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拉偏架

赵匡胤能与李世民并称为“唐宗宋祖”，本事自然是不小的。在中国封建王朝几百个帝王当中，他的综合评价也确实可以位居前列。

再优秀的人物，都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宋太祖赵匡胤当然也不例外。他的毛病之一，就是喜欢拉偏架。

《续资治通鉴》第三卷载，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马仁瑀经常私下向负责科考的知贡举薛居正打招呼，薛居正表面答应其实却不买账。考榜贴出，那些向马仁瑀请托的考生自然榜上无名。登科的进士们参加闻喜宴的时候，马仁瑀借酒意带着请托的士子去谩骂薛居正。御史中丞刘温叟为此弹劾马仁瑀，但宋太祖曲意宽容。

书中接着提到另一位龙捷左厢都指挥使王继勋。这人是皇后的同母弟弟，骄横得紧，尤其喜欢仗势欺人。马仁瑀也不是好惹的主，二人互相争执时，马仁瑀动辄撸起袖子要打王继勋。王继勋体力上不是对手，不敢与他硬碰。刚好二人接受诏令要在郊外参加比武演习，他们都想乘机暗算对方，悄悄安排了人手和棍棒等武器。此事传到宋太祖那里，宋太祖立即下令取消比武。随后，将马仁瑀外放为密州防御使，对王继勋则不加追究。

部属违规插手干预重大考试，还借机在重大活动上闹事，身为领导的宋太祖居然不当回事。两名手下不讲武德，按理说都有过错，但因为其中一人是皇亲国戚，宋太祖便不追究其责任。可见，他这人原则性不强，尤其难过“亲情关”。

同一卷记载，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李处耘被任命为淄州刺史，独断专行，和老将慕容延钊不和，二人相互上奏议论对方。宋太祖赦免了慕容延钊的过失，只处罚了李处耘。该卷写到慕容延钊去世时，说“帝雅与延钊善，党兄事之，及即位，犹呼为兄”。就是说，宋太祖和慕容延钊一向关系很好，把他当作大哥，即使当上了皇帝，依然以兄长相称。原来如此。李处耘不知天高地厚，敢与老大的老哥们斗，不吃哑巴亏才怪。

由此看来，宋太祖虽然总体英明，但优亲厚友的事情也没少干。若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他这个“一把手”，也不算很称职。

当然，宋太祖那个时候是“家天下”，谁也不会觉得他的做法有什么挺大的不妥（最多认为是“小节”问题）。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他爱咋整就整，别人也没资格说三道四。大家都是打工的，老板都无所谓的事，你又何必穷操心闲操心瞎操心。真要是玩垮了，吃亏的也是他老板家，其他人换个东家继续打工便是了。

“家天下”的时代，处理问题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标准。老板的意思就是标准，今天他可以这样说，明天心情变了，又可以换个说法。朝令夕改寻常事，徇私袒护之类更不在话下。谁要是讨论“权大还是法大”，在那个时代就是个笑话，人家不把你当作穿越过来的外星人看才怪。虽然，也有些贤明之士“制度意识”较强，非得依照成文的规定办事不可（比如汉代张释之、唐代魏征等人），但他们毕竟是少数，是另类，远远代表不了主流。

读史是为了鉴今。用现代眼光来看宋太祖，如此处理问题，显然有欠妥当。当领导的人，第一要务就是做到公正。领导是手握分粥权力的人。一行人外出野炊，做了一锅粥，在食物有限的情况下，让什么人来给大家分配非常重要。只有把勺子交给一个行事公道的人手上，大家才不会吃亏。他可以不懂得煮粥，他不需要多大或多小的饭量，他的外貌、出身等等也与分粥的权力无关，他只需要一颗公心。怀着这颗公心，他便能在最大的限度上让大家满意，也因此获得大家的信任。

现代社会的领导者如果在公权力面前放纵私心，践踏公平正义，首先将给自己带来危险。多少弊病源于人的私心。一个人不敬畏权力，便可能从随便开“后门”，任意变通规则之类的小事开始破规破纪破法，久之，便可能不习惯监督，恣意妄为，与权力设置的初衷渐行渐远，最后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看看很多落马的官员，他们回首自己的足迹，留下了多少悔恨？对说话“管用”的人来说，只有在权力面前不任性，才能确保自己一路平安。而安全行使权力，最需要做到的就是心底无私，坦荡待人处事，始终让公权姓“公”。

怀着私心行使公权力，还将失去他人信任，带坏社会风气。一个官员贪了多少钱，外人未必看得清楚，但他处事公正不公正，人们还是可以看到的。不讲原则，不碰硬、和稀泥、重人情、拉偏架，最终得罪的是多数人。这种人，做事随心所欲，不按规则出牌，谁敢轻易相信他？这种人，因为身在台上，无形中便起了标杆作用，若是大家效仿其作风，社会风气不乱套才怪。

《论语》有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掌勺”者要时时记得自己的责任，否则，一不小心，没把粥分好，影响的可不是一餐饭的问题。

编辑 刘悦凌 审读 陈庆 二审 关越 三审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