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麻风村里，康复者们耗尽自己的一生，和麻风病作着持久的斗争。这些在二三十年甚至更早之前，已经在医学上被定义为康复者但没有离开村子的人，不仅要一生忍受疾病带来的后遗症，还要默默忍受着麻风病和常年居住在麻风村带来的自卑和无尽孤独。

麻风可治，自卑难医

“别拍我啦，你去拍梁伯唱歌，我不好看，别拍我。”冬至这一天，玲珑康复村来了将近十个志愿者，阿好开心地与他们聊天。一看到摄像机对着自己，阿好一边摆手拒绝，一边把身子挪过来，脸朝向屋子里，不愿意面对镜头。

在阿好患上麻风病的那个年代，麻风是大家口中“大风吹来的魔鬼”。十三岁就因病进麻风村，加上因为不会劳作在村子里缺衣少食，她比大多数女性康复者看起来要瘦小。康复后的阿好身上却留下了旁人一看就知道是麻风病的痕迹：双手手指弯曲，呈爪形指状。除此之外，她外貌上与普通人无异。

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外表特征，二十九岁就已经治好病的阿好仍被旁人视为麻风患者，失去了即将结婚的爱人。她的弟弟通过隐瞒姐姐的病史才娶到老婆，而妹妹选择了远嫁他乡。想到这些，阿好越来越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治好了。“和我这样的人做亲戚不是很好。”阿好说着低下头，拨弄了几下已经花白的头发。

摄像机还在各个康复者的房间之中游走着，阿好把双手扣在了一起，使劲拉扯着，似乎在试图把弯曲的手指掰直。发现这样无补于事，她默默放下了双手。“阿好不跟我们拍照吗？”不知道谁问了一句。阿好没回应，站了起来搬着板凳回到了屋里，关上了门。

“由于经历过外界对麻风病的歧视和排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有自卑心理。”广东麻风防治协会理事兼汉达康福协会秘书长陈志强说。为此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在2012年把“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为麻风病残疾者进行躯体、心理及社会康复，为他们回归社会创造条件”作为麻风病防治的策略与措施写进《广东省麻风病防治规划（2011-2020年）》中。

通过动员社会资源对康复者进行心理康复，是汉达康复协会的工作宗旨之一。“去年汉达带我们去参观了汽车公司，那个楼很高啊！”广州新沙康复村的郭祥水用手指着对岸的山头说。像这种通过促进康复者与社会的沟通，减轻并竭力消除麻风歧视的社会心理康复活动，汉达每年都会举办很多次。

“但很多康复者还是觉得自己的一生是没有价值的，认为自己患麻风病拖累了社会拖累了家人，对自己是一个比较消极的看法。”冯洁珍对这个问题也表示很无奈，在多年的康复工作中，他们发现康复者的心理问题很难有衡量标准。“由于康复者一生都是在这种价值观中度过的，所以改变他们也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

四十五年过去了，廖美玲仍对没能把抚养孩子长大的事情耿耿于怀。“我连自己的小孩都养不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用？”廖美玲说到自己的儿子，情绪激动，眼泪溢出了眼眶。

廖美玲患病后在韶西麻风村治疗了四、五年后，在七十年代初终于拿到了出院证，回到了家中。但是邻居还是不相信她已经痊愈，有人喊她“麻风婆”，对她指指点点，远远看到她就绕路走。“我带了儿子六个月，婆婆就不给我带了，她说我有麻风病。”廖美玲说。从那以后，婆婆带着孩子吃睡，一刻都不让她和孩子接近。

不能尽一个母亲的职责，廖美玲只好拼命做农活挣钱养家来弥补自己心里对孩子的愧疚。但她怎么也没想到，没日没夜的操劳导致了病痛卷土重来，孩子十六岁那年，麻风病复发的廖美玲又回到了韶西麻风村。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出去过。在村中终日以泪洗面，哭了几十年，双眼看不见了。

外面下雨了，一阵冷风吹进来，廖美玲空荡荡左裤腿随风飘着。她手和脚指头的萎缩越来越严重，双手呈严重爪状，右脚脚趾已经完全畸形，走路也成了问题。她用双手比划着自己身体的缺陷，嘴里念叨着：“像我们这种残废的，走到哪都搞不到吃的，回去有什么用？上天保佑我儿子家庭幸福就好了，我老了没用了也就无所谓了。”

“麻风治得好，山上不长草。”韶西康复村的谢七斤打趣道。

日复一日的孤独

下了公交，步行三公里，沿着夹山的路往里走40分钟，穿过大片桃林，韶西康复村的大门映入眼帘。门头上面赫然挂着三个字：桃花源。再往里走到尽头，是一排排的平房，与背后的高山比起来，显得渺小而孤独。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一个自给自足，人人自得其乐的理想社会。而眼前的桃花源，是居住着15位康复者的韶西麻风康复村。韶西康复村始建于1957年，当时政府看中了这里偏僻的位置，组织原住民搬迁出去，让麻风病患者进村集中隔离治疗。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韶西康复村的环境和康复者人数都有很大的变化。如今，生活在韶西康复村里的康复者们在这大山里，慢慢老去。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丫……”这一天是元宵节，早上七点半不到，何伟房间传出来的歌声响彻整个村子。和往常一样，他拿起麦克风，看着电视屏幕上的歌词唱了起来。“这个老何天天放歌，来来去去都那几首。”谢七斤皱起了眉头抱怨。

53岁的何伟是这个村子最年轻的康复者，没有妻儿的他独自一人在这里生活。

唱罢，他从屋后的柜子里搬出来了一沓《故事会》。“我喜欢看里面的小故事，无聊的时候就爱翻看它们，每一本我都已经看过好多遍了。”那叠《故事会》被何伟按期码得整整齐齐，最新的日期标着2016年。经过反复地翻阅，每一本《故事会》的边角都出现了折皱和缺口。

除了偶尔到地里劳作，何伟每天靠着唱歌和看《故事会》这两个项目消遣时间。

看到门外来了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在看书的何伟右手微微攥紧了些，身体不自觉晃了一下，腼腆地笑了笑。“你们回去能不能帮我买一点这个寄过来？我想要16年之后的。我给你钱，之前的我都有，看过好多遍了……”何伟拿着书的手指搓着书页，抬起头问。在这里，何伟找不到可以帮他买《故事会》的人。

1986年后,我国麻风病防治政策由以隔离防治为主改变为以社会防治为主，留在麻风院村休养人员渐渐减少。在2001年4月婚姻法修改删除了关于患麻风病禁止结婚的相关条例之前，我国的麻风病患者是不被允许结婚的，这导致了现在还在麻风村生活的康复者大多没有婚配和后代。老龄化严重、缺少亲人陪伴、加上麻风村大多远离人群聚集地等因素，大多数康复者常年与孤独作伴。

下午，何伟接到了一个来自家工作营志愿者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志愿者在仔细地叮嘱何伟要注意身体，何伟却调皮地捏着嗓子，用尖细的语调逗对方笑，还不断地变换着手上的动作，仿佛电话那头的人能看到他此时在做什么。“你们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呀？”挂电话前，何伟的声调变了回来，快速地问了对方一句。“我们有空就来看你们。”得到了回答，何伟挂了电话，脚步轻快地走回了屋子里。

晚上十点，雨下了一天没有停，整个村里屋子的灯都熄了，只有走廊的灯还亮着。穿堂而过的山风夹着雨水乱飘，村子里非常湿冷。走廊尽头，何伟戴着眼镜裹着大衣，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翻着那本边页已经烂掉的《故事会》。

每年春节前后，是志愿者探访韶西康复村最密集的时期。元宵节过去了，随着最后两位志愿者的离开，村子里又变得静悄悄的。不知道要到哪个节假日，才能等来下一批看望他们的志愿者。

距韶西康复村386公里外的开平市玲珑康复村，也同样静悄悄的。

这一天，大学生志愿者为每一户老人送上咸汤圆，热热闹闹了一上午。下午三点，为了赶上火车，志愿者匆匆离开。老人们回到了各自的屋里，院子里变得悄然无声。

翻看完今天拍的照片，康复者张恩源满意地拿着相机回到自己的屋里。他从枕头底下找出已经存满照片的几张SD卡，试图把今天拍到的几位“大学生”和以前拍的照片里的“大学生”对上号。张恩源忘记了这些“大学生”其实已经毕业好几年，可是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32G的、8G的、4G的，张恩源小心翼翼地把SD卡从三层纸巾的包裹中拆出来。没有志愿者来的时候，张恩源就喜欢把照片翻出来一张一张反反复复地欣赏。他会从中挑选出一些照片，攒到一定数量就拿去镇上冲洗。“这些照片我会洗出来，下次再来的时候就给他们。我传递给他，他传递给别人，那就更多的人知道玲珑了。我就希望自己这样做能让大家多点来看我们，我们也就不那么孤单了。”张恩源的相机是好多年前一个香港的记者送给他的，平日里只要有人来或者有人带他外出，他就喜欢拿着相机拍照。“这些照片重复的我也不删的，内存满了就再买一张。没人的时候我就喜欢一遍遍地看看这些照片，多开心呐。”张恩源指着照片说。

张恩源继续摆弄着他的相机，翻到一张他在台上唱歌的照片，笑了笑。“这张照片是好几年前在泗安医院举办康复者联谊活动的时候拍的。我上台唱《友谊之光》，这边上是洲叔，他是红卫医院的。”说着张恩源情不自禁唱起了这首歌。

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今日别离共你双双两握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天且要暂别/他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说有万里山/隔阻两地遥/不需见面/心中也知晓/友谊改不了......

编辑 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