其诗才的高明。

编辑 张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