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特第一线 | 陪考村中人

罗洁纯扫了一眼书桌，眉头突然皱起来。

她拿起摆在桌上正前方的高考倒计时牌，快速翻动数字卡片，直到出现“1”和“6”两个数字，再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不是27天，距离高考还有16天。”纠正高考倒计时牌，罗洁纯只用了两三秒钟。

这天是5月23日，距离罗洁纯辞职搬进洞背村，开始陪读妈妈的生活快过去一年了。因为村子在山上，没有市场，罗洁纯差不多每隔两天就下山采购一次，每一次都把汽车后尾箱装填得满满的，再回到山上的出租屋里。再过16天，儿子要奔赴高考，罗洁纯也将完成自己陪读的使命。

高考从来不是一场单枪匹马的战斗。今年夏季，深圳将有4.5万余名考生走进高考考场，这个数字背后是数万个家庭的日夜陪伴。像罗洁纯一样，还有不少陪读家长搬进了那个位处深圳大鹏的小山村，他们陪同孩子一起迎接高考，迎接人生航程中一段新的旅途。

洞背村村民自建的居民楼有不少已出租。

隐藏的“人气”

如果不是因为陪读，很少有家长知道洞背村。

洞背村坐落在深圳市大鹏新区的山上，从市区开车过去需要大约一个小时。搭乘汽车一路朝山上走，沿途可以远眺大海。随着海拔不断升高，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逐渐减少。最终，车子停在了洞背村村口，一条叫“溪坪路”的南北向马路上。

洞背村小区在溪坪路西侧。根据《深圳村落概览》书上记载，这个村子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世居村民是客家民系。

在村口附近，聚集了不少村民自建的居民楼。这些楼房大多五六层高，装修风格各异，没有电梯，当地人习惯把这一带称为新村。

曾婆婆（化名）在新村住了大约20年。5月17日上午，她在家门前散步时说，新村的楼房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建的。在那之前，村民们都住在洞背村北侧的“旧村”，几间传统的瓦房里。

曾婆婆今年70岁，是为数不多一直生活在洞背村的村民，“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她的房屋是一栋三层高的自建楼，因为儿女在市区上班，平时只有她和老伴两人居住。曾婆婆说，洞背村人很少，只有100来个村民，很多都不在家。在家的多是50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旧村”在洞背村北侧，这里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瓦房。

走在村里，四周清幽僻静，路上难见几个行人。只有停在马路两侧的私家车，和挂在居民楼外墙上的“招租”广告牌，宣告着这里隐藏的人气。

曾婆婆说，村里住着很多陪读家长。以前村里没有这么多外地人，自从有了学校之后才慢慢出现，因为有不少学生出来租房子住。

曾婆婆所说的学校是建在溪坪路东侧、洞背村村口的人大附中深圳学校。这是一所寄宿制高中，自2017年秋季正式开学，校区与洞背村小区只有一条马路之隔。

距离学校大门口约50米处有一栋居民楼。用陪读妈妈张钰（化名）的话说，这是村里最抢手的一栋，“都租满了，价钱还不便宜”。

这栋居民楼共有七层。楼下入口处挂着一块白底红字招牌，上面写着“青记洞背山庄人才公寓”和一个招租热线。房东李女士说，这栋楼每层有5套房，户型包含单间、一房一厅和两房一厅，房租在2000元到4000元不等，都能拎包入住。

“所有的房子都已经租出去了，要到6月以后才有空房。”李女士提醒说，看中房子后最好提前交押金预订，现在已经有几套低层的被订，再晚只能住高层了——由于洞背村所有楼房都没有安装电梯，所以越低层的户型往往越受欢迎。

和这栋人才公寓一样，洞背村里有不少居民楼都住着走读学生和陪读家长。与校门口相距约100米的一栋居民楼也租金不菲。住在楼顶的房东李先生说，这栋楼每层一户，每套房子都很大，有100多平米，装修漂亮点的要月租4000多元。三楼的房子可能更贵一些，因为三楼的房是“状元房”。

“三楼现在住的学生是在学校排第一的，在联考中也是第一名。”李先生说，不仅这名学生厉害，之前住在这间房的另一名高三学生也是“学霸”，高考成绩可以上清华北大，现在在香港当医生。

不过，李先生的房子现在都已经被人租住，只有等高考结束后，才有房子空出来。

位于村口的“青记洞背山庄人才公寓”。

“钱花得值得”

42岁的英姐（化名）也是洞背村村民，在村里经营着一间小卖部，这也是村里唯一的小卖部。

5月17日下午1点左右，英姐坐在店门口看手机。一名身穿校服的男孩走进店里，熟练地从冰柜取出一支汽水，转身对英姐说，“我存在这里了。”

英姐默契地回应了一声，在记账本里对应的名字后面写上“-5”。在这个名字下方，还列有好几个姓名。每个名字后面都写有不同的数字。

英姐说，因为学校规定学生不能带手机，一些不太熟悉的学生就会在她这里存几十块钱，每次来买东西时就从账上划扣。另外一些熟悉的学生会先赊账，积累到一定金额了再让妈妈或爸爸来支付。“以前没这么多人走读的话，哪个人住哪里我都知道，后来慢慢人多了，就记不清楚了。”

王翊（化名）原本没想过走读。三年前，王翊考进人大附中深圳学校，刚开学就连续10多天不能回家，“先是入学考试三天，之后就马上去了军训”。

这是王翊第一次离开家独自生活。她还记得，军训时寝室里住了8名女生，有4名都因为想家哭鼻子。“当时我坐在上铺，看到她们拿着班主任的手机哭得特别厉害，一听到妈妈的声音就止不住了。”王翊当时没有哭，但是心里同样煎熬，“也是想家了”。

军训回来后，王翊开始住校。或许是跟同学熟悉了，她不再那么依赖家里。直到上了高三，经历每学期一次的开学考试后，王翊被分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班级，也因此要住进一个完全陌生的宿舍。王翊算了算，这是她上高中以来第5次分配宿舍，也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

“当时那些人都不认识我，这不是最重要的，我更介意的是我不认识那些人，但他们互相认识。”王翊很抵触这样的分配，她没法选择班级，只能向老师申请更换宿舍，所幸调配结果还算令她满意。

高三学生王翊在村里跑步，图中白色建筑是人大附中深圳学校。

媒体资料显示，今年是广东新高考改革落地实施的首年，深圳共有4.5万余名考生参加夏季高考。随着高考临近，高三学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王翊说，每个学期一次的考试变成了每天一次。“昨天考了历史，今天考了数学。下课后一个半小时。用的是其他省份的二模试卷。”

王翊感到焦虑，不仅因为学习压力，也因为班里完全陌生的氛围。她睡不好，也不能好好吃饭，很快就被妈妈察觉。妈妈向她提议，在村里租个房子走读。王翊认为，当时在宿舍还挺好，出来住没有很大必要。“但是妈妈跟我说，高三这一年了，她想多陪陪我。”王翊也就欣然接受了。

去年11月，王翊和妈妈从家里收拾好物品，直奔山上。母女俩从餐厅老板那里打听到一间空房，“马上、立刻就是这家了，没有再去看别的”。房租3400元，一房一厅，在一楼，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隔音。

和王翊的妈妈一样，涂志娥也向儿子提出了走读的建议。在洞背村，不少陪读家长都知道涂志娥的儿子，夸他是“学霸”。但儿子在学校里生活始终令涂志娥放心不下。“孩子说在宿舍睡得不太好，有同学打鼾或者磨牙，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他的眼圈很黑。”涂志娥说，儿子喜欢打游戏，平时一放假就玩。但有段时间，儿子回到家里倒头就睡，连游戏都不玩了。

对于走读的提议，涂志娥的儿子起初没有答应，“他觉得没必要去花这个钱”。但对于儿子的前途来说，涂志娥认为这些钱花得值得。她跟儿子商量，先试两个月，如果发现睡眠没有好转，就把房退了，再回学校宿舍住。

协商就此达成。高三开学一个月后，涂志娥给儿子找到了一间房子，恰好在英姐家楼上。因为要顾及工作和二孩，涂志娥没法经常上山，所以有时候会通过英姐与儿子联系。“走读之后，除去寒假，儿子只回过家两次。”涂志娥说，儿子习惯了独立，现在更愿意一个人在村里学习，比在家安静。

下山采购

洞背村位处半山腰，只有一条公交线路每天往返于山上、山下。村里没有商超和市场，居民要想购买肉菜或日用品，都得开车或到村口的公交站乘车下山，前往几公里外甚至更远的地方采购。

罗洁纯差不多每隔两天就下山采购一次，每一次都把汽车后尾箱装填得满满的，再回到山上的出租屋里。2020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还未结束，眼看儿子马上升高三了，罗洁纯决定让儿子走读。她在洞背村挑了一间房，不到一个月后，自己也辞去了工作，上山开始陪读妈妈的生活。

罗洁纯和儿子住在新村的一栋居民楼里，房子在4楼，两房一厅。5月23日晚上7点多，儿子吃完饭回到学校上晚自习，罗洁纯开始浸泡中药材。这些药材是家人特地为儿子准备的，帮助他增强抵抗力。

柜子上，大包小包的饮料、零食、营养品等食物堆积成山，厨房的地上还放有南瓜、苦瓜、萝卜等蔬菜，冰箱里也塞满了蔬果。这些都是罗洁纯从山下超市采购回来的。

罗洁纯在出租屋里给儿子准备食物。

住在罗洁纯隔壁的张钰也要经常下山采购。自从去年9月搬到洞背村照顾女儿的衣食住行后，她经常和村子里的陪读妈妈结伴，坐车前往山下的盐村或葵涌采购食物，有时候还会到更远的海边市场购买海鲜。

但是，也有让她措手不及的时候。5月23日下午4点多，张钰戴着遮阳帽，急匆匆地在村里穿行，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此时，曾婆婆穿着一身花布衣，戴着一顶客家凉帽，蹲在自家门前的菜园子里，松土，浇水，给藤蔓上新长出的果实套上塑料袋。自从田地变成楼房，曾婆婆只好在家门口搭建一片属于自己的小领地，“想吃什么种些什么，省去下山买菜的麻烦”。

“有葱吗？葱。”张钰停下脚步，站在曾婆婆家门前，踮起脚朝菜园子里望去。

“没有葱。干的葱要不要？”曾婆婆说着一口带客家乡音的普通话，指了指捆绑在棚子上方的干葱。

张钰一脸迷茫。这位来自陕西的陪读妈妈，显然没有听懂曾婆婆的回答。

曾婆婆又努力说了一遍，张钰这才反应过来。她摆了摆手道声谢，转身又去了别的地方。十多分钟后，张钰握着一把韭菜叶回到这里，微笑着给曾婆婆看自己找到的“宝贝”。但她没有过多停留，因为“要赶在女儿放学之前做好烙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