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傍晚的高铁站。图/李泽鑫

高铁第一拆，老宅灰飞烟灭

2019年1月30日凌晨五点， 突如其来的噪音挑动着各庄紧张的神经。发动机的轰鸣夹杂着混乱的人声，佐各庄的村民 们从睡梦中惊醒。趁着夜色， 工程队开始对预定的房屋进行定向拆除。身着制服的警察迅速拉起警戒线，用近两米高的铁皮将施工现场围起来。

蒋大娘被突如其来的噪音惊醒，赶紧叫醒老伴梁大爷， 让孙子带上手机，几经波折来到工地。围观、拍照的村民越 来越多，村委有人前来制止， 蒋大娘据理力争——“说拆就拆了，这是历史的见证！”

两个多小时后，蒋大娘将录下的视频分享到朋友圈。彼时还在容城取景的我们，看到 蒋大娘的朋友圈之后，也立马 奔赴拆迁现场。

一路上村子里几乎不见人影，狂风扬起的黄沙让人睁不开眼。不少路段已经被铁皮封死，砖块粉尘在空中弥漫，巨 大的撞击声在现场回荡。

站在一旁的蒋大娘和梁大爷注视着工程车逐渐逼近的履带，目睹着老屋在轰鸣声中变成瓦砾。隔着玻璃，驾驶座上 的司机们面无表情，仿佛早已司空见惯。我们路过一些残砖瓦砾，一只粉色的儿童太阳镜躺在上面，蒙了一层灰。

从空中俯瞰，佐各庄呈南北带状，南北距离不超过2公里，东西延伸约1公里。视线若是再往北一点，可以看到北边空地上热火朝天的景象：挖掘机在轰鸣，一堆堆的泥沙， 高耸的吊塔齐刷刷地立着。被挖开的壕沟，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

这里是雄安设立两年来率先动工的地方，未来将建成亚洲最大的高铁站——雄安站。 占地面积68.37公顷，相当于 96个足球场的占地面积。这意味着，附近佐各庄的村民们将成为雄安高铁站的第一批拆迁户。

拆迁现场。图/方舟

佐各庄村有200多户，约 600口人。199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雄县风云》曾记录了发生在佐各庄一段抗战往 事：1939年冬，冀中27团一部 与日寇在佐各庄、梁神堂展开 激战，近百名革命烈士长眠于 此。为缅抗战历史，村民自 发捐建了佐各庄烈士墓。

梁大爷家住在佐各庄村的北边，门口挂着“光荣军属” 的牌子。梁大爷中等身形，耳朵有点不好使，与人聊天时总是温和地笑看对方。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主席、中央的命令都是通过我这儿传出去的。”讲起当兵的经历，不善言辞的梁大爷变得话多起来。

蒋大娘的大嗓门带着几分自来熟，偶有不如意的地方， 嘴里也会蹦出几句脏话。新区成立时，蒋大娘很激动。之后 在北京颐和园旅游时，还因为自己的雄安户口被人高看而感 到十分骄傲。

高铁站开始动工后，蒋大娘朋友圈的日常变成了正在施工的高铁工地。村子将被拆的事人尽皆知，第一批名单上的 拆迁户已经签了同意书。不知道谁先传开消息：整个村子春节后都将不复存在。蒋大娘说：“没想到我们村是第一个被拆的。”

而让蒋大娘始终放心不下的，还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梁姓是村里的大姓，整个家族都在佐各庄里世代聚居。亲戚们时常互相串门、遇见事情就坐 在一起商量。“他们要是上别处安置，就只有过年才能见一 见了。”说起这些，平时大嗓门的蒋大娘竟有几分泄气。

但两人最舍不得的，还是住了多年的老宅。梁大爷复员后在旧屋的原址上盖了现在的院子，如今住了有20余年。梁大爷感慨道：“在部队时，春节想家，现在倒是在家里，可还是想家。以前是想团聚，现在是舍不得。”

蒋大娘不断念叨着她是如何将院门前的大斜坡填平，又是如何为当时的新房子选装饰和家具。她特地带我们去东厢 屋子，向我们展示她收藏多年的两个花瓶。她打定主意，要是将来搬离老宅，说什么也要带上这两个花瓶。

别了，白洋淀的渔家生活

“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 ……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 这是作家孙犁笔下的白洋淀，也是陈大爷多年的日常生活场景。

五十年前，陈大爷所在的圈头村还是白洋淀南淀中心地带的“孤岛”，与外界的联系天然地被巨大的水域隔断。船成了当地人和外界往来的唯一纽带。听村里老人讲，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条小船，水面上总是热热闹闹。

白洋淀冰面的船家。图/李泽鑫

年轻时，陈大爷在生产队干活，他时常会跟着大队到大淀里打鱼。夏时，穿过一望无际的层层密密的大荷叶，将船摇进密不透风的芦苇荡里，沿着大清河一直走便是天津。陈大爷回忆，那时白洋淀里的水清澈澄净，口渴的时候直接舀水咕嘟咕嘟喝起来。一年在船上呆上7、8个月，等到淀面的寒气变得厚重起来，他们才划船返家。

陈大爷的家就伫立在白洋淀的岸边。 初见陈大爷那天，他正忙着将冰船上的木板卸下来，整齐地堆放在门口。陈大爷身形有些佝偻， 穿着北方冬天最常见的黑色外套，戴着黑色帽子。可能是干完粗活，他脸色有些涨红，喉咙里还微微喘着粗气。

陈大爷今年75岁，他感慨一生经历过三次大改革：土地改革、改革开放、雄安新区。 土地改革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说不上太多深刻的印象。 90年代赶上改革开放，国家号召养鱼，承诺私人无息贷款。 没听从家人的劝阻，陈大爷一 口气借了10万，承包了50亩的水面，成了村里鱼塘第一人。

白洋淀的水边人家。图/李泽鑫

“承包鱼塘这块你们算是问对人了，他在我们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陈大爷被儿媳妇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只是笑着，小心翼翼地将纸烟卷起来，点燃，眯着眼睛，深吸了一口。

当时陈大爷是生产队里打鱼的一把好手，打到的鱼固定卖给大队，一年到头收入不过 2、3千块钱。承包鱼塘之后， 陈大爷的年收入翻了10倍，一 年可以赚上2、3万块钱。尝到 了承包鱼塘的甜头，在十年的承包期到期后，他跟大队里续了二十年的合约。

早年间，陈大爷家住村子里边，离鱼塘有二三里地。为了养鱼方便，陈大爷干脆在鱼塘中央的小沙丘上盖了两间小屋。小屋不大，但床铺、厨房餐具一应俱全。门前一块小空 地，芦苇临水而立。夜里照看鱼塘的时候，陈大爷常常划着小船去开鱼塘的增氧机，天亮才入眠。

陈大爷眺望鱼塘木屋。图/李安琪

旱路通了之后，村里的游客开始多了起来。许多游客喜欢在鱼塘垂钓，陈大爷一家又率先于2015年做起垂钓生意。 来钓鱼的人络绎不绝，塘里的鱼供不应求，陈大爷只得从别 处买来鱼苗供给游客。家里的收入渐从盈余逐渐从2、3万增长到10多万。

2015年，新家小洋房建在了鱼塘边上，院墙与鱼塘仅一米之遥。客厅里摆着大理石桌子，地砖明亮，室内角落放着中式瓷器和装裱起来的欧式画作，餐桌边的橱柜满是各式模样的洋酒。从客厅里透过落地窗，还能看到一望无垠的白洋淀。

然而新区来临后，陈大爷50多年的渔民生涯戛然而止。 去年8月，上面通知要求10月 31日之前清空鱼塘。尽管陈大爷的三十年鱼塘合约还有两年才到期，但他的鱼塘赫然在列于拆迁名单上。

“县里也给我们开会了， 你同意也得同意，你不同意也 得同意。”陈大爷说罢将还未抽完的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陈大爷后来打听到，鱼塘关闭是因为养鱼给白洋淀造成污染，新区要整治污染源。他始终想不明白：90年代国家号召养鱼是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养鱼怎么反而污染环境了？

陈大爷一直盯着墙面，后来又喃喃，仿佛安慰自己：“ 改革有得利的肯定有损失的， 谁赶上倒霉谁就不高兴，只能嘴上说维护大局。”末了，他又纠结一会儿，“不过也得理解政府。”

“禁渔令”下达后，让他心疼的是，塘里2018年初投放的近2万多尾鱼苗，中秋正好是渔获时节，但塘里的鱼还没来得及捞上来，“政府下令水库放水，大淀的水位一升，塘里的鱼都跑了。”

鱼塘清空后，鱼塘木屋也面临被拆的命运。陈大爷只能在家呆着，“我什么也干不了 了，我这个年纪谁还要我？”

落日余晖，北方鞋都近黄昏

踏上三台镇的那一刻，我们立刻感受到这个镇子独特的氛围。破碎的水泥路面和黄土夯实的乡道交错，农民自建的 低层楼房错落排列，家家户户甚至连镇政府内都使用着北方农村原始的旱厕。

但跟其他乡镇萧条的景象不同，三台镇上喧嚣热闹，人群熙熙攘攘，喇叭声与叫卖声交替入耳，三轮车随意摆放。 沿着三台镇唯一的主街道走下去，我们来到贾星的鞋厂。

三十岁的贾星正坐在办公室里，穿着潮牌的新款外套， 脚蹬着一双价格不菲的“椰子鞋”，头发有些稀疏，说起话来有时会羞涩地摸摸脑袋。他正在发愁怎么用微薄盈利结算工人一年的工资，妻子在一旁唠叨着：今年的收入实在不尽如人意……

三台镇。图/方舟

贾星的鞋厂规模不算大，自建的厂房一眼便可以望尽。 贾星是三台镇典型的第三代创业者，从家里人手里接过鞋厂 重担，本以为能有一番作为。 但新区的建立，扰乱了贾星的蓝图规划，也撬动了整个三台镇的产业链。

贾星回忆，2017年新区政令颁布前后，三台镇大大小小的检查忽然变得频繁起来。三天两头就有不同级别的领导反复到访，原本就狭窄的乡道上塞满了领导的车。

“再规范的生产也顶不住这样的检查啊，天天都来检查，你说谁能没点小问题呢？”贾星语气中有些不满。

2018年7月21日，安新县环保突出问题约谈整改工作暨行业整治动员大会上发布了《规范制鞋业一般工业固废管理办 法》。会上副县长孙立坤宣读 《安新县制鞋行业依法依规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高强度、高密度的检查之下，一部分无牌照的小作坊首当其冲，纷纷关停倒闭。其余能够继续营业的企业，也要办 齐数十个证件，在政府的严格规定下生产。一部分鞋厂因为受不了这样繁琐的流程，主动选择关门，另一部分倒闭的厂 子则无法负担越来越高的成本走向破产。

贾星的鞋厂从这次整改风波中生存下来，但他也为此投 入了许多“成本”。贾星向我们展示了在整改期间他被要求安装的一系列环保装置：活性炭、紫外线灯、过滤机器等。 这些装置的增加是生产成本倍增的原因之一。

以往的几十年中，鞋厂的生产废料都被工人随意丢弃掩埋在荒地里，而现在这些意味着高额的处理费，工人还需要 废料送往统一的收集地点。贾星指着一堆鞋材的下脚料说：“办一个要证三万，扔一年废料，这都是突然多出来成本，太难了。”

贾星走出车间，摸了摸脑袋，叹了口气说：“这个都不算啥，最要命的是雾霾天的时候我们整条街就都被断电了， 大家都得停工，没有产出还得白养着工人，这个亏损太厉害 了。”    曾同为鞋厂老板，王超是贾星的发小，但他眼前的境况 比起贾星而言，似乎更加艰难 一些。

2017年6月，他处理了鞋厂的各项欠款，打发了数百名工人，一个人坐在人去楼空的厂房里抽了几支烟。然后，王超叫门房的大爷早早回家，自己像平常下班一样，锁上大门。 此后就一直赋闲在家，再也没有打开过工厂的大门。

王超完全不像一个“失意的中年男人”，皮鞋擦得油光锃亮，皮夹克与牛仔裤都颇为新潮，梳着用发胶精心打理的大背头，说起话来眼角上扬， 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政府说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新区容不下我们干这个。”他掐灭烟头，自嘲似地一笑。新区来得突然，新的生活几乎一夜之间冲破了王超过去赖以生存的一切，而他还没来得及告别，就必须学会接受。

三台镇空荡的街道。图/方舟

过去，三台镇曾经是安新县制鞋行业的主要集中地，形成规模庞大工序完善的制鞋产业集群，号称“北方鞋都”。

从1978年至今，三台镇现有1000余家制鞋企业和2000余家鞋材企业，生产线多达1000 条，年生产各类运动休闲鞋超过5亿双，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 15万人的就业。

但未来，显然这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新区的发展方向，逐渐被取代是三台镇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贾星鞋厂的大院门口有一尊数十米高的五印浮图塔，这是安新县遗留下来的唯一的明朝文物，每天有人来焚香祈祷。 五印浮图塔的影子和贾星的影子重叠在一起，被夕阳拉得很长。伫立了近千年的塔，静默地注视着朝代更迭，如今也见证着三台镇的兴衰成败。

编辑 林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