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云楼一楼展示的“崇宁元年砖”。 西江日报记者 赖小琴 摄

“太宋国砖”。西江日报记者 赖小琴 摄

蜿蜒于闹市中的肇庆古城墙，始建于宋皇祐年间（1049—1054年），历经千年风雨仍屹立，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为数不多、广东仅有的城周基本完整的宋代砖城墙，是我国古代岭南城防的杰出典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城墙多次修缮，相继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刻有铭文、吉祥图案的城砖，年代从宋至民国，展示了大量的修葺历史信息，因此古城墙也被誉为“砖的博物馆”。这些城砖，仿佛是一把把钥匙，不仅能揭开城墙修葺史，也反映出北宋时期肇庆的重要政治地位。

“太宋国砖”：确定城墙姓“宋”的重要物证

对于古城墙的砖，肇庆市博物馆已退休馆长冯咏浩再熟悉不过。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城墙的首次修葺，即由他主持。他发现的“太宋国”铭文城砖，是确定城墙始建于宋代的重要实物证据。

冯咏浩回忆，1989年1月24日傍晚，在肇庆古城墙最高处、重建仿宋披云楼的工地上，建筑工人收工后，他习惯性地在工地巡视一周，在披云楼东侧约30米的残城墙上，见到一块特别的、体量较大的薄青砖。“我急忙走近，隐隐感觉上面刻有铭文，连忙用手擦去尘土，露出3个随意刻画在砖坯上的铭文‘太宋国’。我兴奋极了，赶紧挖出收藏好。回到家，我连晚饭都顾不上吃，马上翻阅字典，知道‘太’即‘大’的意思，‘太宋国’即‘大宋国’。我们多年为肇庆古城墙定‘姓’，这回终于找到有确切宋代身份的物证了。”

12月24日，在朝天门两侧，冯咏浩抚摸着城墙上较薄的一些青砖，介绍道：“这就是宋朝城砖，规格和‘太宋国砖’类似，城墙上随处可见，但基本都是没有铭文图案的光身砖。”这些砖间杂着较厚一点的砖则是明朝城砖。

冯咏浩说：“文物考证更重要的是要以出土或发现的实物，尤其是文物有文字记载为准确的鉴定。‘太宋国砖’是有绝对铭文年份为依据的宋代青砖。它的规格是36×18×6厘米，与宋《营造法式》的建筑青砖的近似值比例相同，正好符合文字记载的宋城砖规格，亦与古城墙同类青砖平均值规格相符。这足以证明，肇庆古城墙是货真价实的宋代砖城墙，它姓‘宋’。

”肇庆学院退休教授陈大同认为，宋代的碑刻记年尊宋者一般称圣宋、皇宋、大宋甚至巨宋，不冠“国”。冠“国”者为与金、辽、西夏邻近或其旗号曾经出现。如《大宋国怀州河内县利仁乡担掌村重修尧圣庙记》，立于绍圣二年。“太宋国”是针对侬智高反军旗号“大南国”而发，表明用在侬军过境后不久。他说：“这也说明，当时的群众具有国家民族意识，也就是有爱国主义情怀。”

“崇宁元年砖”：改写了城墙包砖史

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肇庆古城墙始建于宋皇祐五年（1053年），初为土城，宋政和三年即1113年郡守郑敦义将其扩建为砖城。朝天门左侧石碑介绍的城墙包砖时间仍是1113年。而距其约10米处新设置的古城墙介绍牌，介绍拓建为砖城的时间则是宋崇宁元年（1102年），早了11年。这一改变，源于“崇宁元年砖”的发现。

2015年8月，我市对古城墙3处墙体进行抢修时，在西门处发现一段宋代城墙，并收集出60多件刻有铭文的城砖，“崇宁元年砖”便夹在其中。它的出现，让肇庆文博工作者十分惊喜，认为“它不仅将城墙包砖时间推前了11年，也再一次佐证了古城墙是宋城墙的身份。”

在披云楼一楼，记者看到，简单的介绍牌显示：“崇宁元年十一月二日造”铭文砖，通长36.5厘米，宽17.5厘米，厚7厘米，中间有裂缝。

陈大同认为，“造”是制陶坯的术语，西汉元狩二年八月大司空督造未央宫万岁殿的陶制件时已刻，东汉的陶制件也惯刻，“崇宁元年砖”上的“造”应该是依式作记，与如今所说的“打砖”“制坯”概念不同，“而是那一年用了这些砖去修葺城墙。”

也有文博工作者认为，“崇宁元年砖”因抢修才被偶然发现，而城墙包砖拓建工程在当时并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也有可能在未来，我们会发现其它证据，从而将城墙包砖时间再往前推。”

铭文印证城墙重要地位

与“崇宁元年砖”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多种刻有铭文和图案的城砖。铭文包括了“高要县”“康州泷水县”“定村立”“康州”“五十”“冼三”等等，携带出城砖产地、制砖工匠等信息，部分还有几何、吉祥图案，其中一块侧面刻有“奉圣旨善”，正面刻着一只象征吉祥如意的白鹳。

陈大同认为，“奉圣旨善”是将诏书的指令泛化、扩大化的说法，而诏书是就重大军国要事发布的，这说明城墙的修筑得到了高度重视。部分城砖铭文展现出的书法艺术水平极高，特别是“康州泷水县砖”，正面楷体端庄稳重，说明当时修葺城墙的砖大部分是官造砖，造砖水平、砖的质量非常高。

朝廷拨重金修肇庆城墙

陈大同对城墙修筑经费进行了研究，发现肇庆的志书并没有总数记载。但《宋会要辑稿·方域九·肇庆府》中提到：“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十八日康州（今德庆）上奏，据该州籍、任封州知州致仕的伍士堦等状，肇庆府原系“道君皇帝即位推恩，展拓城壁，朝廷降钱二十四万贯。”

陈大同认为，二十四万贯是不菲的数目。康州也因为是宋高宗的“潛藩”而升格为府，“应副建双门座，以揭府牌，量修城壁等”，请求支度牒四十道，而只获批三十道。度牒是发给僧道出家的凭证，起源于唐代，持有者可免丁役和税负，宋代官府出售度牒以供军政费用。据赵彦卫《云梦漫纱》第四、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记载，北宋末年度牒波动价每道二三十贯至一百贯。即使值一百贯，三十道也就是三千贯，与二十四万贯相差悬殊。

而且，熙宁元年（1068年）4月和7月，广南东路（今广东）转运使王靖分两次申请广州修筑城池之用的度牒，各只批下五百道，熙宁九年该司修完城壕，拨钱也不过五万贯。到宣和七年，宋朝内外交困，财政危机凸显。陈大同认为，上溯到政和八年（1118年）年间，二十四万贯之数能否全部兑现存在疑问，但“绍兴元年康州仍然将此作为事由，显然二十四万贯已有所兑现，即使只兑现一部分，也已经很可观，可见肇庆城墙的修建不简单。”

针对府城保护与复兴，陈大同认为，已收集的城砖能够辩认的有记时、州县名、人名、数目、号码、用途等词语，有些也标示了工具、方式、方法等，其显示的信息和意涵足以作为指引进行寻绎，应与有关文献记载互照，从而对北宋中期肇庆城池建设的过程、策划、实施等进行全面考究。

编辑 刘桂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