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湾连内外，深圳如何驶入亚太视野？APEC中国年下的深圳海上门户前世今生

2025年12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高官会在深圳市举行，这是我国担任2026年APEC东道主主办的首场活动，拉开了APEC“中国年”序幕。

明年11月18日至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在深圳召开，这座城市由此站在新一轮亚太合作进程的聚光灯下。

“凡西洋船，由此出入。”——在明万历九年（1581）刊印的《苍梧总督军门志》附海图上，这八个字写在如今的南头寨前海水域一带，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标注出深圳在亚太贸易、交流中的身份：西来的船只，从这里进入内陆。

几个世纪之后，APEC 把“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定为中国年主题，并提出三项优先领域：开放、创新、合作，本质上勾勒的是同一幅图景——中国以深圳为重要窗口，同亚太各经济体一道商量规则、共谋发展。

我们不妨沿着南头古城、前海湾、赤湾、蛇口一路看去——一湾连着内河与外洋，也连着中国同亚太的来往；在今天的导航上，它只是一条普通的线路，而在老海图和地方志里，它几乎把所有驶向珠江口的船，都串在了一起。

一、南头城：Cantam的“第一块陆地”

南头半岛，向南伸入海湾，像一只插入海中的锚，东临深圳湾，西接珠江口，南面正对伶仃洋。半岛靠内陆的一处缓坡上，密集街巷之间，就是拥有近 1700 年郡县变迁史的南头古城。

古城南侧、紧邻深南大道的空地上，一座东晋遗址博物馆正在建设，将把这段“粤东首府、港澳源头”的城市起点，更系统地呈现出来。

走进城门，石板路迅速收紧，两侧是翻新的骑楼、小吃铺和贴着“新安古城”字样的商户招牌。往上几步就是旧县署的位置，新安县城当年的衙门，就在这块不大的坡地上，在县志和历史地图里被反复提到。

南头古城

深圳历史地理研究者刘秉仁，在其微信公众号“库克船长日记”的《Cantam：第一次看见广州的世界地图》一文中提到：在1529年里贝罗世界地图上，珠江口一带被标成Cantam，这是广义上广州的旧称；而Cantam最先出现的一块大陆，并不是今天的广州城，而是珠江口东岸伸出来的这块半岛——南头。南头城，成了外人视野里“广州”的第一道轮廓。

这段曾被压在角落里的历史，在今天回望时才格外明显。

从海上来的人，把这块半岛当作“入口”；从陆地走来的人，则把这里当作向海张望的最后一块高地。后来英国人画珠江口海图时，又给它加了一个直白的英文名字——Castle-Land，城之地。刘秉仁在解读达尔林普尔海图时注意到：南头半岛被用粗笔标出，旁边写着这个词，“城”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脚下这圈城墙。

站在南头古城的城墙上向外望去，一侧是修缮后的古街古巷和衙署遗址，另一侧是正在崛起的前海片区，高楼、码头和跨海通道层层铺开，古城与新城在同一片海湾相对而立。

历史上的南头，是郡县治所和海防要地，县署、协台衙门、军门水师都曾在此设官行使职能；今天，经过近年保护活化，这里从昔日县城、海防重镇，转型为集历史遗址、文化创意、城市生活于一体的城市创意街区，并成为深圳首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职能在变，从郡城、县治到大湾区文化地标，但它始终面向同一片海湾、同一条出海水道。

二、前海湾：“乌白二石”消失了，航道还在

南头下来，车沿着前海湾的边缘往南。路名从深南大道变成梦海大道，左手边是前海嘉里中心，右手边则是一整片已经被填平的“南头海”。

要想知道这里从前是什么模样，还得翻地方志。

刘秉仁在《历史上有多少船航经前海》一文中，引用《新安县志》的记载：“南头海在南头一里，海中乌、白二石，对峙中流。”他后来按着经纬度去现场找，说那块曾经在海中央的石头，如今已经被填在陆上，大致在前海嘉里附近；乌白二石的名字还留在地名里，却再也看不到石头本身。

如今，前海湾沿岸，乌白二石当年的海面早已被围填成陆地，附近是一片写字楼、公园和滨海步道。靠近这里的“前海石公园”里，晨跑的人在橡胶跑道上绕圈，推婴儿车的家长坐在木栈道旁聊天，远处塔吊转得缓慢。你很难想象，这一带曾经是浪头正拍的湾心暗礁，两块石头在水面下露出一截，对着驶进航道的船只“瞪眼”。

乌白二石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浪漫。对于刚从伶仃洋压进来的帆船，它们是天然的航路标——水深不够、吃水过深的船只稍有疏忽就可能在这里搁浅；顺利绕过去，才真正驶入相对平稳的内湾水域。

再往外一点，明万历九年刊印的《苍梧总督军门志》所附海图，在南头前海一带旁加上的那句备注——“凡西洋船，由此出入”，则从当时军政视角强调了这片海口的战略角色：自西洋而来的洋船，要经由这里进出珠江口，上溯广州。刘秉仁在专文中认为，这张图对研究深圳历史“极为重要”，因为它用非常口语化的八个字，把一个地方点明为面向大洋的“门口”。

换一个视角看，同一片水域，也被西方水师用一套更加“技术化”的方式标记过。

十八世纪后期，英国航海家达尔林普尔多次进入珠江口，测水深、绘海岛。在他后来刊行的《中国海岸部分及其邻近岛屿图》等海图中，伶仃洋一带的主航道首次被系统呈现：哪些水道大致有五六寻（英寻，1.828⽶）左右的水深适合通行，哪些浅滩需要避让，大铲湾、西乡外海和赤湾附近也被标注为可以停靠大船的水域。

这样的数字，后来被收入《印度航海指南》一类的水道志里，成为英商船队进出珠江口的重要“技术依据”；而对于今天的深圳来说，它们还留下了另一层信息：

在“特区”这两个字出现之前，这里早就是被反复描画、反复测量的海湾节点。

而今的前海充斥着——跨境电商、国际仲裁论坛、跨境数据试点……这些词汇与乌白二石、达尔林普尔海图上的那一串水深数字，看上去毫不相干，却指向同一个事实：

从货物、银两和水深，到数据、规则和碳排放，亚太之间的往来，总要有一条可以被指认出来的路径。

三、蛇口—赤湾：港口、航道与制度试验

继续往东行，车就到了蛇口渔港。

和周围的高层住宅、写字楼相比，渔港是一个尺度完全不同的空间：港池不大，紧挨着一条弧形的岸线，岸边铺着粗糙的石板，防护栏上挂着橙色救生圈。渔船一排排挤在一起，船身刷着蓝绿油漆，船头绑着浮球和旧轮胎。

海风带着明显的腥味和柴油味。这里是深圳唯一的国家级渔港，近几年正在做升级改造，要“实现渔港生产性功能升级，延续蛇口渔港城市发展文化文脉，打造都市休闲渔港”。

但只要在港池边停留一会儿，你会意识到，这个“升级改造”的底板，并不是一块空地，而是一条已经被历史重压过无数次的岸线。

蛇口人的记忆里，一个被不断讲起的情节发生在1978年12月26日——袁庚乘坐“海燕8号”快艇，从香港招商局中环码头出发，在蛇口公社水产码头靠岸。