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作家王安忆受邀参加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深圳大学主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执委会会议暨国际比较文学高峰论坛”，并与深圳作家南翔围绕主题“今日中国的小说家”展开对谈。在南翔的主持下，引出王安忆对于中国小说现状、中文系教育与作家培养，以及中国作家现状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叙事是小说的特点、义务和任务

活动中，王安忆笑称：“我的这辈子恐怕就是写小说，因为我干不了其他，大概小说这件事情还能‘苟延残喘’一阵子，够我忙活的了。”

谈及当代小说，王安忆表达了自己对于类型小说的喜爱，“就我个人来讲，推理小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类型小说，它在叙事上值得尊敬的一点，就是有发展的动力。（比如）一个谋杀案的发生，就自然地形成一种巨大的叙事压力，因为人们需要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王安忆称，“类型小说在叙述上确实有格式、有技巧”，但这并不妨碍自己对它的喜爱和存在的意义。“类型小说和严肃小说各司其职，类型小说有自己的功能，严肃小说也有自己的任务”。

在她看来，小说家需要做的根本还是在于叙事，因为“叙事是小说的特点，也是义务和任务”。严肃小说，则常常囿于思想性而主动化解了这种叙事压力，形成一种“空悬念”：“最后其实什么都没发生，例如使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设置来化解悬念，来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升华”。相比于此，类型小说的叙事则显得拥有自己明确的“纪律和规则”。

思想性不应成为小说化解叙事压力的借口

在王安忆看来，今天的严肃小说正在走进一条窄胡同中去，卸掉了叙事的责任，将重点转向思想性。“现在的严肃小说越来越要求作者提供好的思想，但并不容易。小说的任务是要为思想补充养料，或者是让一些感性的、还未成为‘思想’的东西，形成‘存在’。小说家和思想家的任务还是不一样的”。她认为，当代小说家应当在不断开拓形式、深化表达思想、精神价值的同时，不能忽视叙事层面的伦理。

“我觉得这和知识分子化有关系，和太多的小说理论产生也有关系，对小说寄予太多的任务也有关系。”王安忆直言，“严肃小说非常不好写，写得好的也非常少”。她指出，“虚构的东西是最难写的，它需要的条件太多太多，需要太多的才能，需要你的生活，需要你的认识，需要你的耐心，需要你的巧思，还需要你的感情。但是现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面，“虚构小说已经是最少的部分，好看的更少，好看而有价值的几乎是走了，一年里面能够找到一两本看上去非常有错落的、满足的小说几乎是找不着了”。

“回看我们所有的文学题材，那是一两百年的积累，所以你很难期待和你同时代的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小说。从某个点上来讲，我觉得中国当代小说真了不起。”王安忆回顾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00年的约二十年间，中国产生了不少了不起的当代小说，“中国文学有个非常辉煌的时代，而这个时代足够我们去向往了”。

鼓励青年学生：好的作家往往是好奇之人

作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对于中文系教育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王安忆同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中文系不负责培养作家”。但同时她也肯定，专业教育所带来的非常局部的、理性的思考对于写作实则很有帮助。“以前我一天最多能写一万多字，现在我有效率的写成1000字，就已经很满意了。因为我现在将时间都花在了行文上，我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对于介词的使用，因为介词会让行文变得啰嗦”。

当晚，有青年学生向王安忆提出了自己的写作困惑，她表示，希望年轻人在关注自己内心的同时，还要多关注外部世界，保有旺盛的好奇心，这是作家应具备的一种“天赋”。 “我有时和我的学生说，人的内心就像一个‘器’，如果你的器很大的话，哪怕你是写自己，也是大器；你的器很小，哪怕你是写全世界，还是很小器。事情也许和你无关，事情也许和你有关，但是可以关心一下，可以有兴趣一下。我觉得一个作家往往是好奇的人，也许不一定要积极行动，但好奇心肯定是有的。”

活动中，相南翔也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故事，如一部以惠州江边一户疍民为原型写就的小说——《老桂家的鱼》时的来龙去脉。还介绍了自己作品中所关注的历史、非遗传承、生态或环保等主题。南翔表示，好的小说一定不仅仅是书写社会现实和生存状态，还要从具象向抽象过渡。

编辑 刘桂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