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之于诗歌的意义

《打破风格》

［美］海伦·文德勒著李博婷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0年4月版

当一个诗人写作了一定的时间和年头之后，如果他或者她不是一个平庸无奇的泛泛之辈的话，他总要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艺术世界，其中包括：主题的偏好（透露了诗人对世界的关注和追问），形式的选取（也许并非有意为之），惯用词（透露了诗人对语言和事物的偏好），韵律（也可被称为音乐性或者节奏感。在现代汉语诗歌中内隐成为一种语气语调，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上述这些东西被坚持了很久并不断加强，那么这个诗人就很可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属于他自身的、独有的样貌（虽然可能是一种假象）即我们所说的风格。风格作为一张被诸多因素织就的毯子，有着各自独特的花纹和图案，从而让一位艺术家区别于另外一位艺术家而凸显出来，在此种意义上，风格就像是诗人的身份证明，呈现出了他们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一点我们从视觉艺术和音乐作品当中会看得更加直观和明显。比方说，梵高和高更虽然处于同一时代并有过友谊的交集，但是二者在艺术风格上却完全不同，以至于了解他们的读者只消看一眼便能分出哪幅是梵高，哪幅是高更的画。同样的，谙熟古典音乐的人，也会一耳朵听出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区别，即使只是他们的练习曲。

但当风格作为一种诗人的签名或者类似于一位婴儿出生时所留的足印那样变成了一种稳定不变的东西时，它一方面成为了这位诗人的身份证明，但是与此，风格这一样态也似乎正在从笼罩在艺术家周身的光晕，变为了一层遮蔽他光芒的白雾，而令他们生厌、恼火，因此，风格从一种塑造他们的物质，变为一种消减他们创造力的熵值，成为他们极力想要打破的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艺术家而言，风格已经成为一个褒贬意味同时存在的名词性评价和道德判断。而且作为一种逐渐培养和呈现其存在的旧东西，风格已经很可能让他作呕、厌烦，就像一个要减肥的人对于自己发胖肉体的厌倦。

自然如同阿什贝利所言：“在艺术里，所有变化都是为了谋求更好，因为它表明艺术家还未去屈从于那种无所不在、想使其原地不动的诱惑，它还表明艺术家的活力正在释放信号，虽然这活力常常遭受威胁”变得更好，就像紧箍咒一样紧锁着探索者的肉身，让他们想要打破牢笼，逃出生天。

文德勒的这部小书，薄薄的百页有余，包含了她对于打破风格（the breaking of style）进行研究而选取的三个风格显著的诗人：霍普金斯、希尼、格雷厄姆。我想文德勒之所以选择这三位诗人当然是她对于他们的偏爱导致，同时也因为他们三人分别代表了三个文德勒想要论说的风格三个微观层面：即韵律、语法、分行。这三个角度和方面在文德勒看来具有代表性意义。

霍普金斯的跳韵是从声音也就是韵律角度来对自己进行的breaking；而希尼则是从语法层面进行的打破，文德勒重点谈了希尼对于词性的打破和实验。最后，以乔丽·格雷厄姆为对象，文德勒分析了诗行对于风格的重要性。她详细分析了格雷厄姆几首长诗中的句子拉长效果和分行所带来的诗歌转向。这三个角度对于汉语诗歌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启发意义。

对于风格打破的动机，文德勒在前言中也给出了理由，她说：“风格的改变不光由审美动机决定。至少道德原因也是像审美原因那样经常催生形式的打破……这种道德承认一旦做出，写作如想保有其真实就必须创造出一种新风格来迎合它、体现它。不耐烦的拒绝，理想化的热情接纳，以及痛苦的承认都是动机，都驱使着诗人挣扎努力，用永恒的新身体替代旧躯壳。”道德转向、情感转向等动机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对于打破风格的渴望很可能是成熟艺术家的普遍焦虑。纵然在现实的写作实践层面，艺术家对于风格的打破具有偶发性和间断性，因为一首诗中很可能包含着诸多层面对于已有模式的突破，这其中，不间断地思考和实践对于风格的最终转化起到了双管齐下的结果。风格的变化并不一定是刻意为之，很可能是在一种缓慢而不自知的状态下进行和完成的，大张旗鼓地宣布我要打破我的旧有风格了，恐怕不一定能够真的达到，正如文德勒所说的，风格打破可能只在一时或者一首诗中，这是一种临时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要借助于风格改变的微观层面：这一层面反映了诸如上面所说的这种在审美感知、情感样态和道德立场上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诗人写作的技术性细节中。相随与宏观层面的泛泛而谈，微观层面的技术细节更是一个诗人对技艺坚持探索的反应，因此对于微观层面的分析让这种风格的打破这件事实变得更为具体和可感，并有实操性。

因此在全书的三章中，文德勒就是从微观层面来透析上面提到的三个诗人样本的。可以说，文德勒所用的方法是一种总分法，亦即先提出一个风格打破的总体论点，然后用三个诗人的写作实践中的微观层面的一个横切面来论说自己的观念。接下来的三章，文德勒就彰显了自己作为诗人外科医生的本领来对她所选取的三个样本进行了逐一分解和呈现。

文德勒是诗歌美学专家，她对于诗歌美学的玩味有一种虔敬的东西在，这让她的解剖显得必要、诚恳和可信。在文德勒看来，格律、语法和分行这样的元素都是表达诗人感知、审美和道德的重要信号。从而文德勒将这三者作用之下进行的风格的打破看成是一种诗人的良性道德选择。文德勒倾心于分析霍普金斯在韵律方面的探索，希尼在语法方面的探索，还有格雷厄姆在分行方面的探索。纵使这些选择只是文德勒的偏好，但是对于从事诗歌写作并长期思考如何突破自身的诗人来说，这些实践性的选择无论在汉语诗歌的范畴内是否足够有效（譬如霍普金斯和韵律打破几乎不太适用于汉语语境。）都对于诗人在这三方面的自觉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至少对我而言，是将这一问题从私下运作提到了前台。

“每首诗作的成功都贯注了凝练的智识和想象。对于任何在乎和尊重这一点的人来说，看到如此强烈（即使只是自发）的劳动极少被人感知、评论、欣赏和理解，都会感到痛心。”出于这种痛心，文德勒写作了这部笔力不凡、相当老道的书。在惊叹文德勒的认真和卓越的努力的同时，我也期望汉语诗歌的批评家们能够拥有此种赤诚之心、勇气和能力来追赶上诗人们如今不停探索的步伐。从而让批评和写作实践相互滋养，不停较量，从而促成汉语诗歌的新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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